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2年3月12日
嘉賓：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委社會工委書記宋貴倫
簡介：北京在社區管理方面形成了社區居委會、社區黨組織、社區服務站三架馬車三位一體的管理格局，在社會組織管理方面形成了樞紐型社會組織的管理體系，在社會隊伍方面形成了專業化和職業化的格局，有一支專業化和職業化的隊伍。[視頻下載] [訪談實錄] [返回視頻]

 

 

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3月5日在北京開幕，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委社會工委書記宋貴倫接受了中國網的專訪。

中國網：宋代表您好！北京的社會建設是走在了全國的前列，那您簡單給我們介紹一下，北京的社會建設主要取得的成效有哪些？

宋貴倫：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社會建設工作，多年來都有許多重要的舉措。遠的不説，就從近四年多來，幾乎每年都有一個重大的舉措出來。今年我黨將要召開十八大，北京的社會工委、社會辦是十七大之後成立的，馬上要滿五年，2007年市委市政府報請中央批准成立了市委的社會工委、社會辦，2008年召開了社會建設大會，出臺了“1+4”的文件，2009年召開志願者大會，出臺了加強改進志願者的意見，把奧運志願服務變成長效機制。2010年市委市政府召開了社會服務管理創新的推進大會，對社會服務管理創新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去年，北京市委又超過了十屆九次全會，專門研究了一個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全面推進社會建設的意見。去年年底12月初，北京市政府出臺了我國第一個“十二五”的社會建設的規劃。五年來，每年有一個重大的舉措，從體制機制體系政策上，都是以市委市政府的層面來推出的，大力度的推進社會建設。

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視下，北京社會建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我簡單概括一下這個成效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抓頂層設計。從體制、機制、政策上來研究推進北京的社會建設。

第二，抓綜合協調。整合市委市政府、區委區政府包括社會上方方面面的力量，形成齊抓共管，全面推進社會建設的整體合力。

第三，抓基層基礎工作，夯實基層基礎，從基礎上把基層的、基礎的和基本的問題解決，四年來解決了大量具體的問題。

首先從第一個層面來説，叫做上抓頂層設計，經過將近四年的努力，出臺了一系列的文件，我們叫“1+4+X”，一系列配套的文件，形成了一個政策體系框架。從工作體系來説，去年市委全會和市政府規劃提出了北京的社會建設要抓六個體系，或者我們概括成“五個更加，一個全覆蓋”，社會服務更加完善，社會管理更加科學，社會動員更加廣泛，社會環境更加文明，社會關係更加和諧，社會領域黨建全覆蓋。實際上把社會建設歸納了六個體系，社會服務、社會管理、社會動員、社會環境、社會關係和社會領域黨建。再一個從頂層設計來説，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經形成了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加黨委社會工委和政府社會辦這麼一個領導體制。這個體制從市裏面到各區縣都已經形成了，這是北京的特色，專門有部門來管，黨委有部門管，政府有部門管。社會工委和社會辦明確了是市委市政府的牽頭部門和綜合協調部門。所以這幾條工作體系，政策體系、工作的體制在北京已經形成。

如果稍微展開一點，北京在社區管理方面形成了社區居委會、社區黨組織、社區服務站三架馬車三位一體的管理格局，在社會組織管理方面形成了樞紐型社會組織的管理體系，在社會隊伍方面形成了專業化和職業化的格局，有一支專業化和職業化的隊伍。在志願者工作方面，形成了重大志願服務活動、經常性志願活動和應對突發事件的志願活動這麼一套體系，我們不久前已經對志願服務的實名登記建立起來了。從社會公共服務來講，設立了社會建設的專項資金，初步建立了購買社會組織服務的機制，已經實行了兩年。從社會領域黨建來説，各個街道、各個鄉鎮都成立了社工黨委，形成了區域化黨建的格局。從社會組織黨建來説，我們在樞紐型組織裏面有一個“三加一”的機制，建立黨建工作委員會，建立聯合黨組織，設立具體的工作部門，建立例會制度，社會組織黨建基本實現了全覆蓋。非公經濟黨建，規模以上全部建立黨組織，規模以下我們在全市的1249座商務樓宇裏面全部建立了黨建工作站和社會服務站、工青婦的工作站，叫做五站合一，覆蓋了6.9萬的非公經濟組織，82萬多人在裏面就業，有4.3萬黨員在裏面，非公經濟組織黨建也實現了全覆蓋。北京這一系列的體制、機制和模式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個方面抓綜合協調，特別是通過市區層面的社區建設領導小組。北京市一級的領導小組由市委市政府的41個部門成員單位來抓綜合協調，整合這個平臺上，大家一起來做事情。這個領導小組辦公室，我們有八個成員單位，包括組織部、發改委、財政局、民政局、人力社保局、社會工委、社會辦和團市委。我們經常來研究重大的事情，形成了合力，有一個機制。對區縣我們有一套協調的機制，對社會組織我們有一個樞紐型組織的協調機制。我們還在九個高校加上北京社科院已經建立了十個社會建設的研究基地，分專題在清華、人民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首都師範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北京城市學院、北方交大、北京社科院等等，建立了十個研究基地，把北京的關於社會建設研究的力量整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協調的平臺。所以，現在已經初步形成了一個把黨委部門、政府部門、社會力量形成一個新的協調的機制平臺，這是第二個方面。

第三個方面是解決突出問題，夯實基層基礎。比如説，我們用了兩年的時間，已經把社區的辦公用房和服務用房，能達到350平米的現在已經有2025個社區，2008年的時候，只有450個社區具備350平米的辦公條件，現在達到了2025個。我們計劃今年爭取下半年，至少到明年，是2772個社區全部達標。那麼，市區政府層面上，一共投資60個億，從根本上解決社區辦公用房和服務用房的問題。比如説，我們在社區工作者隊伍方面，2009年和2010年我們面向高校選聘了5000名大學生到社區工作。最近兩年，各區縣又面向社會招聘了大量的大專以上學歷的工作人員，到目前為止近三萬的社區工作者中，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佔到了70%以上，原來只佔26%。目前社區黨委和社區居委會正在換屆，我們預計換屆完了以後，社區工作者能夠達到大專以上的，可能能夠達到80%左右，目前平均年齡是41歲，所以一支專業化和職業化的隊伍已經形成。2008年和2010年兩次給社區工作者提高了待遇，最近我們準備再次增加績效工資，等於兩年一次了，2008年一次、2010年一次、2012年一次，市政府明確提出來，社區工作者今後的待遇要參照本區縣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的標準，叫做同步同幅增長。所以，市委市政府在這方面不斷提高社工待遇是堅定不移的，要把這支隊伍打造成專業化和職業化的隊伍。

又比如説，我們推廣石景山的經驗，建立新居民互助服務站，讓流動人口自我管理。在去年以來，我們推廣朝陽區的經驗，在16個社區全部建立了陽光中途之家，勞教釋放人員刑滿之後在這裡有一個過渡，幫助他們培訓，提高他們的知識水準，提高他們的能力，幫助他們找工作，幫助他們找親戚，給他們提供人文關懷，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比如我們去年推廣市總工會六方聯動的機制，總工會和人力、社保、司法、法院、信訪等部門一起來調節勞動糾紛等等，解決了大量的問題。我們從2010年開始建立了社會建設的專項資金制度，開展購買社會組織服務，2010年買了300項，去年買了362項，使社會組織加入到我們社會服務管理中來，政府轉變職能，政府出錢政府定政策政府搞管理，讓社會組織來辦理，凡是政府可以不辦的事情，辦不好的事情，不該管的事情讓社會組織來辦，這套體制現在已經建立起來。另外剛才説的，在商務樓宇建立五站合一。通過幾年下來以後，社區的基礎，社會組織的工作基礎，我們現在已經構建確認了27家樞紐型社會組織，可以覆蓋社會組織的85%左右。非公經濟組織在商務樓宇建立五站。所以，這塊基礎的工作我們現在已經基本夯實了。南方人説七七八八，我們大概統計了一下，基礎基層工作至少已經完成了70%以上，有的方面完成了百分之百，預計到今年年底可以百分之百。我們的社區規範化現在基本上已經實現，辦公用房70%以上，社區工作者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70%以上，樞紐型組織服務管理覆蓋85%左右，社會領域黨建基本上實現了全面覆蓋，所以基礎工作現在已經夯實了。

四年下來以後，有了一套頂層設計的制度設計，媒體和外地吹捧我們叫做“北京模式”“北京經驗”，這是鼓勵我們。從橫向協調來説，形成了一個協調機制。從基礎工作來説，經過四年至少完成了70%以上的任務，七七八八，今年可以基本全覆蓋。所以，整個北京社會建設的上層、中層、底層的格局已經都形成了，這是主要的成效。當然這些都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各個部門一起抓的，更有大量的社區工作者在基層來努力的結果。當然，距離老百姓的心理期待，距離形勢的需求，社會建設和改革的任務還很重，發展的任務還很重，還有許多問題。

中國網：剛才您也是多次提到了社會工作和社區工作者，據我們了解現在各個社區的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成立了大大小小200多項的職能，包括了常規工作，當然也包括了計劃生育、職業介紹、勞動保障和政府部門比較相近的工作。他們有些人就希望説能夠理清他們的工作職能，細化分工的問題。您認為這個問題將來有可能實現嗎？

宋貴倫：一方面我認為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駐機構，理所當然要承擔政府的工作，這是毫無問題的。第二，隨著政府服務政府，或者建立小政府大社會，一些政府的職能要下沉到街道，下沉到社區，這是必然的。所以，今後要給老百姓服務到老百姓家門口，政府的一些服務職能下沉是必然趨勢，增加是必然趨勢，減少是不可能的。當然，要把職能理清。我認為一個從街道層面來講，不能簡單和政府一樣，上下一邊粗，我認為管理是要分層次的，有些屬於市區政府的事情，就由市區政府來辦，不能所有的事情都下沉到街道去。街道主要的職能，今後要逐步轉移到社會服務和社會管理上來，因為它距離老百姓比較近，有些政府職能就應該在市區層面的政府完成，現在我們政府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我們體制上的問題，漏斗式的，上下一邊粗，中央部委設計司局，市政府也設計成司局，街道也設計成科，這個其實是不科學的，有的要完全對應，有的不應該完全對應，有的在上面，有的在下面，今後出現這種情況，區政府可能要對照下面的好幾個部門；也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就是街道的一個科室要對著政府的若干個部門，我認為這是比較科學的辦法。

從社區來説，社區居委會是自治組織，有些同志的建議很好，需要規範，北京市事實上也是這樣做的，剛才我説到北京基本上實現了社區規範化，從2009年我們開始抓社區規範化，分三批已經基本完成，把社區黨組織、社區居委會和社區服務站的功能都已經理順了，我們叫做三位一體的工作機制，黨組織是核心，居委會是自治組織，社區服務站是政府延伸到社區的公共服務平臺。那麼，政府的一些公共服務就要延伸到服務站上去，把服務送到老百姓的身邊，他們的職能都是很清楚的，而且有一個相互配合的機制，不是簡單分開，職能分開，活要一起幹，所以我們叫做三位一體，這個應該説是基本理清楚了，當然在工作當中，怎麼能夠運作的更加科學，怎麼能夠在試點的基礎上更加完善，還有一個過程。

中國網：去年其實是發生了一些像是盧美美、郭美美這樣的事件，也是一下子把我們的慈善機構推到了風口浪尖，您認為應該如何讓慈善機構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有人提出是第三方監管，您覺得採取怎樣的措施比較合理？

宋貴倫：首先我認為，不能因為出現了郭美美等事件，我們就對社會組織包括慈善類的社會組織一概不信任，我認為任何事情出一點問題都是難免的，我是比較贊成有什麼事説什麼事，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不要放大，這是我對這個事情的基本態度。

當然，隨著社會建設的深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會組織的發展，社會組織的服務和管理，都要不斷的改進，不斷的創新。長期以來，社會組織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也確實存在著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不適應的問題，表現就是我們一些社會組織自我管理和自主發展能力比較弱，依靠政府。我們現在講政社分開，管站分離，給它一些事情，給它一些工作，有的承擔不了，有的自我管理能力比較差。我認為“郭美美事件”的出現，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組織自我管理能力比較弱，也反映了我們社會組織應對一些突然的變化，包括一些媒體上的質詢，還有待於能力的提高。所以，要適應這類新變化，要不斷提高方方面面能力。最近幾年，北京構建樞紐型社會組織體系，讓人民團體為骨幹的大型聯合組織，承擔黨和政府聯繫各界的橋梁紐帶作用，承擔業務的發展龍頭作用，像若干個行業協會一樣，承擔日常的服務和管理職能，政府逐步的不再承擔業務主管單位的職責，讓社會組織自我管理，以社會管社，聯合起來，科技的歸科協，社科的歸社科聯，有關殘疾這方面的社會組織，不管官辦還是民辦的歸殘聯，讓聯合會管理，讓他們自主地發展，共同來發展業務，建立這套體制，這套體制應當還是比較科學的，現在效果還是比較好的。今年，我們從北京市來説，我們還提出要在社會組織裏面，特別是樞紐型組織中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實際上目的要幫助他們提高自我管理和自主發展的能力，幫助他們提高應對一些變化的能力，這樣使它自己的能力更強，而不是黨和政府都替它做什麼事情，有些事情得讓它自己去解釋，我們現在是這麼一個思路，在這方面北京還是做了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