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婦女貧困問題因“貧困女性化”概念的提出而受到大量關注，看待婦女貧困問題需要將性別意識融入貧困分析框架當中。長期以來，社會和家庭生活中各類隱性或顯性的性別不平等使貧困婦女的處境更加艱難；同時，我國鄉村社會中普遍沿襲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分工模式，使得女性日常主要從事無經濟報酬的家庭勞動。相對於男性而言，貧困婦女的家庭事務負擔更重卻缺乏話語權，心理壓力更大卻缺乏理解，在社會生活各領域易受到不公正對待卻容易習以為常。由於自身脆弱性較高，加之鄉村社會意識中普遍存在著忽視婦女需要的現象，導致貧困婦女脫貧難度更大。廣泛存在於世界各國的婦女貧困現象是阻礙婦女解放和人類文明進步的頑疾，解決婦女貧困問題不但事關貧困婦女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也是打贏脫貧攻堅戰、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和建設幸福家庭的重要抓手。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扶貧工作，制定了全方位、多層次的精準扶貧政策，集各方之力、以非常之舉根治農村地區貧困問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對人類發展具有歷史性意義。婦女脫貧不但是精準扶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決勝脫貧攻堅戰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通過“巾幗扶貧行動”等一系列扶貧實踐，我國農村貧困婦女生活水準顯著改善，社會公共服務可及性明顯增加，經濟貧困程度大幅下降，這為實現貧困婦女自由和全面發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到 2020 年底，經濟維度的婦女貧困問題會隨著脫貧攻堅戰的勝利而逐步得到解決；但是，要解決心理、家庭、社會權利等維度的婦女貧困問題，仍然需要系統性政策安排，並將婦女扶貧實踐向上述維度拓展和延伸。
基於上述背景，聚焦于婦女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政策銜接問題，本文在闡述當前我國婦女脫貧面臨的主要問題、介紹婦女脫貧理論的基礎上，梳理國外婦女脫貧的經驗做法和我國婦女脫貧的典型案例，最後提出了促進婦女脫貧的相關政策建議。
當前我國婦女脫貧面臨的主要問題
婦女貧困既包括物質資源貧困，也包括人文權利貧困。物質資源貧困指的是婦女在工作機會、收入、財産、健康資源等方面的貧困；人文權利貧困指的是婦女在家庭地位、社會參與及社會關係等方面的貧困。婦女貧困具有特殊性和隱蔽性，人文權利方面的貧困現象不易被觀測到，卻會對婦女的生存和發展造成極大負面影響。
本文認為，在精準扶貧政策群的合力作用下，我國貧困婦女的生存性貧困已得到有效緩解。但是，目前婦女脫貧仍然面臨著以下 4 方面問題。① 性別歧視。鄉村社會性別平等意識明顯滯後於法制建設。儘管男女平等早已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被定為基本國策，但是在鄉村社會中，各類隱性或顯性的性別歧視現象依舊大量存在，這成為未來婦女脫貧需攻克的難點之一。② “數字鴻溝”。鄉村社會中的性別歧視現象固化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封建傳統。同時，貧困地區教育服務供給明顯不足，大量貧困婦女受教育程度低（小學文化程度居多），導致其認知能力和學習能力難以適應數字化社會的變遷，加之貧困地區資訊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從而引發了“數字鴻溝”。這意味著貧困婦女很少有機會參與到以資訊為基礎的新經濟活動當中，也難以享受到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紅利，如參與線上教育、培訓、購物、娛樂等活動。③社會救助力量薄弱。農村地區非政府組織仍然處於缺位或是發展不健全的階段，僅僅依靠農村基層婦女工作者難以使貧困婦女獲得及時有效的社會支援。④ 扶貧工作中的性別意識欠缺。我國目前還缺少按照性別劃分的統計監測數據，婦女脫貧政策制定缺少有效的支撐；同時，扶貧政策中關於貧困婦女的相關規定可操作性仍待加強。
婦女脫貧理論基礎
婦女脫貧需要在貧困理論、減貧理論、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理論的指導下進行，本部分對上述理論進行簡要介紹。
1. 貧困理論
貧困是發展經濟學領域的核心研究問題之一，關於貧困研究的主要觀點如下：①收入貧困，指的是總收入水準不足以獲得用以維持身體正常功能所需的生活必需品，包括食物、住房、衣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② 權利貧困，認為貧困本質上是由個人基本權利或其他條件的缺乏造成的，收入匱乏僅僅是貧困的表現，而非本質；③ 能力貧困，認為貧困是由基本可行能力被剝奪造成的；④ 心理貧困，指的是不利於貧困者擺脫貧困的心理與行為模式，這是由物質貧困導致的，一旦形成就具有獨立於外部環境的效應，會使貧困者難以走出物質貧困；⑤多維貧困，認為貧困應該從收入、健康、教育、生活條件等多個維度衡量，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可以從多個維度測度貧困的方法。
2. 減貧理論
尋找有效的減貧手段是減貧理論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已有的減貧理論大體上可以分為 4 類：① 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減貧理論，認為經濟發展是減貧的第一動力，代表性觀點是涓滴效應（又稱“滴漏效應”）；② 以制度建設為核心的減貧理論，認為制度建設是減貧的關鍵，代表性觀點包括馬克思主義減貧理論和“收入再分配”理論；③ 以賦權為核心的減貧理論，旨在通過為貧困者創造平等的發展機會來實現減貧目標，賦權意味著增強個人或群體做出有目的選擇的能力，並將這些選擇轉化為期望的行動和結果；④ 以提升人力資本為核心的減貧理論，基本邏輯是通過人力資本投資增強貧困者的可行能力。
3. 性別平等與婦女賦權理論
性別平等最初起源於女性主義研究，女性主義研究者認為性別具有生理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之分，一般意義下的性別平等主要指的是社會性別的平等。社會性別是由特定文化決定的男女在社會與家庭角色分工、心理與行為模式、資源配比、價值評價等方面的差別。圍繞性別平等開展的研究工作著重關注了性別不平等的根源與影響等內容。例如，何楊認為性別不平等的根源在於男女權利關係的不平等。與此同時，性別不平等負面影響巨大，不但危害著婦女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也會帶來全社會總人力資本過低、性別比例失調和經濟增長率下降等不良後果。
婦女賦權是在賦權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被認為是解決性別不平等的有效途徑之一。賦權理論最早出現在社會工作領域，被賦權者通常指的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賦權意味著增強對決策和資源的控制能力。Malhotra 和 Schuler 認為，理解婦女賦權的概念需要同時考慮2個方面內容：賦權本身的含義，以及婦女群體的特殊性。婦女可能代表著多類失權群體，而家庭關係可能是造成婦女失權的最主要因素。婦女賦權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社會生活的多個領域。婦女既是賦權的客體也是主體，外部賦權和婦女自我賦權都在婦女的生存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國際婦女脫貧經驗做法
以促進就業為特點的美國模式
貧困家庭臨時援助計劃（TANF）是美國一項典型的扶貧計劃，該計劃有 4 個目標：① 向貧困家庭提供援助，使兒童能夠在自己的家中或親屬家中得到照料；② 通過對就業培訓、工作和婚姻的積極干預來減少貧困父母對政府福利的依賴；③ 防止和減少非婚妊娠發生率；④ 鼓勵雙親家庭的形成和維持。
TANF 本質上是一項有條件的現金轉移支付和服務供給計劃，參與家庭必須達到如下條件才能獲得援助：① 接受援助時間不超過 60 個月；② 接受援助者必須參加工作且工作參與率達到一定績效標準。若達不到上述要求，TANF 將會停止援助活動。自 TANF 頒布後，美國低收入單親母親的就業率和平均收入整體上有所提升。然而，TANF 的懲罰機制也受到爭議——因無法滿足受助條件而被迫退出的家庭更難實現再次就業，從而陷入深度貧困的概率也更高。
以人力資本開發為特點的巴西模式
巴西最典型的一項扶貧計劃是“家庭補助金計劃”（PBF）。PBF 的目標是促進社會包容、消除貧困和饑餓、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其被公認為是發展中國家最大的有條件現金轉移支付計劃。參與家庭在滿足如下條件時可以獲得現金補助：① 家中年齡在6—15 歲的兒童進入學校接受教育且出勤率至少達到85%，16—17 歲孩子出勤率至少達到 75%；② 家中兒童和孕婦必須定期體檢。該計劃在選擇補助金髮放對象時考慮到了性別因素，制度設計者將每個家庭的婦女設定為補助金髮放對象，因為她們會有更高的概率將補助金用於子女教育和改善家庭生活。PBF 對於增加收入、增加學生出勤率、改善兒童營養狀況具有積極作用，同時，PBF 也增強了婦女對資源的控制能力和在家庭中的決策權。
以漸進式社會援助為特點的智利模式
“智利團結計劃”（CS）是智利最典型的扶貧計劃，旨在為極端貧困家庭提供“所有社會保護”。參與 CS 的家庭需首先簽署“家庭協議”，該協議規定參與家庭需利用政府提供的一系列服務和資源，努力走出貧困。幫扶活動分為 2 個階段：① “橋梁計劃”，持續時間 24 個月，內容包括心理支援活動和發放補助金，參與家庭需要履行“家庭協議”，否則將會被強制退出 CS 的全部援助活動，但是能獲得一份發放期為 3 年的補助金，3 年期限結束後可以重新申請參與 CS；② 鞏固成果階段，持續時間 36 個月，內容是發放補助金支援貧困家庭創業就業，金額與上一階段相等。CS 的漸進式扶貧方式和相對溫和的懲罰機制使其獲得顯著成效，Martorano 和 Sanfilippo研究發現，CS 能夠從減貧、參與勞動力市場和獲得公共資源方面幫助貧困家庭；此外，對於提升兒童入學率、改善兒童福利也具有積極作用。
我國婦女脫貧典型案例
自我國精準扶貧系列政策落地以來，各地區、各部門群策群力，為脫貧攻堅貢獻才智和力量，涌現出了一系列幫扶婦女脫貧的創新做法。為深入了解不同地區的婦女脫貧實踐，本文對內蒙古自治區的“愛心超市”活動、貴州省的“錦繡計劃”和安徽省的“徽姑娘”農家樂 3 個典型案例進行介紹。這些婦女脫貧實踐都具有因地制宜和需求導向的特點，在帶動貧困婦女增收脫貧方面成效顯著。
“愛心超市”——良好衛生習慣賦能婦女脫貧
2019 年 7 月，課題組在赴內蒙古調研婦女脫貧問題時發現，“愛心超市”活動作為一項典型的扶貧實踐，在當地得到了大力推廣，獲得了建檔立卡貧困戶（以下簡稱“貧困戶”）的廣泛好評。“愛心超市”活動由當地政府主導，秉持“扶貧先扶志”的原則，通過“以家庭良好衛生環境換取積分，以積分換取生活物品”的方式激勵貧困戶養成良好衛生習慣，增強自律能力，培養內生發展動力。
調研地的每個村均設有“愛心超市”，超市中的物品來源於當地政府和社會的慈善捐贈，主要包括食品和生活用品。每個月村委會工作人員會進入貧困戶家中，根據家庭環境衛生和家庭成員對扶貧政策的知曉情況評分，滿分為 100 分，每 1 分可抵現金 1 元，貧困戶可以根據當月得分進入“愛心超市”換取等價值物品。“愛心超市”不但有利於培養當地貧困婦女良好的家庭衛生習慣，激發脫貧致富的積極性；而且對宣傳扶貧政策，促進扶貧實踐的順利開展具有重要意義。
從組織管理方式來看，“愛心超市”得以持續運營並取得成效的關鍵在於：①地方政府的強制力和號召力。政府作為活動主導者和資源募集者為超市提供貨源，作為監督者進入貧困戶家中評分，並以評分結果作為貧困戶兌換物品價值的依據。② 物品激勵方式的有效性。貧困戶在活動中作為被激勵者，對此項扶貧實踐的參與度和配合度，是該活動能否取得成效的決定性因素。但是，“愛心超市”的運作方式及來源於捐贈的超市物品能否對貧困戶産生可持續的吸引力，評分流程和評分結果的公信力如何保證，此類問題值得進一步商榷。
“錦繡計劃”——民族手工藝文化賦能婦女脫貧
2013 年，貴州省出臺了《關於實施婦女特色手工産業錦繡計劃的意見》，提出要通過“錦繡計劃”發展婦女特色手工業促進貧困婦女創業就業，進而幫助其增收致富。貴州省少數民族婦女自幼學習苗繡、馬尾繡、蠟染等手工藝，目前這些手工藝已經成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錦繡計劃”在實施過程中主要採取了 2 種典型模式。
（1）“公司+農戶+繡娘”模式。該模式包含 3 個步驟：① 由婦聯部門牽頭組織、公司承辦為貧困婦女進行刺繡培訓，具體培訓任務由當地民族手工協會骨幹繡娘負責；② 參與培訓的貧困婦女向公司領取刺繡任務，利用空閒時間完成刺繡並將繡品送回公司換取報酬；③ 公司通過電商或訂購商家統一銷售繡品，並獲得企業利潤。
（2）“名師、名匠”打造民族品牌。該模式包括 3 部分內容：① 每年舉辦民族技藝培訓班，邀請老藝人、民間藝術家現場教學；② 結合傳統和現代審美，綜合考量市場需求，推動手工藝品走向市場，形成自有品牌；③ 建設一批民族傳統工藝品特色村寨，推動民族工藝品製作實現産業化轉型。
“錦繡計劃”取得了良好的婦女扶貧成效：2013—2016 年，在實施“錦繡計劃”的 3 年時間內，共有 100 多萬貧困婦女借此擺脫貧困。截至 2019 年 3 月，貴州省有 1 354 個婦女特色手工企業和合作社運營良好，約 50 萬婦女從事與之相關的行業，全省婦女特色手工業産值達 60 億元。
“徽姑娘”農家樂——地區資源優勢賦能婦女脫貧
“徽姑娘”農家樂是指以婦女為經營管理主體，依託當地農村自然生態景觀、民俗風情及農、林、牧、漁等特色産業，提供觀光、休閒、餐飲、娛樂等服務的農家樂實體。“徽姑娘”農家樂是 2013 年在安徽省婦聯和安徽省旅遊局的部署下，為促進農民創業就業和增收所打造的重點項目。
“徽姑娘”農家樂項目由農戶自願申報；申報成功後，由安徽省婦聯、安徽省旅遊局統一掛牌“徽姑娘”農家樂旅遊服務示範基地和示範戶，並按照經營規模發放一定額度的扶持資金，以及為從業人員開展市場經營、烹飪技術、服務規範等多個方面的培訓。經過數年的經營發展，“徽姑娘”農家樂已經發展成為安徽省鄉村旅遊的知名品牌，取得了良好的婦女扶貧成效。2019 年，安徽省某市婦聯撥付創業資金，扶持 5 個省級“徽姑娘”合作社和農家樂項目、1 個市級“徽姑娘”合作社項目，為貧困婦女提供就業崗位和産業分紅，部分合作社還為貧困婦女購買了保險並簽訂長期勞務合同。2019 年，該項目共幫扶貧困婦女 572 人，其中帶動 97 位貧困婦女脫貧，單人最高月收入約 3 000 元。
政策建議
2020 年是全國貧困地區從脫貧走向振興的關鍵節點，隨著我國貧困人口不斷減少，脫貧攻堅逐漸接近尾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貧困治理的目標已經逐漸轉變為“如何推動未脫貧人口穩定脫貧”和“如何保障已脫貧人口不返貧”，貧困治理的重點也轉變為“如何使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和“如何建立貧困治理的長效機制”。基於上述背景和前文研究內容，提出 4 點政策建議。
將性別平等內化為鄉村社會行為規範，營造男女平權的良好氛圍。儘管男女平等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多部法律法規明確規定要保障婦女權益；然而，在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性別不平等現象還廣泛存在。建議：繼續大力倡導性別平等觀念，在農村社會中營造男女平權的良好氛圍並將其內化為鄉村社會行為規範；倡導政府各部門在決策過程中強化社會性別意識，繼續推動農村地區“志智雙扶”“移風易俗”；在社會意識和文化層面推動鄉村社會性別平等，減少婦女群體在鄉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處於弱勢地位的現象。
強化培訓力度，彌合“數字鴻溝”，建設包容性數字鄉村。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給我國社會生活各領域帶來深度變革，同時也改變了民眾的工作生活方式，便利程度大幅增加。然而，數字技術在不同地域之間和不同群體之間存在著不均衡分佈的現象，欠發達地區和高年齡、低技能群體大多被排斥在數字紅利之外。建議：強化對農村地區婦女進行相關技能培訓。一方面，幫助其適應快速變化的數字化社會，防止“數字鴻溝”的産生；另一方面，也可以幫助其增長技能，抓住數字經濟帶來的各類機遇，進而逐步彌合“數字鴻溝”，建設包容性數字鄉村。
增加育兒類、養老類服務供給，提高農村女性市場參與度。根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佈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2018 年（按照當年貧困標準計算）全國農村貧困婦女的就業率只有 33.4%。在未就業的貧困婦女中，有 28.6% 的人未就業的原因是照料家庭，如生育、照顧小孩、做家務等。同時，在全部農村婦女樣本中，因同樣原因未就業的婦女比例是 28.4%。由此可見，在農村地區，有近 1/3 的婦女群體就業潛力有待釋放。建議：以鄉村振興戰略為契機，結合實際情況，增加農村地區育兒類、養老類服務供給，提高家庭勞動社會化水準。這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婦女因家庭照料而無法就業的問題，同時此類服務供給的增加也能夠帶動就業崗位的增加。
建立婦女脫貧長效機制，構建包容、彈性、可持續的社會安全網。建議：有關部門建立互聯互通的普適性中國社會安全網，針對農村地區人口未來可能因各種原因出現的經濟收入中斷、基本生活無法得到有效保障的現象，注重運用組合政策工具，制定不同期限、不同資助方式、具有彈性的幫扶政策。在設定政策中的各類閾值時，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考慮運用隨機對照試驗等方法開展科學評估，充分參考前沿學術成果，同時應考慮到“福利依賴”、個體的“有限理性”等因素，將正向與反向激勵機制內嵌于幫扶政策之中。
（聶常虹：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陳彤、王煥剛：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王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 嘉實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