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2日清晨，海拔千米的豐都縣高家鎮方鬥山村寒風刺骨，夜裏的霜剛剛消去，室外只有3攝氏度，冷得人直跺腳。
但即便如此，村裏人也沒有閒著。貧困戶冉太平幫老闆拉來了一車木材，用於裝修農家樂；今年靠養中蜂掙了3萬多元的楊本培正在修整蜂箱以待來年；而村民王劍飛則尋思著明年自己的“王師傅特色菜”農家樂應該搞點什麼新耍事。村委會裏更是一片忙碌：完成農村“四好公路”建設，全面落實C、D級危房改造及復墾政策，大力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等項目化的攻堅內容，被提上了明年的議事日程。
歷經數十年的探索，這個縣級深度貧困村，正在脫貧攻堅的道路上大步前進。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期 扶貧停留在給錢給物階段
方鬥山村因坐落于方鬥山上而得名，是7個村合併而來的“巨型村”，幅員面積達30平方公里，人口和耕地卻分別只有3100余人和5500余畝，典型的地廣人稀，耕地不足。
上述因素，決定了方鬥山村的脫貧攻堅道路漫長而艱難。
1980年，土地包産到戶拉開了方鬥山村脫貧攻堅的序幕。77歲的老村支書秦光瑞説，一家人有三五畝地，種上傳統的“三大坨”，喂上一頭豬，吃得好不好另説，但吃飽不成問題——大約1983年時，方鬥山村大部分人的溫飽問題便得到了緩解。
但這是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農産品價格改革等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紅利，並不算真正意義上的扶貧。
那時候的扶貧是什麼樣子呢？
“也就是停留在給錢給物的階段。”秦光瑞説。他和另外兩名老村支書向明湘和譚廷其（都來自方鬥山村的撤並村）的做法都是如此：比如，每逢春節前，秦光瑞就會和村支兩委的幹部合計一下，看哪一戶人這個年關實在難過了，便給他們幾十斤大米或者糧票。
誰家的房子破了，村裏就給點救濟金對付一下，然後再找點彩條布把破損的地方蓋上就算完事；有人生病，村幹部拿來的藥不外乎都是“頭痛粉”。“不是不想幫，那時候實在是沒有能力。”秦光瑞説。
1986-2011年 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扶貧階段
情況在1986年有了些變化。
是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成立，拉開了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農村扶貧開發的序幕。國家劃分了18個集中連片困難地區，依據農民每人平均收入，制定了國定貧困縣標準，劃定了331個國家貧困縣。
正是在那一年，方鬥山村民開始自發地修路。談到這件事，豐都縣高家鎮定點聯繫方鬥山村的宣傳委員譚仁富認為：“村民們開始意識到了要想擺脫貧困，只能發展生産，而發展生産的前提是建好基礎設施。”
但方鬥山村要補齊基礎設施這個“短板”，談何容易？
以修路為例，上級撥付經費只有4萬元，村裏靠這錢，動員村民投工投勞。村民、村幹部都揮著鐵釬、大錘一起上陣。靠著這股拼勁，村民們硬是用一年多時間修出了寬2.5米、長10公里的土路，至少在天晴時可以通過小貨車。
其他基礎設施項目的落實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如飲水問題——1986年之後的20多年裏，方鬥山村一共修了9口山坪塘，再用橡皮管子將水接到家裏就了事；電也是如此，早年間方鬥山村在供電時有時無，直到2008年政府實施大規模的農網改造後，村民家的燈才算常亮了起來。
改進基礎設施後，村裏就想發展産業。由於缺乏技術指導和暢通的銷售渠道，好不容易發展起來的一些産業失敗了。
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頭幾年，方鬥山村曾組織村民大規模種植五倍子和青蒿，但由於市場行情不好，村民們的辛勤勞動成了“竹籃打水一場空”。
後來，針對自身山地地形特點，村裏開始組織村民種植烤煙，養殖山羊和肉牛。這一次絕大多數人的産業都平穩正常發展，掙到了一些錢。但也有例外，向明湘家住在偏遠的十九社，小地名大窩凼。10多年前，他和村民們一道發展起了山羊養殖，但別人走幾步就能把山羊賣出去，他卻要翻山越嶺近兩個小時才能走到村頭。
辛苦也就罷了，最怕的是山羊生病，向明湘不懂技術，而懂技術的人又不願意進來，71歲的老向只能眼巴巴看著羊死掉。
2012年至今 開發保障並重的決戰決勝階段
讓向明湘欣慰的是，扶貧很快迎來了更大力度、更廣範圍，且以精準為特徵的歷史性轉變。
新一輪脫貧攻堅戰打響後，方鬥山村更換了領導班子——2014年底，在外創業有小成的鄒宏成為了新一任村支書。
鄒宏上任後發現，脫貧需要解決的問題不少。
首先要把真正的貧困戶找出來。
當時，市裏的指導意見是：以戶為單位，綜合考慮住房、教育、健康等情況，通過民主評議、公示公告、逐級審核的方式進行識別。
實際操作過程遠比這複雜得多。“看房、看糧，看勞力強不強、還有沒有讀書郎。”鄒宏説。與此同時，不少農産品的定價界限比較模糊，村裏就採取了最低價折算的方式，一畝地算500斤玉米，一隻羊算700元，一頭牛算5000元。
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總計143戶533人，其中因缺技術致貧的佔一半以上，因學致貧的佔22.4%，因缺勞力和資金致貧的各佔7%，剩下則有少部分因病或因殘致貧。
摸清底數，為精準幫扶奠定了基礎。“我們制定了整村脫貧規劃，重點包括基礎設施和産業項目，而且還為每一名貧困戶分別制定了脫貧方案，駐村工作隊與幫扶幹部逐戶登門走訪結對。”鄒宏説。
從2015年至今，方鬥山村每年整合的扶貧資金都達到了1000萬元以上。利用這些資金，方鬥山村硬化道路40.7公里，整修泥結石路33公里，圓滿完成社社通目標；新建一座自來水廠，完成6口山坪塘整治，新建蓄水池1200立方米，解決了方鬥山片區5000余人的飲水安全問題；此外，實施了入股分紅等利益聯結機制的500畝果園基地、300畝中藥材基地等達産成效，帶動了不少貧困戶脫貧增收。
貧困群眾是直接受益者。前幾年養殖山羊屢屢受挫的向明湘家門口通了公路，又接受了點對點的技術指導，如今已是有100多只山羊的養殖大戶。
而2014年才買上電視的特困戶向明生，如今依靠著土地流轉租金和入股分紅股金，有了10多萬元的存款。
“精準幫扶就是對症下藥，找準病根才能藥到病除。”鄒宏感慨，方鬥山村平均海拔約1100米，非常適宜發展避暑納涼旅遊。為此村裏引進了企業建設方鬥山大酒店，並鼓勵村民將住房改造為農家樂。如今村裏已有15家農家樂陸續開張，一到夏天就有一兩萬避暑客在村裏住下來。
人多車多，村裏面臨著“幸福的煩惱”。“剛拓寬硬化的路又顯得窄了，村裏還差健身步道、休閒廣場等設施。”鄒宏笑著表示，“扶貧沒有終點，發展沒有盡頭，村里正在制定計劃，完善設施，努力創建全國鄉村旅遊扶貧示範村。”
重慶脫貧攻堅這些年
直轄以來，重慶扶貧工作緊跟國家步調，走出了一條以發展經濟推動脫貧致富、以區域發展帶動扶貧開發、以社會保障穩定解決吃穿、以創新機制提高脫貧成效的扶貧道路。
1996年，重慶直轄態勢漸明，開始代管原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全市貧困人口陡增，吃不飽、穿不暖的貧困戶就有366萬人。針對這一情況，市委、市政府制定並組織實施《重慶“五三六”扶貧攻堅計劃》，明確提出從1996年起到2000年底，用5年時間，基本解決全市農村366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到2000年底，全市18個貧困區縣整體越溫達標。一年後，全市農村貧困人口由直轄前的366萬下降到109萬，貧困區縣農民每人平均年純收入達到了1475元，比直轄前增長87.9%。與此同時，貧困地區整體經濟實力明顯增強，國內生産總值、地方財政收入分別比直轄之初增長77%、236%，增幅高於全市平均水準。
2001年，市委、市政府經過仔細調研後，以《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為指導，向全市3270個貧困村每個村投入20萬-40萬元專項扶貧資金，幫助其修建基礎設施、發展産業，增強自我發展能力。
在“十一五”期間，我市重新確定了2000個貧困村，並提出“千村脫貧”計劃。每個村除安排100萬元專項扶貧資金外，還整合交通、水利等各類資金，向每個貧困村的投入至少600萬元，強力推進整村脫貧。
黨的十八大以來，“精準扶貧”成為扶貧工作的中心。我市的脫貧攻堅迎來了歷史性轉變。2014年底，我市通過精準識別，篩查出165.9萬名貧困群眾，按照致貧原因分析，因病致貧位列第一，佔比29.3%，因學致貧佔比25%，缺資金、缺技術、災害、殘疾、缺勞力等因素依順序分居其後。
通過制定針對性的幫扶政策，我市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效：截至2017年底，全市12個貧困縣摘帽、1821個貧困村脫貧、160.1萬貧困人口脫貧，貧困發生率降至1.1%。
十九大以來，我市吹響脫貧攻堅和全面小康的“衝鋒號”，堅持把精準到人頭與統籌到區域結合起來、把激發內生動力與用好外部力量結合起來、把打贏打好脫貧攻堅戰與實施鄉村振興結合起來，圍繞如期穩定脫貧、鞏固脫貧成果、完善長效機制三大任務，實施“十四個扶貧專項行動”。
脫貧攻堅實現了從“打贏”向“打好”轉變，從“減量”向“提質”轉變，從“全面”向“深貧”轉變，從“政府完成軍令狀”向“群眾增強獲得感”轉變，從“能力開發為主”向“開發保障並重”轉變，從“見子打子”向“標本兼治”轉變，脫貧攻堅工作整體加強，持續向好。
精準，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關鍵
大約五六年前，記者在市扶貧辦採訪時，一位相關負責人説，現在有新的精神了，之前的工作固然還要推進，但眼下的扶貧核心思想是“精準”。資金、資源都要更多地傾斜到貧困群眾身上，增強他們的獲得感幸福感。
這些年來，我通過不斷的採訪，對“精準”二字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不可否認，在過去普遍貧困的情況下，扶貧政策大多是普惠政策。但如今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大面積貧困已經消減，剩下的貧困對像是“一地一特點、一戶一光景”，相互差異極大，再沿用過去的老辦法，當然行不通。
相對於粗放式扶貧而言，精準扶貧是更個性化的選擇。簡而言之，它要求我們針對每個貧困村、每個貧困戶的不同情況制定幫扶措施。因此，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更加強調人的作用。例如，在精準識別階段，應盡可能規避人為因素，層層把關，才能準確鎖定貧困村、貧困人口，才可能避免用普惠政策代替特惠政策、用區域政策代替到戶政策，提升幫扶效果。
所以，在打贏打好脫貧攻堅戰的要求和目標下，精準才是開啟勝利之門的鑰匙。它要求黨委、政府逐地、逐村、逐戶制定幫扶政策，有勞動力的要“開發”,缺勞力的要“保障”,住房危險的須“挪移”，患上疾病的須“救治”，唯有如此才能對症下藥、藥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