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中國科學院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重要指示精神，積極踐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責任擔當。2020 年 5 月，作為中國科學院 4 個國家級定點幫扶貧困縣之一，我國西南喀斯特區域的廣西壯族自治區環江毛南族自治縣（以下簡稱“環江縣”）實現脫貧摘帽，習近平總書記對毛南族實現整族脫貧作出重要指示：“希望鄉親們把脫貧作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活的新起點，再接再厲繼續奮鬥，讓日子越過越紅火”。環江縣是典型的喀斯特石漠化生態脆弱區，近年來，中國科學院將石漠化治理與扶貧開發有機結合，形成了“環境移民-易地扶貧-生態衍生産業培育-生態系統服務提升”的科技扶貧體系，探索了生態系統服務提升與特色産業發展的長效扶貧機制，為我國西南喀斯特生態脆弱區的精準扶貧提供了技術支撐和模式樣板。
在消除絕對貧困、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基礎上，要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生態文明建設、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相較于脫貧攻堅工作，生態文明建設、鄉村振興對科技支撐的需求更為迫切、更為廣泛、更為長遠。根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鄉村振興的總體要求是産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首要任務是發展産業。産業興旺是鄉村振興重點，是實現農民增收、農業發展和農村繁榮的基礎。因此，在消除絕對貧困、解決區域性貧困後，鞏固脫貧攻堅成效，做好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既要基於第一産業又不能囿于第一産業，而應著眼于優化第一産業，並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二産業、第三産業，推動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形成可持續産業。
黨的十九大報告及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加快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綜合治理，保護生物多樣性，築牢生態安全屏障。《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 年）》也明確了未來 15 年我國生態保護與修復的重要目標是：要堅持新發展理念，統籌山水林田湖草一體化保護和修復，促進自然生態系統品質的整體改善和生態産品供給能力的全面增強。生態産品的主要內涵是：在不損害生態系統穩定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物質和服務産品，其中包括水源涵養、水土保持、污染物降解、固碳、氣候調節等調節服務，以及源於生態系統結構和過程的遊憩、知識、教育和景觀美學等文化服務，核心是生態系統服務。
因此，面向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及鄉村振興戰略，服務鞏固脫貧攻堅成效及《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 年）》重大需求，亟須做好脫貧攻堅和生態保護與修復的有機結合。如何實現可持續特色産業發展與生態系統服務提升的融合，成為當前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科技需求。梳理總結我國西南喀斯特地區生態治理與科技扶貧的重要探索與實踐經驗，剖析當前生態治理與脫貧攻堅面臨的主要問題，提出科技扶貧與生態系統服務提升融合的機制與實現途徑，對脫貧地區進一步鞏固脫貧成效，以及全力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重大意義。
我國西南喀斯特區域生態治理
喀斯特石漠化治理
全球喀斯特地貌面積約 2.2×107 km2，佔地球陸地面積的 15%。我國喀斯特地貌面積佔國土總面積的 1/3，其中連片裸露型 5.4×105 km2 集中分佈于我國西南部。我國喀斯特發育典型、地貌類型齊全，涉及貴州、雲南、廣西、湖南、湖北、重慶、四川、廣東 8 省份的 465 個縣（市、區）。巨大人口壓力下高強度的農業活動，致使西南喀斯特地區成為我國主要的石漠化生態脆弱區，相比乾旱、半乾旱地區的荒漠化，石漠化是發生在濕潤、半濕潤地區的土地退化過程，是一種特殊的荒漠化類型。該石漠化地區也是我國最大面積的集中連片貧困區，佔到全國貧困人口的 40% 左右，集中連片特殊困難縣和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 211 個（2017 年底），區域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石漠化治理：2008 年，國務院正式批復了《岩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規劃大綱（2006—2015 年）》，石漠化治理作為一項獨立的生態工程正式展開；2016 年，《岩溶地區石漠化綜合治理工程“十三五”建設規劃（2016—2020 年）》正式實施；2020 年 6 月，《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 年）》發佈實施，進一步明確了未來 15 年長江上中游及湘桂石漠化綜合治理任務，計劃治理石漠化 3.94×104 km2。大規模生態修復背景下，我國石漠化面積也由 2005 年的 1.296×105 km2 減少到 2016 年的 1.007×105 km2。
石漠化治理成效
石漠化治理的核心是調整人地矛盾。①通過勞務輸出（外出務工）、城鎮化發展、脫貧攻堅、易地扶貧搬遷等社會共同治理模式緩解了喀斯特地區高強度的人口壓力，社會人文發展過程減輕了對土地的依賴，促進了石漠化地區的生態恢復。②就地石漠化治理與發展特色生態衍生産業，突破了喀斯特水資源高效利用、土壤流失/漏失阻控、耐旱植被群落優化配置、植被複合經營等技術，培育了替代型草食畜牧業、特色經濟林果、林下中草藥等生態衍生産業，提出了石漠化治理與生態産業扶貧的協同發展模式，形成了喀斯特生態治理的全球典範。
我國喀斯特石漠化演變的總體趨勢已由 2011 年以前的持續增加轉變為持續凈減少，石漠化程度減輕、結構改善，特別是重度石漠化減少明顯。與東南亞鄰國相比，我國西南喀斯特地區生態恢復顯著。喀斯特地區石漠化治理與生態修復對我國碳匯能力的提升具有重大貢獻——2002—2017 年植被地上生物量固碳抵消了該區域此前 6 年人類活動 CO2 排放的 33%；其中，自然恢復和人工造林對整個區域碳吸收的貢獻率分別達 14% 和 18%，有效緩解了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全球尺度上，1999—2017 年中國西南喀斯特地區是全球植被覆蓋顯著增加的熱點區域之一，55% 的中國西南（8 省份）植被的生物量仍顯著增加，其中約 3.0×105 km2 主要分佈在喀斯特地區，佔西南喀斯特總面積的 64%，約佔全球植被生物量顯著增加區域的 5%。
在石漠化治理的過程中，滇桂黔石漠化集中分佈區脫貧成效顯著。其貧困縣減少量位居全國 14 個集中連片特困區之首，貧困人口從 2010 年的 2 898 萬減少到 2018 年底的 476 萬，極大推動了中國繼續走在全球減貧事業的前列。“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我國 2020 年實現全部消除絕對貧困人口，對穩步推進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首要目標（SDG1）——“消除貧困”作出了重要貢獻。
扶貧開發與生態治理有機結合的實踐與機制探索
中國科學院是國家科技扶貧的先行者和主力軍。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自 1994 年承擔國家級貧困縣——廣西壯族自治區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定點扶貧任務以來，在全院科技力量支援下，構建縣域科技扶貧體系，提升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造血功能”，在 2020 年實現了毛南族整族脫貧，併為我國西南生態脆弱區的精準扶貧提供了技術支撐和模式樣板。
以石漠化治理為核心，開展喀斯特山區環境移民易地扶貧示範
針對喀斯特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生態環境脆弱、石漠化嚴重、人地矛盾極為突出、“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等問題，將生態治理與扶貧開發有機結合，在研究揭示石漠化區域環境容量及其限制因素基礎上，對石漠化嚴重的地區實施生態移民。遷出區人口密度降低的前提下，實施種養結合、生態修復相結合的替代型草食畜牧業培育；遷入區（安置區）利用水土資源配套優勢，開展土壤改良與肥力提升，發展喀斯特特色經濟林果。1994—2016 年，遷出區植被覆蓋率提升 40%，土壤侵蝕下降 30%，雨水利用率提高 30%，年每人平均純收入由 290 元提高到 8 200 元；安置區植被覆蓋率提升 20%，雨水利用率提高 40%，年每人平均純收入由 350 元提高到 18 000 元。實現了石漠化遷出區生態恢復和易地安置區移民增收，形成了喀斯特山區環境移民-易地扶貧的科技扶貧體系，為國家精準扶貧中的易地搬遷提供了實踐經驗與科學依據。
在石漠化“變綠”基礎上，發展特色生態衍生産業，促進生態系統服務提升與民生改善
大規模生態保護與修復背景下，石漠化綜合治理已實現了面積凈減少與程度改善的階段性成果，堅持“綠色生態扶貧”和“特色産業扶貧”新理念，在闡明區域生態恢復的過程機理基礎上，研發了退化植被近自然改造、人工植被複合利用、生態衍生産業培育等技術，培育了經濟林果、中藥材種植加工和種草養牛等科技扶貧體系，幫助農民年每人平均增收 1 600 元以上，形成了“生態治理-科技扶貧-生態衍生産業培育”的長效扶貧機制（圖 1）。在大規模人工造林基礎上，提出了替代型草食畜牧業、中草藥及特色水果等産業發展模式，形成了植被複合經營與特色生態衍生産業培育的科技扶貧産業技術體系，建立了首個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業科技示範園區和農業特色示範園。到2019年底，環江縣已有6.59萬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發生率降至1.48%。2020年5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對毛南族實現整族脫貧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環江縣脫貧成效。
生態衍生産業的培育，減少了人類對脆弱生態系統的過度開發利用，也促進了區域生態環境總體狀況及生態系統結構與服務功能的顯著改善。環江縣石漠化面積 2005—2016 年減少了 38.5%，特別是重度以上石漠化面積減少明顯；縣域植物凈初級生産力（NPP）整體呈顯著增加趨勢，增長速率為 0.87 gC · m−2 · a−1（p<0.05），NPP 發生顯著變化的區域面積為 1 193.63 km2，佔縣域總面積的 27.58%；縣域總體上持續表現為碳匯功能，35 年來碳固定總量為 21.45 Tg C；土壤侵蝕模數由 1990 年的 76.36 t · km−2 · a−1 降為 2010 年的 49.60 t · km−2 · a−1，土壤侵蝕總量由 3.476×105 t 降為 2.258×105 t。同時，調查發現 72% 的農戶認為森林覆蓋顯著增加，農戶也認為林地的增加對其生活有積極作用，顯著改善了生態環境狀況；65% 的受調查農戶認為這與政府石漠化治理、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工作密切關聯，這説明農戶也感知到了政府石漠化治理綜合工程對促進生態環境改善的積極作用。
精準扶貧促進了科技創新，形成了全球喀斯特生態領域研究的優勢團隊與平臺
在中國科學院、科學技術部、廣西壯族自治區科學技術廳等大力支援下，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面向國家石漠化治理與脫貧攻堅重大需求，服務廣西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針對石漠化治理技術與模式區域針對性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恢復滯後、生態産業可持續性差等問題，開展“區域生態格局-水土過程-服務功能提升-適應性調控”的關鍵技術研發與示範，建成了廣西環江喀斯特農田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中國科學院環江喀斯特生態系統觀測研究站（以下簡稱“環江站”），建設喀斯特關鍵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平臺，創新石漠化治理與生態衍生産業融合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形成了科技扶貧的長效機制，併為環江喀斯特成功入選世界自然遺産地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撐。近 10 年來，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喀斯特研究團隊發表關於喀斯特生態國際論文佔全球的 20%；環江站近 5 年來，在科學技術部 53 個國家野外生態站中年度評估及五年一次的整體評估均為“優秀”；研究成果相繼發表在 Nature Sustainability、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國際高水準學術期刊上，並受到 Nature 的高度評價與肯定，研究團隊成為國際喀斯特生態研究領域的優勢團隊。
當前生態治理與脫貧攻堅存在的主要問題
（1）貧困區與生態脆弱區高度重疊，區域“變綠”與“變富”的矛盾突出。良好生態環境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融合的空間契合點，但貧困區往往也是生態脆弱區，自然條件嚴峻，高強度開發利用下生態系統退化嚴重。國家不斷加大生態保護與修復力度，大規模造林與自然恢復顯著提高了區域植被覆蓋，生態脆弱區已顯著“變綠”。特別是 2000—2017 年，中國的植被增長量佔到全球植被總增加量的 25%，中國西南喀斯特地區成為全球植被恢復最快的地區之一。然而，在扶貧開發過程中，大規模種植建設連片經濟林果、速生用材林等人工林，不同程度出現了生態服務功能較為單一、缺乏可持續性等問題；發展特色産業過程中部分地區也出現了新的局部土地退化，扶貧開發的長效性和可持續性不足。
（2）脫貧攻堅過程中過於關注脫貧的經濟指標，對新型貧困群體的實際需求關注不夠。扶貧脫貧工作往往局限于短期目標和直接效應，主要聚焦于收入、貧困人口快速脫貧、貧困村出列和貧困縣摘帽等顯性與硬性的經濟上的脫貧，而對留守農民、失地農民和進城農民工等新型貧困群體關注不夠。對於留守農民而言，面臨整體性的村莊基礎設施落後和公共服務滯後，以及個體性的家庭結構功能殘缺不足；對於失地農民來説，除了徵地補償問題之外，還有因收入結構的調整和生活消費支出狀況的變化等引發的不可持續生計困境，以及失業、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的不足；而由於城鎮化的發展，離土又離鄉的進城農民工不僅收入不穩定、發展機會少，而且缺乏社會保險，易因外部風險再度返貧。
（3）鞏固脫貧攻堅成效壓力大，社會力量參與扶貧的積極性不高。目前的脫貧攻堅工作，主要是政府主導。由於是政治任務，部分貧困縣負債推進精準扶貧工作，存在政府債務風險，脫貧摘帽後還本付息壓力極大。同時，貧困地區摘帽退出後實際上仍處於發展相對落後的狀況，持續穩定增收基礎仍很薄弱，自我發展能力不強。加上缺乏激勵機制，廣大企事業、社會團體等社會力量參與扶貧不夠充分，往往只是把扶貧當作完成政府的指標性任務去做，甚至一些企業和單位靠扶貧撈取政治資本和物質利益，導致社會扶貧效果欠佳。社會力量參與扶貧的長效機制還沒有形成，不少停留在形式上，企業參與幫扶缺乏長久性。
（4）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尚未形成，長效穩定的科技扶貧機制尚未形成。在絕對貧困的基礎之上，還要做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銜接，讓脫貧群眾邁向富裕。科技創新是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撐，中國科學院通過部署科技扶貧專項項目，實施了“易地搬遷扶貧”“股份制扶貧”“技術引進扶貧”和“依託野外臺站長期駐守扶貧”等發展模式，為科技扶貧促進縣域經濟發展開闢了新途徑，實現了科技與扶貧的協同。目前，全國範圍內還沒有建立專門的科技扶貧協調機構和機制，科技扶貧管理工作混亂，科技推廣體系薄弱；科技扶貧項目往往由政府主導，多元主體的科技扶貧投入體系尚未形成；科技扶貧項目市場化程度低，缺乏合理的項目選擇評估方式；缺乏對長期堅守一線的科技扶貧人員的有效激勵機制，亟待建立健全長期穩定的科技扶貧機制，以實現脫貧和發展的長效性和可持續性。
科技扶貧與生態系統服務提升融合的實現途徑
我國政府實施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的重大生態保護與修復系列工程，目前已取得階段性的顯著成果。2018 年，Nature 發表長篇評述“衛星影像顯示中國正在變綠”，高度肯定中國生態恢復成就。中國僅佔全球植被面積的 6.6%，但過去 20 年中國佔全球植被葉面積凈增加的 25%，其中造林對植被增加的貢獻達 42%。
面向國家生態文明建設與鄉村振興戰略，服務鞏固脫貧攻堅成效及《全國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2021—2035 年）》重大需求，我國生態保護與修復亟須從主要追求植被覆蓋的“綠化”轉向提升生態系統服務和區域發展品質，進入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全面提升和特色産業融合發展的新階段，促進生態系統品質的整體改善和生態産品供給能力的全面增強。因此，未來生態保護與修復應重點探索科技扶貧與生態系統服務提升融合的實現途徑，揭示區域可持續生態恢復的人地協同機制，提出生態修復、封禁保育與適度發展有機結合的重點生態空間管控方案（圖 2），為面向 2035 年國家生態保護與修復重大工程的實施以及穩步實現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提供重要科技支撐。
（1）統籌貧困區域整體性治理與系統修復。堅持生態優先，推進綠色發展，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從生態系統要素修復、單一生態系統修復為主轉向貧困區域整體治理與高品質發展。在統籌考慮生態系統完整性、自然地理單元的連續性、物種棲息地的連通性及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基礎上，系統佈局山上山下、地上地下，以及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工作，改變治山、治水、護田等各自為戰和生態保護和修復工作中條塊分割、碎片化等問題，提高生態修復的效率，全面增強生態系統的品質、穩定性和優質生態産品的供給能力。
（2）推進貧困區域植被景觀恢復。在區域初步“變綠”、植被覆蓋增加的基礎上，按照適地適樹（立地條件與樹種特性相互適應）的原則，宜喬則喬、宜灌則灌、宜草則草，加快推進植被景觀恢復，在砍伐或退化的森林景觀中重新恢復森林生態系統的完整性，這是增加人類福祉的過程。植被景觀恢復的目標不僅是人工造林、森林覆蓋的增加，更在於植被品質、結構和功能的恢復，在較大的景觀空間內提高植被的物質産品、服務功能和生態過程。重新恢復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包括天然林封禁與管護、天然次生林結構調整與定向撫育、嚴重退化天然林生境修復、人工林近自然化改造與産業培育、河道岸線植被帶重建等，同時恢復並提升森林景觀的多功能性。
（3）發展可持續生態衍生産業。在消除深度貧困基礎上，要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防止返貧和産生新的貧困；要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並將上述工作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根據《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鄉村振興的重點和基礎是發展産業，要充分挖掘生態脆弱區生態資源優勢，著眼于優化特色第一産業，在此基礎上發展第二産業、第三産業，推動一二三産業融合發展，實現農民生計的可持續改善。將生態資源優勢轉化為社會經濟發展優勢，提出“綠水青山轉變為金山銀山”的産業發展模式與轉換機制，提升區域整體生態系統服務能力。
（4）提升生態治理與社區綠色發展的協同性。現有生態保護與修復研究主要側重自然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的變化，忽視了生態治理與社區綠色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經濟及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導致農村人口向城鎮遷徙與流動（如城鎮化、外出務工等），農村常住人口顯著減少。這一方面緩解了生態脆弱區高強度的人口壓力，促進了區域生態恢復；但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農村社區的空心化、農村勞動力的老弱化，使得生態治理與社區綠色發展的矛盾突出。相關研究與工作亟待從側重自然生態系統轉向自然-社會經濟系統的耦合與反饋，闡明人地系統的演變機理與協同機制，提出變化環境下人地系統協同提升路徑，明確不同發展路徑和情景條件下區域可持續發展水準，提出區域人地系統優化調控方案。
（5）建立貧困區域重要生態空間分區分類管控政策。以生態保護紅線和自然保護地為重點，依據自然地域分異、社會經濟發展水準及貧困區域發展功能定位，開展貧困區域生態空間優化分區，實現重要生態空間的差別化精準管控。建立健全生態補償長效機制和多渠道生態建設資金投入機制，積極推進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投入模式，鼓勵各地統籌多層級、多領域資金，吸引社會資本積極參與重大生態保護與修復工程建設和管理，探索重大工程市場化建設、運營與管理的有效模式。同時，要加快構建不同類型生態環境空間監管與績效考核評價體系，健全自然資源産權管理、用途控制和空間規劃等制度，減少生態空間保護與利用的制度障礙。
（王克林、岳躍民、陳洪松、曾馥平 ：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