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在大巴山腹地的城口縣嵐天鄉，100余家“森林人家”農家樂的經營者紛紛為迎接避暑旺季忙碌起來。
近年來，憑藉著良好的生態資源，嵐天鄉的“森林人家”每家每年收入少則5萬元，多則可達30萬元。這場“兩山論”的生動實踐，源於“三變”（資源變資産、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改革的推動。
重慶“三變”改革試點于2017年啟動，嵐天鄉的嵐溪村是首批38個試點村之一。改革中，試點地區在對當地資源清理核算、確權確股基礎上，按照“聯結農戶、搭建平臺、對接市場”的要求，推動農業股份公司、股份合作社、産業聯合體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實現聯産聯業、聯股聯心，促進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激活了人、地、錢等資源要素，推動了鄉村産業的發展。
截至2020年底，全市農村“三變”改革試點村已達591個，累計盤活耕地、林地、“四荒地”（荒山、荒溝、荒丘、荒灘）等103萬畝，閒置農房3645套，帶動103萬農民成為股東，改革紅利不斷釋放。
“死資源”變“活資産”
【案例：城口縣嵐溪村將風景資源以495萬元折價入股，與一企業合作發展鄉村旅遊，讓更多村民吃上了“旅遊飯”】
開展“三變”改革，首要工作就是清理核實資産、資源，把“死資源”變成“活資産”。
大量勞動力外出、基礎設施薄弱、産業優勢不明顯……在豐都縣三建鄉，此前在發展中遇到了諸多鄉村中都存在的共性難題。“三變”改革之初，當地召開了500余場次會議，通過土地入股合作社的模式，首先將分散閒置的土地資源集中盤活，發展起了筍竹、苗圃、油茶、冷水魚養殖等附加值高的産業。
土地得以集中統籌使用後，當地還完善了道路、水利等産業配套設施，不僅提高了作業效率，還提高了農業品質。如今，三建鄉形成了10個規模化特色産業，分散零碎的土地全部整理成“路、水、渠”三通的産業基地，提供穩定就業崗位300余個、季節性務工崗位4000個。
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近年來，重慶不少區縣還依託自身資源稟賦，大膽創新，將許多閒置的、無形的資源“變”出了價值。
在榮昌區清江鎮河中村，村集體將閒置的村小校舍租賃給返鄉村民，開辦了一家皮具加工廠。如今，這個工廠吸納了周邊30余名村民就近上班，員工月均工資3000元，村集體也有了固定的租金收入。
沙坪壩區中梁鎮慶豐山村，有一面積5000多平方米的天然溶洞，洞內冬暖夏涼，泉水終年不斷。經與業主協商，當地以溶洞資源入股，雙方合作發展起了“溶洞泉水豆芽”産業，年銷售額超過1000萬元。
城口縣嵐天鄉嵐溪村甚至將風景資源以495萬元折價入股，其中包括河堤、夫妻樹、觀光步道等景點、設施，與一企業合作發展鄉村旅遊，讓更多村民吃上了“旅遊飯”。
數字：截至2020年底，全市591個試點村共清理核實集體經營性資産4.1億元。
普通農民變股東
【案例：綦江區中峰村367戶農戶以700畝土地入股特色農業産業，其中58戶農戶入股建設印子山蜂園，147戶農戶入股發展中藥材蜜源種植基地】
“家底”已摸清，如何合理利用資源、把農民變成股東，更考驗智慧。
為了彰顯“變”的效應，重慶以産業發展為支撐，以合股聯營為關鍵，探索多種股份合作經營方式，形成了“三變+特色産業”“三變+鄉村旅遊”“三變+康養休閒”“三變+精準扶貧”等改革發展路子。
其中，有“企業+村集體”的方式。以梁平區獵神村為例，2018年以來，該村結合明月山·百里竹海景區建設，引入重慶怡幽谷農林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原打米廠閒置集體建設用地折價入股，佔比8%，共同建設“夢溪恬園”民宿。此外，又將37戶閒置宅基地作為集體全體成員所有的資産，出租給億聯集團建設“墨林別院”民宿，每年固定收取租金，實現閒置資源變固定收益資産。
有“村集體+合作社”的方式。比如，江津區李家村村集體利用閒置校舍資産、資金與豐土食用菌種植專業合作社合股聯營發展食用菌産業，村集體佔股70%，合作社佔股30%，實現平等合作、共同管理、風險共擔、利益共用。現年産鮮食用菌200噸、純收益20萬元，村集體每年可實現經營分紅14萬元。
也有“農戶+基地”的方式。在綦江區中峰村，全村367戶農戶以700畝土地入股特色農業産業，其中58戶農戶入股100畝建設印子山蜂園，每年每畝保底分紅400元；147戶農戶入股300畝發展中藥材蜜源種植基地，每年每畝保底分紅200元。
通過因地制宜，開展多種合股聯營模式，農戶真正實現了土地流轉“獲租金”、資源資産入股“分紅利”、基地務工“掙薪金”、集體收益“分現金”等多渠道增收，同時發展壯大了村級集體經濟，農村基層組織的凝聚力、號召力、戰鬥力大幅提升。
數字：2020年，全市試點村集體經營性收入1.33億元、村均21.9萬元，農戶每人平均增收510元。
財政資金股權化利用
【解讀：對於農業企業、合作社承接的農業産業發展財政補助項目，由所在地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按財政補助資金30%—50%持股】
“三變”改革最終目的是要讓老百姓更多受益，落腳點仍在於發展産業，創造收益。
此前，在産業發展中，政府的財政資金多直接發放給農業企業、農業合作社，由此也導致企業與農民利益聯結機制不緊密、農民分享産業鏈增值收益不多、農村集體經濟薄弱等現象存在。
為此，自2016年起，重慶在35個重點農業區縣探索了農業項目財政補助資金股權化改革，並結合“三變”改革加以調整和深化。具體來説就是，對於農業企業、農民合作社承接的農業産業發展財政補助項目，由項目所在地村級集體經濟組織按財政補助資金30%—50%持股，其餘直接補助農業企業、農民合作社，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一般按持股資金5%—10%/年的標準固定分紅，變“一方獨享”為“多方共贏”。
在永川區五間鎮，村民孔德銀原年均收入僅2000余元，通過農業項目財政補助，流轉土地3.7畝給同申元食用菌公司後，該農戶年租金收入2886元，進入公司務工年收入6000余元，再加上每年分紅810元，總計年收入超過9000元，實現了增收。
不僅如此，村集體也有了固定分紅，收益隨後又用於改善基礎設施、發展集體公益事業，解決了村組“無錢辦事”的難題。
數字：全市現已累計實施相關項目8763個，涉及財政資金55.24億元。其中2020年實施股權化改革項目2067個，涉及財政資金13.26億元，惠及1997個村集體經濟組織、45.5萬農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