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暴發。中國政府舉全國之力，統籌謀劃，多措並舉，對新冠肺炎疫情開展聯防聯控，有效遏制了疫情的進一步傳播。近日來，疫情在全球多點暴發並快速蔓延，根據世衛組織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歐洲中部時間4月5日18時（北京時間4月6日0時），全球已有208個國家和地區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回顧世界發展史，自然災害、疾病疫情等災難始終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和重大經濟損失。在與各種災難事件抗爭過程中，科學技術得以不斷進步，有效提升了人類社會對災害的抵禦能力。然而，近年來由於氣候變化所引發的自然災害，以及持續肆虐的各種疫情已經對全球發展産生較大影響，也對人類社會如期實現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發出了警示。
重大災害的發生及演化過程
筆者選取 1920—2020 年世界範圍內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其中，重大自然災害遴選標準為造成死亡人數超過 5 萬人，或經濟損失超過 100 億美元；重大疾病遴選標準為區域暴發的甲級傳染病，或傳染國家/地區數量超過 10 個的乙級傳染病，或 WHO 認定的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通過 WHO 官方報告、文獻等渠道綜合蒐集了過去 100 年間世界範圍內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事件，並匯總了這些災害與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數、影響範圍、經濟損失 3 項指標；其中，死亡人數為災害或疾病造成的直接死亡人數，影響範圍為災害或疾病涉及的國家或地區數量，經濟損失為災害或疾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
筆者對蒐集到的 3 項指標數值進行極差標準化處理，以 3 項指標標準化後數值的算術平均值作為重大自然災害和疾病的綜合影響力；其中，部分案例由於年代久遠或缺乏可考依據而未蒐集到準確數值，則以 2 項指標進行計算。
按照遴選標準，1920—2020 年世界範圍內暴發的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事件共計 45 項；其中，23 項為地震、洪水、颶風等自然災害，22 項為流感、霍亂等傳染性疾病。WHO 按照不同地域特點將全球劃分為歐洲、非洲、美洲、東南亞、東地中海和西太平洋 6 個地區。研究發現，近百年來全球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主要發生在西太平洋和非洲地區，佔所有重大災害數量的 55.56%。
從時間尺度來看，全球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的發生頻率在不斷提高，由 1920—1999 年的 0.263 次/年迅速提升到 2000—2020 年的 1.2 次/年。其中，重大疾病的發生尤為明顯：22 項疾病事件中有 17 項在 2000 年以後集中暴發，佔比達 77.27%。
全球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的綜合影響力的顯著區域主要集中在西太平洋、東南亞和非洲地區。這些地區多為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經濟發展相對滯後。測算結果顯示，近百年來全球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的綜合影響力小幅提升，由 1920—1999 年的 0.111 增長到 2000—2018 年的 0.125。值得注意的是，2000 年以前重大災害的綜合影響力主要歸因于災害造成的大量人員傷亡。進入 21 世紀以來，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數量持續減少，但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災害波及的範圍不斷擴大，造成的經濟損失明顯增多，從而助推了災害的綜合影響力。
此外，23 項重大自然災害的綜合影響力為 0.074，而 22 項重大疾病的綜合影響力 0.182，顯著高於自然災害的影響力。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大量人員和物資的跨區域、跨國度的流動增大了重大疾病的擴散風險，並對人體健康、經濟與社會發展産生長期的影響。2015 年 10 月，巴西報告了寨卡病毒疫情，在 3 個月的時間內疫情擴散至 24 個國家和地區。2016 年 2 月，WHO 將寨卡病毒疫情宣佈為 PHEIC。在 3 年的時間裏，全球共有 87 個國家和地區報告了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分佈在非洲、美洲、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WHO 在 2016 年 11 月 18 日宣佈解除寨卡疫情的 PHEIC，但其對疫區造成了重大的經濟損失。根據世界銀行估算，寨卡疫情重創了中美洲和南美洲多個國家的旅遊業，經濟損失超過 600 億美元。
從空間分佈來看，在 23 項重大自然災害中，有 19 項災害初始發生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其平均綜合影響力為 0.067；而僅有 4 項自然災害始發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平均綜合影響力為 0.103，顯著高於發生在欠發達國家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力。原因在於發達國家自身經濟體量大且在全球經濟産業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一旦遭遇重大自然災害，會造成嚴重的區域性乃至全球性經濟損失。按照 2019 年購買力評價估算，4 項初始發生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重大自然災害的平均經濟損失達 1 060 億美元。例如，2005 年 8 月，美國遭遇了近代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卡特裏娜颶風災害，其影響包括堤壩等基礎設施的破壞、能源等相關産業的生産及供應體系破壞、人員傷亡和巨大的經濟財産損失。其中，受颶風影響墨西哥灣地區 1/3 的油田被迫關閉，煉油廠和港口設施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壞，導致石油供應量減少，致使全球石油價格快速上漲。據美聯社報道卡特裏娜颶風對美國造成的經濟損失超過 2 000 億美元，對全球經濟則造成了難以估計的影響。
在 22 項重大疾病事件中，除了初始發生在中國香港的流感和英國的瘋牛病，其餘 20 項重大疾病事件均初始發生於欠發達國家和地區，且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和東南亞地區。這些地區經濟發展落後，人口密度大，貧困人口多，基礎設施尤其是醫療衛生設施發展滯後，容易滋生傳染性疾病並造成蔓延。
重大災害影響的放大效應
進入 21 世紀以來，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的頻繁發生及其不斷增強的影響力進一步揭示了人類社會的脆弱性。當前，若干關鍵因素的存在放大了重大災害對人類社會的綜合影響，亟待得到關注。
人與自然關係不和諧
隨著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長，人口膨脹與資源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在人類無節度開發和消耗自然資源的同時，自然系統的均衡狀態受到嚴重影響，導致人與自然關係不和諧。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60 年全球有 30 億人，1975 年增長到 40 億人，之後全球人口以每 12 年增加 10 億人的速度增長，目前已達到 75 億人。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糧食需求，人類大規模地開墾耕地。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人們通過毀林開荒擴大耕地面積來獲取更多的農業産出，從而加劇了該地區林地資源的消耗。2005—2016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新墾農田的面積增加了 146 萬平方公里，年均增加 133 055 平方公里，而森林與灌木用地減少了 156 萬平方公里。世界範圍內的開墾耕地破壞了森林、草原、湖面，導致了水土流失、沙漠化、鹽鹼化，嚴重影響了全球糧食安全。
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使得全球化石能源的消費激增。2008—2018 年，全球煤炭年消費量由 3 503.4 百萬噸（油當量）增長到 3 772.1 百萬噸（油當量），增長了 7.67%；石油年消費量由 4 142.9 百萬噸（油當量）增長到 4 662.1 百萬噸（油當量），增長了 12.53%；天然氣年消費量由 2.9988 億立方米增長到 3.8489 億立方米，增長了 28.35%。化石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造成了大量 CO2 的排放，由 2008 年的 303.37 億噸增長到 2018 年的 338.91 億噸，增長了 11.72%，從而加劇了全球氣候變化，並引發了極端天氣、疫病滋生、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災害事件。根據世界銀行 2019 年的報告，到 2030 年全球氣候變化將使得 1 億人口致貧，這嚴重影響了消除世界貧困目標的實現。
鄉村衰退與撒哈拉以南非洲貧困化
伴隨著人類社會的演進，鄉村地區的發展適應性不斷受到外界環境變化的挑戰，尤其在快速城市化進程中，鄉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流加劇了鄉村地區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降低了鄉村系統應對外界發展環境變化的彈性能力，由此導致的鄉村衰退已成為全球性問題。鄉村衰退進一步加劇了鄉村人口流失、産業凋敝、農村空心化等問題，嚴重影響到鄉村地區的可持續性。世界銀行一項覆蓋89個發展中國家的調查顯示，鄉村地區承載著全球 80%的貧困人口，64% 的貧困人口從事農業生産。鄉村地區的貧困發生率（17.2%）是城市貧困發生率（5.3%）的 3 倍。鄉村衰退不利於實現農村貧困人口穩定脫貧，也將加大農戶生計的脆弱性。
當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是世界最不發達地區，分別於 2005 年、2011 年超越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南亞地區成為世界極端貧困人口最多的地區、世界減貧主戰場。長期的戰亂與地區衝突、政局不穩、自然災害、疾病等因素導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大量人口致貧，貧困人口數量由 1990 年的 2.78 億人增長到 2015 年的 4.13 億人，佔世界極端貧困人口總數的 56.16%。當前，全世界最貧困的 28 個國家中有 27 個位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其貧困率均超過了 30%。
處於衰退狀態的鄉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已成為世界發展的短板，亟待得到關注。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將在世界範圍內加劇城鄉間、區域間的不平衡，進一步加重部分鄉村地區的衰退，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因此，重大自然災害和疾病地發生將對衰退的鄉村地區、貧困地區造成更大的影響，勢必會制約世界可持續發展進程。
全球化的負面影響
全球化是以生産要素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與配置為基礎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的融合過程。在現代通訊與交通技術的助推下，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全球化促進了生産要素在世界範圍內的配置與利用，也促進了國際分工，提升了生産力與生産效率。然而，全球化對於重大災害引發的影響具有放大作用。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工業原料基地或零部件生産基地所在地區的自然災害和疾病，將導致生産成本上升或生産中斷，其影響會通過全球産業鏈快速擴散到各個國家和地區，造成世界經濟波動。
全球化發展使得人類活動對自然系統的干擾和影響不斷增強，引發了災害的集中暴發與連鎖反應，形成災害鏈。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乾旱不僅影響了本地區經濟，還導致難民的跨國流動，進入到鄰國或者是歐洲地區，形成國際人道主義危機。此外，大量人員和物資在世界範圍內頻繁流動，對傳染病的防治構成了新的挑戰。例如，埃博拉病毒和禽流感等發生於某一國家和地區的疾病迅速向全球擴散，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恐慌和巨大經濟損失。
對人類社會彈性能力建設的啟示
面對日益頻發的災害事件及其不斷提升的綜合影響力，人類社會如何有效應對這些危機，並保持自身的穩定性和活力，成為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彈性（亦稱韌性）研究正是在這一背景下于 20 世紀 70 年代應運而生，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多學科交叉的學術熱點。彈性是系統的基本屬性，指在保持結構、功能不發生根本性變化的前提下，系統最大程度吸收外界干擾的能力，包括對外界擾動衝擊的抵禦能力、適應能力與實現全新發展的轉型能力。探究人類社會如何應對災害侵擾並維持主要結構和功能正常運轉，有效提升人類社會的彈性能力和可持續發展水準迫在眉睫，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人類是自然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人與自然是一種相互依存、互相制約的關係，應清晰認識到逐漸頻發的重大災害及其影響是人類未能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結果。人類社會彈性能力建設應以構建和諧的人與自然關係為前提，在深入認知自然、把握自然規律的基礎上，科學、有度地利用與改造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提升人類社會應對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的彈性能力，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人類社會彈性能力建設應由政府機構、國際組織、地區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公民群體等共同參與，以有效應對全球性問題挑戰為導向，著力打造具有法律約束力、道德引導力、多邊協調力的全球治理體系。
人類社會彈性能力建設應科學揭示經濟、社會、生態子系統的自我調控閾值，並以此為基礎精準識別不同地域、不同發展階段人類社會發展的“短板”因素。當前，應通過國際社會的聯合行動，集中資源與力量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確保地區穩定，避免因衝突引發大規模的貧困、饑餓、流離失所等問題。同時，應科學把握鄉村地域系統的演化規律，著力補齊鄉村發展“短板”，制定並推進實施世界鄉村振興戰略，不斷提升鄉村彈性，重塑新型城鄉關係，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人類社會彈性能力建設應充分利用現代資訊技術。構建“區域-國家-城市-鄉村”多層級的全球大數據動態監測系統平臺，精準監測人類活動、要素流動、資源環境、氣候變化等數據資訊。在公開、透明、共用的基礎上，創建和優化全球重大災害事件應急網路體系，主要包括分析模擬系統、預測預警系統、決策管理系統、資源調配系統、災害處置系統與災後恢復支撐系統。
近百年來，日益頻發的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事件對人類社會造成了嚴重影響與不可挽回的損失，也為人類社會實現 2030 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發出了警示。人類必須正確處理與自然的關係，深入反思與調整自身發展方式，順應自然與利用自然，發揮科技創新與現代資訊技術優勢，不斷強化人類社會應對災害的彈性能力建設，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自然災害和疾病事件的發生、演化有其自身的規律。人類社會應該在科學認知和把握災害規律基礎上，構建統一、高效的防控、救治和恢復體系。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政府審時度勢、綜合研判、統一協調，及時制定了疫情防控策略，針對重點領域、關鍵環節，科學防治、精準施策，這為快速阻斷疫情蔓延、科學開展疾病救治、積極推進復工復産奠定了堅實基礎，體現了中國對重大災害事件的強大應對能力，為全球公共衛生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求不斷提升人類社會應對重大自然災害與疾病的彈性能力，這也是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人類社會彈性能力建設是一項長期、複雜的系統工程，需要世界各國、國際組織、社會團體的共同參與，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支撐和保障作用，在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框架下，全球合作、集中力量補齊人類社會發展“短板”，從而系統推進全球包容性增長與可持續發展。（作者：李玉恒，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武文豪，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部；劉彥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