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扶貧辦新發佈的通報顯示：2018年，鄂州累計發放扶貧小額貸款1692戶、金額約7919.7萬元；扶貧小額信貸戶貸率15.85%、超過全省平均水準2.33%。作為典型的插花貧困地區，鄂州市5.43萬名建檔立卡農村貧困人口中，82%因病、因殘致貧，實際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不到20%。在這樣的群體中，“貸得出”和“貸得到”同樣艱難，而要確保扶貧小額信貸安全也非易事。
鎖定“四有”標準應貸盡貸
如何挑選合適的對象放貸，是各銀行面臨的首要難題。
2017年3月，鄂州農村商業銀行承接全市扶貧小額信貸任務，並率先推出“基準利率、全貼息、免抵押、無擔保”産品。意外的是，這樣“實惠”的産品一起步就遇冷，“大部分貧困戶一聽到貸款，就擔心還不起。”梁子湖區支行信貸經理高國珍説，這一度給放貸帶來困難，甚至出現粗放式“漫灌”的做法。
到了2018年，全市扶貧小額信貸工作的合作銀行增加了中國郵政儲蓄銀行鄂州分行、中國農業銀行鄂州分行，分別對口支援鄂城區和華容區，而鄂州農商行則只對接梁子湖區。“這樣做既增強了信貸資源，又從過去銀行和全市對接轉變為區行對接，壓實了基層責任，更利於精準‘滴灌’！”中國人民銀行鄂州市中心支行負責人鮑明星説。
“在先期探索基礎上，我們將信貸對象鎖定為有創業意願、有勞動能力、有産業項目和有較好信用的‘四有’貧困戶。”鮑明星説，申請信貸名單先由鄉村兩級扶貧部門推薦，再經銀行業務員實地走訪比對，對符合條件的貧困戶“應貸盡貸”。其中，貧困戶信用由村組投票評估。
去年，3家銀行接到各區扶貧辦推薦貧困戶名單2551戶。數月內，近百名業務員進村入戶，走訪了4008戶貧困戶，最終篩選出符合貸款條件的貧困戶1929戶，並在流程上刪繁化簡，提供綠色通道。
與此同時，啟動協調督導機制，凡接到“貸不到款”的反映，就從市人行、市扶貧辦及3家銀行抽派工作人員到現場聯合調查，了解真實原因。“從一開始投訴較多，到現在幾乎再沒接到類似問題的反映。”人行鄂州市中心支行貨幣信貸科科長姜光磊説。
做貧困戶的“發展顧問”
太和鎮的胡道海年少時外出打工，前些年因患胃病返鄉休養。去年，他流轉了村裏100多畝閒置地，並在高國珍協調下申請扶貧小額貸款，買回管道、租上挖機，改建蝦稻共養池。
“我有種植養殖經驗，也闖過市場，碰上好的政策，還怕脫不了貧？”剛過而立之年的胡道海信心滿滿。
“現在，一遇到有貸款意願的貧困戶，銀行業務員大都有眼前一亮的感覺，但並不是貧困戶想貸多少就貸多少。”鄂州農商行董事長鄒家勇説：“為預防信貸風險，業務員還要做貧困戶的投資顧問。”如一位貧困戶曾想貸10萬元辦養雞場，但在銀行調查分析後，他只貸了4萬元，如今項目順利推進，還貸壓力並不大。
人行鄂州市中心支行副行長楊釗説，扶貧小額信貸並不只是“送錢”，關鍵在於幫助貧困戶理清發展思路，讓其對自身的生産經營有本“明白賬”，通過自力更生拔“窮根”。碧石渡鎮龍會村以貧困戶為法人代表成立專業合作社，成功吸納當地10余戶貧困戶為社員，通過申請扶貧小額信貸，合作發展蔬菜種植基地、管理流轉土地，使貧困戶成為帶地帶資入股的股東。
“這種做法使貧困戶學有標桿、幹有標準，再通過産業政策引導規模化經營，進而形成脫貧致富的長效機制。”楊釗説。
業內呼籲注重政策連續性
截至目前，鄂州市扶貧小額信貸尚未出現風險。“我們將在到期還款的貧困戶中評選誠信戶，並在原貸款授信額度基礎上適當提高再貸款額度。”農行鄂州分行副行長顧文勝表示，該行利用村“兩委”熟悉全村情況的優勢，建立扶貧小額信貸監督激勵機制，讓金融扶貧見實效、可持續。
然而，幾家銀行負責每人平均認為，隨著大量貸款逐步到期，提高貸款品質將是今後金融扶貧工作的重要任務。最令他們感到困惑的是貸款模式變動頻繁：先是“戶貸企用”，但為防止貧困戶將貸款放入企業坐等分紅的“養懶漢”現象，這一做法去年上半年被叫停；接著，有關部門先後推行過“戶貸戶用戶還”、“戶貸戶知戶還”以及允許一定比例的“戶貸企用”等模式；去年下半年又推行“一自兩合”，即自身發展為前提，通過“合夥”、“合作”等模式帶動貧困戶脫貧致富。
“現在剛接到的通知稱，‘一自兩合’又將調整。”郵儲銀行鄂州分行行長葉兵説，這的確令大家感到無所適從，以至於出現到了年終還在趕任務的情況。去年底前一個多月，該行在信貸目標調整後，抓緊和區鎮政府溝通協作，最終通過高強度工作完成了2000多萬元的放貸任務。
鄂州市金融辦副主任秦劍濤説，扶貧小額信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以貧困戶為中心，建議有關部門注重政策的連續性，不必在執行層面一個模式管全局或管到底，而應在效果導向和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鼓勵各地探索創新。(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勁松 通訊員 曹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