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瑤鄉一位扶貧幹部與親人永遠的“失約”
▲黃吉安(右一)生前在崇文村農戶家走訪。(受訪者供圖)
一直信守諾言的黃吉安這一次要失約了。以前他答應的事情,就一定做到。
作為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百旺鎮人大主席,他答應動員苦守深山的群眾搬遷,兩年走爛5雙鞋,人們紛紛搬出深山；他簽下軍令狀帶領最貧困的崇文村脫貧,2018年,崇文村成為全縣最先摘帽的“極貧村”。他答應多陪親人,於是帶著妻兒在村裏度過許多個節假日。
今年3月,黃吉安答應兒子儘快回家,這一次,他失約了。黃吉安扶貧中因病去世。在他遺留下的公文包裏,裝著三樣物品:大摞貧困戶資料、兩瓶已吃一半的救急藥,以及一本結婚證——在鄉鎮多年,與妻子聚少離多,他對愛人照顧家庭充滿感激,夜深人靜時看著結婚證想妻子的好。
最偏遠的“極貧村”,遍佈他的足跡
都安瑤族自治縣貧困面廣、貧困程度深,去年,廣西確定脫貧難度最大的4個“極貧縣”,都安就是其中之一。
放眼望去,全縣幾乎都是石頭山。山裏人世世代代靠石頭縫裏種玉米過活,黃吉安從小在這裡長大。
2016年,在其他鄉鎮工作多年的黃吉安調任百旺鎮人大主席。百旺並不是條件最艱苦的鄉鎮,能來百旺往往意味著擔子會輕些。但剛來百旺,黃吉安就向鎮黨委書記潘柯宇主動提出挂點幫扶最偏遠的崇文村。
崇文村有178個深山坳,山裏人稱“弄場”,3年前還有一多半弄場不通路。騎摩托車到了山口,再來回走2小時山路算正常,最遠的甚至要走五六個小時。
2015年底精準識別時,崇文村貧困發生率高達44%,全村2396人中,還有1000多貧困人口。
從第一天起,黃吉安就開始一個弄場一個弄場調研,一戶貧困戶一戶貧困戶走訪。
木棍和大水壺是黃吉安的標配。山路崎嶇,木棍用來支撐身體,還可趕蛇。大水壺則足足可裝三斤水,在大石山區走訪,口渴找水並不容易。
山高路遠,土壤貧瘠,缺少水源……對於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弄場,搬出深山是脫貧根本之道。按照規劃,崇文村1/3的人需要搬遷。
“搬到縣城吃啥?”“祖宗都在這裡,不出去。”要讓世世代代深居大山的貧困戶離開故土何其困難。
“安置點配建有工廠,可以在家門口打工。”“搬出去後小孩上學,老人看病更方便。”黃吉安一遍遍做村民的思想工作。
駐村第一書記藍宏記得,去年他剛來駐村,就被黃吉安拉著去加現屯動員搬遷,下午1時多吃完午飯出發,走了3個小時山路,在貧困戶家動員了3個小時,再走回村委會已是晚上9時多。
類似的動員,村幹部們記不清有多少次。同一貧困戶,村支部書記陸漢平隨黃吉安去過3次,藍宏跟著他到過4次,還有很多次是他一個人去的。所有弄場黃吉安都到過,所有貧困戶家裏,黃吉安都去過5次以上。
有一回週末回家,黃吉安讓母親給他打熱水泡腳,母親走近看,發現他的腳一片紅腫,一問才知道走了6個小時山路。愛人流著眼淚牽上兒子去藥店給他買藥。
弄先屯的村民韋耀靈兩兄弟死活不肯搬,無論黃吉安把山外説得多好,兄弟倆不為所動,只願在弄場過與世無爭的生活。來回兩個小時的山路,黃吉安走了一遍又一遍。到家裏的次數多了,兄弟倆態度悄然發生轉變:或許山外沒有想像的那麼差?
“這樣吧,弟弟搬出去,我留守。”終於,耐不住黃吉安的“軟磨硬泡”,兄弟倆退了一步。
黃吉安只好同意。但看著韋耀靈破敗的泥瓦房,也不能把他丟在大山裏不管啊。黃吉安繼續給他出主意:要不把舊房拆了建新房?説幹就幹,黃吉安立即為韋耀靈申請了危舊房改造資金,動員全屯老小投工出力,捐贈木材,眼看著房子一天天逐漸成形。
去年國慶節,韋耀靈喜遷新居。為表達感激之情,韋耀靈特地打電話給黃吉安,想邀請他到家裏坐坐,黃吉安滿口答應卻再未成行。
“建好了我就放心了,還有其他貧困戶等著搬呢。”黃吉安説。
曲曲折折的山路,飽含著黃吉安的艱辛努力,也換來纍纍碩果,弄場裏的187戶計劃搬遷戶中,如今只有1戶拒絕搬遷,其他的貧困戶都已經或正在搬遷。
不落下一個貧困戶,不讓一個孩子失學
深山坳裏適合發展的産業有限,縣裏動員村民們種牧草、養牛,發展“貸牛還牛”産業。但祖祖輩輩種玉米的村民們,沒有一個人願意種草喂牛。
資訊員藍啟學曾在外地辦養雞場。黃吉安逮著他動員:“你站出來給大家帶個頭吧。”養雞失敗後,藍啟學早已心灰意冷。黃吉安一個勁做工作,打了10多次電話,説這次不一樣,政府提供扶貧創業啟動資金,同時還給予養殖技術指導。
藍啟學勉強同意,去年蓋起牛棚。“剛開始遇上很多困難,我每次都打電話讓黃吉安解決,他從不推脫,後來我自己都過意不去了。”
看著藍啟學的牛越養越多,村民們開始心動,紛紛加入“貸牛還牛”産業。如今,全村近40%的農戶參與其中,一半以上的耕地改種了牧草,每戶年均增收1萬多元。
去年底,崇文村貧困發生率下降至1.25%,在全縣48個貧困發生率超過30%的貧困村裏,崇文村實現第一個“摘帽”。
山裏人文化程度低,很多孩子讀完初中就外出打工,甚至有的孩子初中沒畢業就輟學。黃吉安對這種現象痛心不已。
去年,加仇屯女孩潘彩倩小學還沒畢業就輟學回家了。村幹部們説,孩子父親常年在外打工,孩子性格內向,總低著頭一聲不吭。
這急壞了黃吉安,絕不能讓一個孩子失學。他隔三岔五去女孩家動員。女孩家偏遠,要走1個小時山路,“我陪他去了1次,村支書陪著去了2次,他自己至少單獨去了5次。”藍宏説。
實在動員不了,黃吉安把女孩父親從外地叫回來,動員所有人給女孩做思想工作。如今,女孩已在百旺中學讀七年級。
“他把最後的精力用在了扶貧上。”黃吉安離世當天,百旺鎮副鎮長黃必勝和他到村裏動員油茶種植,約定晚飯後一起審核各村扶貧項目申請,可黃必勝還沒到,黃吉安就突發心梗,永遠倒下了。
遺留在座位的公文包,裝滿了村民油茶種植意向書、貧困戶幫扶手冊、脫貧攻堅材料,還有兩瓶吃了一半的救急藥。黃必勝失聲痛哭道:“2016年他因腦梗動過手術,都以為他康復了,他身體不適從沒對人提過。”
公文包裏的結婚證,見證如面
——“爸爸什麼時候回家?今晚回來嗎?”
——“爸爸今晚還不回去,一週有7天,今天是星期幾,你用7來減,就知道爸爸還有幾天回家了。”
晚飯後,黃吉安習慣和不到6歲的兒子視頻,兒子習慣問他的歸期。
從1996年參加工作開始,黃吉安先後擔任過大興鎮弄模村扶貧工作隊員、永安鎮人大副主席、百旺鎮人大主席等職務,始終堅守在基層、奮戰在一線。
為孩子上學,妻子王湘梅帶著老小在縣城租房。她説,扶貧任務重時,黃吉安半個月才回一次家,有時到縣城開完會,回家看了一眼,轉身又上了鎮裏的車。
今年1月,崇文村委會副主任陸新文偶然發現黃吉安公文包夾層裏,放著一本結婚證。“當時我們還取笑他,再三追問下,他才説出實情。”陸新文失聲落淚,兩口子聚少離多,家裏老人和兒女都靠妻子照料,黃吉安一直充滿感激,夜深人靜時掏出結婚證,就會想起妻子的好。
每次回到家,不管工作多勞累,黃吉安都會替王湘梅分擔家務,主動詢問父母想吃啥,自己下廚給老人做好吃的。
有時節假日,黃吉安要值班又想陪著家人,便帶著王湘梅和孩子在貧困村裏過節。王湘梅回憶,前年“五一”,黃吉安帶著她和孩子在崇文村度過。
當時黃吉安帶著她倆開車經過曲曲折折的山路,兩個多小時才到達崇文村。崇文的路太陡了,到村委會後王湘梅就不敢再往前走。
黃吉安告訴她,帶你來貧困村,看看比我們家困難的群眾還有很多,我們租房也沒什麼,“我到一個村就要讓村子起變化,到一個地方就要改變一個地方的面貌”。
王湘梅説,幾年前,黃吉安在永安鄉工作時,她和孩子曾在永安農村度過了許多節假日和週末。
黃吉安一直記得搬來縣城的貧困戶。89歲的老人藍月蓮從深山搬來縣城移民搬遷點,老人記得,春節前,黃吉安帶著妻兒,提著米和油,來搬遷點看她。“他要看望貧困戶,又想多陪家裏人,於是帶著他們來看,已經好多次了。”一搬遷戶説。
黃吉安帶著家人的背影,再也不會出現在貧困戶家裏了。
他待群眾如親人,群眾含淚送別他
在貧困戶韋德安家、藍培康家、潘衛鑾家……人們對黃吉安的離去痛惜不已。藍月連聽到黃吉安去世消息時,正坐在堂屋,當場嚎啕大哭,喊回在外地打工的兒子兒媳,送黃吉安最後一程。
老人用壯話告訴記者,一家人住在深山時,黃吉安隔不久就去看望,“那麼好的人,怎麼就離開了?”
“黃主席不管大事小事都替我們操心。”弄春屯59歲的韋德安説,村裏路不通,黃吉安和扶貧幹部爭取資金修路,吃水難又努力幫建水櫃,前年他生病住院,黃吉安專門去看望,自掏腰包留下100元錢,“他真心把我們貧困戶當親人。”
加下屯的貧困戶潘衛鑾身體不好,幹不了重體力活,於是黃吉安推薦她在安置點的新居裏組裝電子産品。電子廠定期將配件送來,她每天組裝幾千個,伙食費就有了著落。潘衛鑾説:“他説,要有信心,慢慢來日子會變好的。”
百旺鎮一名幹部説,跟著黃吉安下鄉,有時可以坐摩托車,但他不坐,就想著半路隨機進家入戶,他的公文包裏裝著各種材料,村民們有啥需求,隨時掏出申請材料現場填。
“他的心裏總想著群眾。”黃必勝説,申辦低保、臨時救助需要提交戶口本複印件,最近的複印店卻在鄉鎮,為減輕群眾的麻煩,黃吉安義務做起了群眾的“複印員”,進村時先拿上群眾的戶口本,複印好再把戶口本送回來。
這兩年王湘梅給黃吉安買了五六雙鞋,買一雙爛一雙,王湘梅抽泣著説:“每雙鞋的腳底都磨穿了。”如今,曲曲折折的山路上,再也沒有黃吉安來回奔波的身影。宿舍角落裏那雙沾滿泥巴的運動鞋,黃吉安再也沒有機會穿起。
黃吉安的遺體被運回老家。3月18日出殯時,崇文村20多名村民淩晨5時多自發趕去送行,不少村民是貧困戶,有的從外地趕回來,他們含淚送黃吉安最後一程。
瑤鄉多了一座新墳,崇文村群眾心中豎起一座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