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6月25日，由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和中國發展門戶網共同舉辦的發展知識學術論壇舉行了本學期最後一場。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公益慈善週刊創始人董強以“女性的勞動收入空間：賦權的烏托邦與空間性別效益的異化”為主題進行了線上分享。由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徐秀麗教授主持。
此次講座通過介紹和分析少數民族村莊“雲南省河邊村”的性別案例，展示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中，為婦女提供一個直接參與經濟創收的市場空間對貧困和婦女自身地位産生了何種影響以及如何影響村莊的性別關係的演進。
首先，董強從理論建構的視角闡述了婦女在發展和反貧困實踐中的目標化是一系列有關性別問題理論和社會運動實踐的建構結果。他以丹麥經濟學家伊斯特·博斯魯普在1970年基於大量實證研究得出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及學者戴安娜·皮爾斯在1978年基於美國的貧困實證研究提出的貧困女性化的觀點為例，闡明瞭女性主義思潮是推動女性目標化的主要思想資源。
董強指出，性別不平等是一個跨文化的現象，但是性別關係本身又是一個特定的文化範式。從發展領域來看，瞄準婦女的經濟賦權活動旨在通過為貧困婦女提供公平的發展機會從而可能獲得賦權的效果，但是這一工具性的賦權途徑在不同的文化條件下其效果呈現是複雜的，而且這樣的途徑能否有效地實現性別的實質性平等依然存在著爭議。
其次，董強對於河邊村的基本情況、傳統經濟的性別化分工進行了詳細介紹。從家庭傳統經濟的性別分工可以看出：從結構上看，男性在家庭分工、性別關係中佔據主導性地位。按照自由主義和激進女性主義者的理論認為，從勞動分工的角度審視性別不平等問題的核心是“市場”。對此，上述兩位專家認為：把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讓無償的家務勞動得到同等的市場價值，或者讓婦女進入市場。從河邊村的家庭勞動分工模式來看，養殖業和家務勞動是婦女主導的領域。通過小雲助貧中心在河邊村開展的瑤族媽媽的客房項目，將婦女的家庭勞動技能直接與市場需求對接，將她們的家庭勞動延伸到市場，將她們的家務和産品推向市場。因此，瑤族媽媽的客房成為有機融闔家務技能和市場的新空間。河邊村婦女從事的家務勞動從之前的“文化空間”轉換為婦女獨立的“經濟空間”，從而形成了一個基於原有分工模式的婦女經濟創收路徑。經過實際調查發現，以婦女為主體的客房服務為村民帶來可觀的收入增加；婦女的邊際勞動時間遞減，對婦女來説負擔並不重；再造的經濟空間重塑了性別對經濟家庭的貢獻比重。
但是，這個項目卻産生了再造經濟空間中婦女經濟收入與賦權的悖論。一是經濟收入“歸屬”的尷尬。2018年河邊村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結構圖來看，客房收入高於其他所有收入，但在收入歸屬上，男性通常是房屋的戶主與收入的經手人。在財産歸屬觀點上，房屋歸屬於戶主，戶主一般為男性；在客房收入管理上，客房收入通過微信轉賬，婦女一般無手機或綁定銀行卡；在客房服務定位上，男性與女性都認為客房服務=家務勞動收入，是“家裏一起的”。二是在賦權效應下的性別福利的異化。客房創造的性別福利被男性異化到煙酒消費、購買摩托車、手機等活動上，在生活交往中，男性依然佔據主導地位，女性福利並未得到實質改善；性別福利還被異化到孩子身上，據統計，客房的經濟收入多數用於孩子的教育、生活方面的支出。由此可見，婦女創造的經濟價值所帶來的性別福利被異化到了男性以及孩子的身上。
最後，董強對於“賦權、減貧、性別關係”所産生的的上述問題及現象進行了總結與思考。他指出，河邊村“瑤族媽媽的客房”這個新的經濟空間同時容納了男性的勞動，發育出了一種以女性為主又不增加女性負擔的新的就業模式。“ 瑤族媽媽的客房” 所産生的收入主要用於孩子教育和房屋改善投資。河邊村所呈現的性別與貧困之間的關係是中國鄉村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如何充分發揮婦女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農村減貧的有效性。
河邊村“瑤族媽媽的客房”的實踐所展示的性別含義在於：婦女收入帶來的福利效應在惠及家庭的同時，有相當一部分的收入被男性所“捕獲”，成為改善男性福利的資源。值得關注的悖論是：女性收入的福利效應在流入男性的同時並沒有伴隨女性福利相應的改善，相反，卻是在婦女做出犧牲的基礎上發生的。這種瞄準婦女的反貧困路徑所産生的減貧效益外溢和空間性別效益的異化顯示了通過經濟賦權來實現性別平等路徑的複雜性，也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了通過提高經濟地位從而根本上改變女性地位的眾多理論假設。
在問題探討環節中，聽眾提出了許多問題，如在研究中，當地婦女如何看待自身價值、有何訴求、在項目進行過程中有沒有感受到賦權的力量；客房扶貧的案例能否在其他地方複製；在發展項目設計中是否能使婦女在經濟上有收入還能在文化認知等其他方面提高其話語權等等，董強都進行了詳細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