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1992年出生的全國人大代表李金蓮來説，參加兩會並不容易，老家在雲南省迪慶州維西縣，距離北京3000多公里。參加全國兩會，她需要換乘4種交通工具：先是乘坐摩托車馱著行李去鄉鎮，再換成汽車去縣城，乘坐大巴去迪慶州，再乘坐飛機去昆明集合，之後目的地是北京。
“我是帶著泥土的氣息參加全國兩會的，以前我家也曾是貧困戶，現在我們那裏變化很大。”這位樸實的傈僳族女孩自豪地説。
她並沒有説大話，底氣正是家鄉的變化。
2018年，李金蓮來北京參加全國兩會，心中卻仍惦念家鄉——還有一個村民小組還不通路，6戶村民因沒有水泥路而犯愁。
去年，開完兩會，她回到老家後，參加了幾次列席會議，會議發言時，她都請求各級政府要重視農村公路建設。她説:有公路不一定能致富，但是沒公路一定不能致富。多次反映後，得到了當地各級政府以及各級有關部門的關心與重視。2018年10月，她看到了各種開工建設，挖公路、打硬化路等等，到2019年1月，鄉村有了另一番景象。
李金蓮説：“路修好了，最激動的是村裏的孩子。我小時候上學，走山路需要四五十分鐘，現在小孩子上學，只要十幾分鐘就到了。”
2016年，大學剛畢業的李金蓮選擇回到家鄉，她發現農村悄然發生著變化：村裏大學生已經不稀罕，僅她家所在的村民小組，就出了二三十名大學生；村裏的留守兒童，從原來的吃不飽穿不暖，到現在孩子們吃穿不愁。變化的背後，是國家扶貧政策“落地生根”。
可是，讓李金蓮犯難的是，有的留守兒童處於青春期，性格叛逆，加之家庭困難原因，與家人鬧彆扭，不願意上學。只要聽到有孩子輟學，李金蓮都會第一時間，提上小禮物，勸孩子回到課堂上課。
“這一年，我勸了三四個孩子重返課堂。”每當她勸説成功，都有滿滿的成功感。
作為90後代表，村裏的年輕人是她最關注的群體。這幾年，她發現村裏的年輕人多了，可她卻看到了問題。春節前後，有的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回到村裏，一待就是半年，在家復習準備考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如果沒考上，這些年輕人就外出工作。
“他們父母的觀念比較保守，總是希望孩子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李金蓮發現，如果農村大學生畢業去企業上班，在鄉鄰眼裏，並不算體面的工作，體制內的工作才有面子。願意在農村紮根創業的年輕人，更是鳳毛麟角，還會被認為在城裏混不下去了，父母會沒有面子。
為什麼會有年輕人回鄉復習考試？李金蓮坦言，背後是年輕人發展的困惑，也是家庭經濟條件所限。在當地的家庭，供養大學生上學並不容易。有的家庭有兩個孩子同時上大學，父母勒緊褲腰帶幫孩子交學費。雖然扶貧政策也能緩解壓力，但不少孩子到了學校還要靠打工賺生活費，勢必會影響學業。
李金蓮一針見血地指出差距：“當別的同學參加社團等學生活動，或者報班參加考研培訓時，這些孩子還要在外面打工。雖然他們都在一個學校，但是無形之中，與其他同學的差距拉大了。因此，找工作時，他們也難以有足夠的競爭力。比如，相對於城市的孩子，他們的職業生涯規劃都難以得到有效的指導。”
李金蓮也注意到，近幾年，國家對貧困地區的教育投入大了，這是好事。可是，如何讓貧困地區的青年實現更好的發展？依然還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李金蓮認為，如今，貧困大學生上學問題基本能夠解決，不過，國家和學校還是要關注對在校貧困大學生的幫扶力度，特別是要聚焦服務他們未來的發展，能夠有更多機會實現階層的躍升，解決代際貧困問題。
當然，她也注意到，當地已經給年輕人提供了很多公益性的崗位，比如鄉村教師等崗位，可是，客觀上崗位收入不高，難以留住優秀的年輕人。
李金蓮認為：“農村要留住年輕人，不妨提高公益性崗位的工資，用待遇留人，此外還會産生溢出效應，特別對於農村教育的提高很有幫助，進一步縮小基礎教育的城鄉差距。另一方面，還要找準領頭雁，帶動更多青年在本地創業。”
她進一步解釋認為，幫助農村青年發展，國家投入是重要保障，但是也要形成政策閉環，讓更多的年輕人受益。當然，還要動員更多社會力量，一起幫助青年人找到更多的出路。畢竟，農村青年發展就是脫貧“造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