中國網: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中國網兩會特別報道。扶貧工作事關全局,中國的扶貧工作也為世界的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經濟新常態為中國的扶貧事業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今後扶貧工作的重點又是什麼呢?中國網的記者就此專訪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范小建。
范主任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中國網《中國訪談》的專訪,請問今年您有沒有帶來哪些提案?提案又主要關注哪些內容呢?
范小建:我關注的主要還是面對新常態扶貧工作應該怎麼辦?因為還有六年的時間,就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了,總書記多次講過,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特別是要看貧困的老鄉。在新常態的情況下,扶貧工作應該怎麼辦?所謂的新常態,我理解就是一種宏觀上的狀態,增長速度包括財政會逐步從高速變為中高速,同時要轉方式、調結構,壓縮淘汰一部分過剩的甚至是落後的産能,實現可持續的發展。這個過程中肯定會涉及到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同時和扶貧工作的關係也是非常密切的,對於扶貧工作也提出了一個挑戰。
我的一個總想法,就是從扶貧工作的角度,從宏觀上來講,是不是應該把縮小發展差距、降低基尼系數作為一個重要的目標。我們既要關注發展的速度,又要關注發展的不平衡;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更要搞好政府的宏觀調控。在這個大前提下,實現片區攻堅和精準扶貧相結合,扶貧開發和生態建設相結合,外部支援和自力更生相結合。
同時,我覺得我們的扶貧工作一定要有底線的思維。什麼叫底線的思維呢?就是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的時候,有哪些問題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我們一定要把它梳理出來,集中力量堅持雪中送炭,不搞錦上添花,也不要去片面的追求所謂的“同步”,這一點也很重要。
中國網: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的問題,其實新常態也為我國的扶貧工作提出了更多新要求。人民政協始終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主要渠道,對於如何加強民主建設,完善政治協商您有怎樣的建議呢?
范小建:去年年底中央出臺了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意見,明確了協商民主的渠道,對協商的內容、方式、程式都做出了相關的規定。政協應該説是協商民主的一個重要渠道,我覺得新一屆的政協領導在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做了很多努力,很多創新。從我自己的角度來講,感覺比較強烈的就是比較頻繁的雙週協商會,再有是獨立的界別活動,形式很靈活,便於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我自己還是希望能夠更多的聽取來自基層的意見,應該鼓勵反映和聽取不同的聲音,只有這樣才能夠更多的了解實際情況,而了解實情又是我們提出正確意見的一個根據和源泉。説到這個問題,有時候我經常想到過去毛主席講過的一段話,就是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如果我們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正,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説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説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主席那時候還舉過李鼎銘先生的例子,就是説“精兵簡政”這條意見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納了。主席講,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我想搞好社會主義的協商民主,它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使我們這個事業,使我們的國家,使我們的黨真正興旺發達起來。
中國網:其實也就是以人為本,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我們知道從2014年開始,國家就將每年的10月17日設立為扶貧日,這也引導全社會共同來關注扶貧問題,您認為政府和社會組織應該如何運用好這個平臺,引導人們關愛貧困人口,參與扶貧工作呢?
范小建:“10·17”是國際消除貧困日,過去多年來每年這一天我國政府都要舉辦國際減貧論壇,闡述中國政府的立場,總結和交流經驗,回應國際社會的關切。去年,國家又把這一天確定為“國家扶貧日”,這一方面是彰顯了黨和政府對扶貧工作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説明扶貧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會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任務。那麼把這一天作為國家的扶貧日,在每年的這一天舉辦一系列的相關活動,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平臺,一方面可以擴大宣傳,使人們深化對於扶貧問題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是弘揚中華民族扶貧濟困的優良傳統和風尚,營造一種更好的輿論氛圍,動員鼓勵更多的企業、社會力量參與扶貧開發。
當然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我很希望通過這個活動的開展能夠在社會扶貧的政策上有一些新的突破。因為我所接觸到的一些企業家,他們對於扶貧公益事業都是很熱心的,都很想做一些事情,他們特別希望能夠直接面對扶貧對象,減少中間環節,我看過一些他們做得是很好的,如果説對於這種做法也能夠在政策上給予支援,比如説給予免稅的待遇,我想一定會有更多的企業家參加進來。
中國網:扶貧工作其實事關全局,您也多次提到了中國的扶貧成果為世界的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隨著新的貧困標準的確定,我國的貧困人數其實有了進一步的上升,今後扶貧工作的重點在哪些方面?
范小建:中國的減貧成就是世界矚目的,用世界銀行的話來講,過去三十年全球減貧成效的70%來自中國,應該説中國對世界的減貧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取得這個巨大成就的基礎上,2011年我國政府就大幅度的提高了國家的扶貧標準,把原來的1196元提高到了2300元,提高了92%,扶貧對象的規模也從過去的2600多萬擴大到了1億2200多萬,這個幅度確實非常大。這一年又召開了中央的扶貧工作會議,黨中央、國務院又頒發了2011到2020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這個綱要裏面就明確了新時期的扶貧工作要把連片特困地區作為扶貧攻堅的主戰場。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明確扶貧開發要把連片特困地區作為重點。當然,在2013年的時候,也就是説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中辦國辦又聯合出臺了25號文件,進一步明確扶貧工作要創新機制,精準扶貧,而且還結合著片區規劃的落實提出了十個方面的重點工作,我想這都是對綱要精神的一個延伸。
這段時間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要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所以,我理解,扶貧工作是不是以連片特困地區為重點,以精準扶貧為核心。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范小建
中國網: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我們知道目前各方都在熱議“一帶一路”規劃,國內處在“一帶一路”的規劃上的省份有很多處於西北和西南地區,這些地區多為貧困不發達地區,您認為“一帶一路”規劃會為這些不發達地區的貧困人口帶來哪些變化呢?
范小建:“一帶一路”倡議規劃的實施確實涉及到我國的西北西南的一些欠發達的省區,這個規劃的重點主要是在基礎設施和産業發展方面,這些項目的實施肯定會給這些欠發達的省區帶來更多的投資機會、發展機會、就業機會,我想它也是對進一步促進西部大開發政策和連片特困地區扶貧攻堅規劃的實施是有幫助的。
中國網:中央工作會議提出了扶貧工作應該防止平均數掩蓋大多數、要實現精準扶貧,您認為在精準扶貧方面需要解決的難點有哪些?
范小建:平均數掩蓋大多數”確實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多年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有大幅度提高,特別是農村的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增長幅度高於城市,從2009年以後城鄉收入比是從3.33比1減少到了2.92比1,應該説這個趨勢是非常好的。但是收入的基尼系數還是很高,去年年底是0.469。基尼系數和減貧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基尼系數越大,增長對於減貧的帶動作用就越小,所以,就越要關注專項的減貧工作,越要強調扶貧的精準。扶貧工作是一直非常強調瞄準的,因為你要真扶貧、扶真貧,就必須要瞄準貧困人口。從總體上來講,把連片特困地區作為重點是瞄準,重點縣是瞄準,重點村是瞄準,幫扶到戶更是瞄準,我們現在強調比較多的是到村到戶、精準扶貧,精準扶貧應該説是對於瞄準的一個更高的要求。精準扶貧至少要涉及到精準的識別,精準的幫扶和精準的脫貧,我覺得這些環節做好了都不容易,有很多的問題需要研究,但是關鍵是要大膽地去探索。
中國網:其實像您所説的精準的環節後面涉及很多複雜的環節和工作還需要探索中完成,您認為目前地方扶貧工作還存在哪些問題呢?
范小建:地方扶貧工作最主要的還是一個認識的問題,因為過去多年來,特別是在普遍貧困的情況下,增長對於減貧的帶動作用是比較明顯的,所以,有一些領導同志也就形成了一種認識或者説有一种經驗的看法,你只要抓了發展,也就是抓了減貧了。似乎,減貧就是發展的題中應有之意了。因此,他就緊緊圍繞著GDP做文章,甚至我們的考核工作也始終是把GDP放在最主要的位置。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隨著發展的差距越來越大,增長對於減貧的帶動作用就不那麼明顯了,就像我們在很多西部地方所看到的,城市可能建得很漂亮,但你離開城市走出去,走向農村,可能要不了十里八里就會感覺到變化不大,甚至是面貌依舊,這就説明形勢發展了,我們對減貧和發展之間的關係要有一個新的認識,要把專項的減貧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時,也就提出了要完善我們的考核工作,不能夠僅僅圍繞著GDP,要把減貧和增收作為我們考核工作的重點。
中國網:像您所説的,其實發展並不意味著減貧工作可以更好的進行,二者需要兼顧起來。您曾經多次提到扶貧是造血,應該建立貧困縣的退出機制,然而針對部分貧困縣爭搶貧困帽子的現象,您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范小建:我覺得這裡面恐怕主要的還是一個導向的問題,因為加大對於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發展的扶植力度,這是中央的一個重大戰略方針,這個戰略方針是一定要落實好,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像重點縣的政策,它就是落實重大戰略方針的一個重要的舉措,多年的實踐證明重點縣的政策是對的和有效的,對於落實這個方針是發揮了非常積極的效果的,但是確實在重點縣的管理上還是不夠完善,特別是在考核啊、約束啊、退出啊這些方面正向的激勵辦法還不是太多,再加上現在思想作風方面的問題,一些重點縣的負責同志不是抓住中央支援的這個機遇,凝心聚力、艱苦奮鬥、加快發展,而是一味地等靠要,甚至還在那兒帶著貧困的帽子“炫富”,所以,群眾對於這種現象是非常的反感,作為我這個做扶貧工作的同志來講對此是很氣憤的,我覺得這種做法完全是把中央的“好經”給念歪了。
去年以來,中組部、國務院扶貧辦聯合製定了改進重點縣考核辦法的意見,扭轉了片面強調GDP的傾向,把考核的重點放在減貧和農民增收上。同時,去年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又出臺了一個建立約束機制的意見,加強對於扶貧資金的監管,不準搞樓堂館所,我覺得這些意見制度的出臺都是管理制度上一個很大的進步,如果説下一步我們能夠再把退出的機制也健全起來,並且認真地抓好落實的話,我想這個問題會逐步得到解決。
但是我在這兒想特別強調一點,就是這些問題的解決和黨風廉政建設是密切相關的,如果説“四風”的問題得不到根本的遏制,如果説不能夠真正的樹立起正確的政績觀,那麼這些群眾所反映強烈的問題,即便一時有所收斂,但是一段時間以後可能還會以其他的形式又表現出來。所以,對於這一點我覺得是不能夠掉以輕心,是應該特別強調的。
中國網:所以説“四風”建設其實算是治本。
范小建:對。
中國網:我們也知道國家出臺了眾多的關於扶貧工作的文件,包括《國務院關於促進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國家貧困地區兒童發展規劃》以及《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等,這裡面也多次提到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您認為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推廣有怎樣的意義?在扶貧的過程中政府直接提供服務,以及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這兩者應該如何更好的結合在一起呢?
范小建:我覺得政府向社會組織、社會力量購買服務,這是扶貧工作思路上的一個重要的創新。因為在現在的市場環境條件下,政府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而政府的工作也要考慮一個行政成本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政府的優勢在於組織推動,而有些社會組織的優勢可能恰恰在於精細化的運作,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兩方面的優勢都很好的結合起來,那麼我想肯定是能夠獲得一個雙贏的效果。而且我覺得這兩者相結合在政策上的空間也是很大的,現在的關鍵是要真正下決心簡政放權,切實地走出第一步。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范小建
中國網:簡政放權,其實國家很多大政策和我們的扶貧政策都是密切相關的,您如何看待聯合國發佈的界定貧困人口的新指數即“多維貧困指數”,該指數與1997年開始使用的“人類貧困指數”相比,它最大的改進在哪?是否客觀?
范小建:“多維貧困”作為認識貧困問題的一種方法,對於我們豐富對於貧困問題的認識,指導工作都是有幫助的,特別是我們2011年所出臺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所確定的“兩不愁、三保障”的目標實際上是就是一個多維的目標。“兩不愁、三保障”這個目標是這樣表述的,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貧困地區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的增長幅度要高於全國平均水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主要領域的指標要接近全國平均水準,要扭轉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做了這樣長的一段表述,主要就是想抓住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來集中力量加以推進。
當然,我們現在還是把收入貧困作為扶貧工作的一個基本的考核指標,因為這種辦法比較簡單明瞭,也便於為各方面所接受,所以,目前我們主要還是這樣做。我們國家的扶貧工作,現在正處在一個由解決絕對貧困向緩解相對貧困過渡的這樣一個歷史時期,還有很多的問題是需要研究的,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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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王瑞芳/ 主持人 佟靜 /攝像 王一辰 /攝影 楊佳 /技術 周珊珊/策劃 王振紅 王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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