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華山：少數民族文物保護是一場馬拉松長跑

古樸的四合院，綠植鬱鬱蔥蔥，知了在樹枝間鳴叫，夏日的正午，時間仿佛被拉長了很多。楊華山從房間走出來，手持《中國少數民族文物保護協會章程》，向來者簡要概述少數民族文物保護協會的工作。民族文物保護工作，是楊華山工作和生活中的重中之重，不僅僅因他是中國少數民族文物保護協會秘書長，或許，在他心底，中國少數民族文物保護協會，還凝聚著他父親楊靜仁（國務院前副總理）的心血，母親呂琳（中國民族博物館籌備組組長、協會前會長）的牽掛。

這是一份意義深長的工作，既有歷史使命——少數民族文物保護，傳承了數百上千年的文化遺産，要由我們這一代人保護。父輩們為此殫精竭慮，我輩亦應有作為——如上話語楊華山未説，卻寫在他的行動上，鐫刻在他心中，一刻不忘。永不相忘！

受父親影響最深

人的命運總是與家國相連。尤其楊華山，其父親楊靜仁，中國共産黨和國家統一戰線和民族工作卓越的領導人，他官至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在此之前，歷任陜甘寧邊區聯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騎兵團黨代表和團政治委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全國政協黨組總幹事、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民族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主席、寧夏軍區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兼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六屆全國政協第一副主席、七、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文化大革命受迫害，期間沉沉浮浮，作為楊靜仁家中的孩子，楊華山在成長過程中的所知所感也比其他人更深刻一些。

1952年，楊華山生於北京。五十年代，新中國一派簇新，經濟建設也提上日程。彼時，楊靜仁擔任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民族政策研究室主任。1961年，一紙調令，楊靜仁從北京拔營寧夏，任職寧夏回族自治區委第一書記，八歲的楊華山也隨家遷往寧夏。“我那時上小學三年級。”楊華山回憶，瞇著眼，仿佛在回味童年。

快樂的生活很快受到衝擊，1966年，席捲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掃蕩每一個角落，常人尚且感受到暴風雨的侵襲，何況作為主政一方的高官？楊靜仁作為寧夏一把手，在全國被點名批判受衝擊尤為嚴重。一夜之間，楊華山由高幹子弟淪為“黑五類”，個中感受，不可言説。

“我們沒學上，也沒工作做，甚至上山下鄉也去不了，唯一能做的是臨時工。”為了生活，楊華山做過很多工作，在站臺上卸過煤，也做過搬運工。如今想起，“這段生活很有意義，可以説是接地氣，知道了真實的生活，明白了勞苦大眾的苦。”楊華山説：“那段苦，都能捱過，以後也不會怕什麼了！”

《紅燈記》中，李玉和對李奶奶説道：“有您這碗酒墊底，什麼酒都能對付了！”那十年，是楊華山喝得一杯醇厚的墊底酒。

十年浩劫結束，楊華山與全國老百姓一起，走上了正常的生活軌跡，1978年，高考恢復的第二年，楊華山考入西北民族大學政治係，四年畢業，取得法學學士。三十而立，楊華山的事業開始揚帆。

首站卻是艱苦的西藏。這是父親的意見。離別時，楊靜仁寫給楊華山一首詩——《送同志去西藏》：“……前進，勇敢的人喲！那高潔的雪峰等待你們瞻閱，碧綠的江水將映照你們在高原拼搏。我們曾相距萬里，可彼此的心何嘗一刻分離過？縱今後原高峰險也不阻隔。……” 好男兒要多吃苦鍛鍊，這是父親的期望。

楊華山在西藏一呆就是五年，這五年，在西藏自治區黨委黨校工作，負責校刊編撰，一本刊物，從頭到尾，一個人全部包乾。由於黨校剛從易貢遷來，辦公條件不好。他的辦公地點，就在車庫裏，一間鐵皮房子內。一個有意思的插曲是，組織上準備提拔他，得知這一消息，楊靜仁阻止了。那個時期的領導人，沒想過謀私利，想的最多的是如何讓自己的孩子為人民大眾服務。還有一次，作為民委主任的楊靜仁要宴請參加援藏工作的民委系統的同志，楊華山也被民委辦公廳的同志列入了宴請名單，但楊靜仁同志見到後就毫不客氣地給劃掉了。事後，他對楊華山解釋説，“你不要生氣,哪有老子宴請兒子的道理。”一句玩笑話，體現出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原則性。

“如果説我這一生，受誰的影響最大，那就是我的父親。”楊華山説：“父親一生都將為人民服務身體力行。他對我們的要求很嚴，但不是説要求要多有才，要做什麼重要工作，要求的是品德高尚。在父親眼中，德比才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