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消息（記者 王甲鑄）陜西省安康市平利縣太山廟村村委會門口，放置著一塊該村脫貧退出百日會戰的“軍令狀”。從五月份開始，“軍令狀”上每一項工作被細化到周，具體負責人和完成情況也都一一公示，接受群眾監督，其中下沉擔任村工作總隊長的縣級領導的名字被寫在第一頁。
安康市平利縣太山廟村村委會門口的脫貧“軍令狀”（記者 王甲鑄 攝）
這份“軍令狀”背後，是平利縣凝聚力量脫貧、進行百日會戰的決心。具體而言，則是該縣創新推出的村脫貧攻堅總隊長機制的一個縮影，在這次創新中，縣委書記和縣長帶頭下村當起了“村官”。
一名主帥指揮，主體責任更加明晰
平利縣是秦巴集中連片特困區重點縣，全縣有貧困村79個、貧困戶18507戶，貧困發生率22.4%。到2018年底，該縣貧困發生率降至9.8%。今年2月底，平利縣召開整縣脫貧摘帽誓師大會，立下“軍令狀”，向“貧困山頭”發起總攻。5月，該縣開始百日會戰，以確保69個貧困村1.64萬人早日脫貧達標，實現整縣摘帽。
在太山廟村的這份軍令狀上，工作總隊長魏兵的職務是平利縣人大常委會辦公室主任。“在有些地方這個職務由縣級領導擔任，這樣安排對於整合各方面資源有好處。”平利縣縣委副書記蔣軍介紹，縣委書記和縣長也都下沉擔任了村上的工作總隊長。
據介紹，過去在聯鎮包村中，縣和鎮上的領導幹部幫扶成效的考核和村上只是掛鉤關係，出現了下村只是隨便走走看看、開座談會、走馬觀花、蜻蜓點水等形式主義問題，脫貧攻堅責任落實中常出現“多頭領導，責任無人擔，工作落不實”等現象。
蔣軍説，平利縣推出的村脫貧攻堅總隊長機制解決了脫貧工作中出現的這一問題。“總隊長對村上的脫貧攻堅工作負總責，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變幫扶責任為主體責任，各村脫貧攻堅總隊長職責一變，角色馬上轉變，紛紛自覺下沉到村上親力親為謀劃脫貧攻堅工作，到現場解決問題、推動落實。”
安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平利縣縣委書記鄭小東（左起第五位）在金沙河村擔任脫貧攻堅總隊長（圖片由平利縣網信辦提供）
安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平利縣縣委書記鄭小東就擔任了長安鎮金沙河村的脫貧攻堅總隊長。金沙河村交通條件落後，産業基礎薄弱，貧困發生率高達73%，是全縣最具代表的八個深度貧困村之一。鄭小東擔任村上脫貧攻堅總隊長後，帶頭吃住在村，與鎮村幹部會商對策，帶領幹部群眾一線攻堅。
金沙河村第一書記王青山説，過去，村上的具體問題要層層彙報，縣委書記下沉到村後，很多問題現場就得到了解決，效率更高了，基層幹部的工作無形中也緊了起來。
一張清單作戰，扶貧舉措更加精準
在上述軍令狀上，記者看到，從今年5月份起，太山廟村的脫貧工作按周進行了細化，並責任具體到人，每週都要進行安排、研判和核查。每項工作的完成情況用紅黃綠三種顏色分別標識，綠色表示基本完成的，黃色表示沒有完全完成、還有一定欠賬的，紅色則表示該項工作基本沒有推動。
軍令狀對每週工作進行細化，責任到人（記者 王甲鑄 攝）
“按照黨建的要求，對工作進度進行晾曬，提醒幹部不要忘了工作任務，同時也接受群眾監督，”蔣軍説，這樣從內容到形式，再到幹部的責任，都被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中央要求要用繡花功夫，我們把每項工作都具體化，也一目了然。比如這上面沒完成的工作，要在周例會上説明原因，不是主觀因素造成的可以申請延期，是主觀原因造成的，總隊長就要對具體負責的幹部進行問責。”
基層脫貧攻堅細緻繁瑣，實際工作中，由於不同部門、不同領域的扶貧幹部所擔當的重點任務各不相同，幫扶幹部業務素質參差不齊，難免出現問題導向不夠，工作對標對表不精準等問題。村脫貧攻堅總隊長機制推行後，聚焦問題短板，制定責任清單，使這一問題得到有效解決。
據介紹，平利縣縣長陳倫富擔任老縣鎮萬福山村脫貧攻堅總隊長後，到村現場召開推進會，與幫扶部門和鎮村負責人共同分析研判工作短板弱項，把脫貧攻堅重點工作落實到人頭、具體到每一天，帶領群眾種植了1000畝核桃園、1000畝柿子園、500畝茶葉、500畝中藥材，為萬福山村穩定脫貧打下堅實産業基礎。
一班人馬駐村，力量統籌更加集中
蔣軍介紹，在村級幫扶隊伍中，包括部門和鄉鎮幹部、駐村工作隊、第一書記、村“兩委”、各級幫扶幹部、高校企業和社會團體幫扶人員，這麼多幫扶力量，沒有統一指揮，或者多頭指揮，容易出現相互推諉的情況。村脫貧攻堅總隊長機制推行後，統籌統攬各種資源，科學調度“四支隊伍”，貧困村作戰隊就有了“主心骨”和“核心”。
平利推行村脫貧攻堅總隊長的做法，破解了人員下沉難、力量統籌難、一線合力攻堅難、工作粗放難落實落細等問題，全縣領導幹部一改過去靠督導檢查推動工作的被動局面。137名脫貧攻堅總隊長變幫扶為主責，真正實現了領導向一線集結、包抓力量向一線下沉、鎮村幹部在一線堅守、工作人員在一線駐紮，安排部署在現場，問題解決在一線，做到脫貧工作務實、紮實和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