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本刊記者從貴陽驅車穿行百公里山路，來到了位於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的塘約村。這是一個位於大山深處、綠水青山環繞的美麗村莊：紅磚頂的小洋樓、柏油馬路、綠化帶……眼前的一切讓記者怎麼也想不到兩年前這裡還是一個二類貧困村。
早些年村裏沒有路、沒有電、沒有自來水，每家每戶靠著幾畝貧瘠的山地維持生計，如果不外出賺點錢根本養活不了一家人。據村民介紹，因為沒有經濟來源，平時買點油都困難，為了解決溫飽，只好在地裏幹農活，要不根本沒辦法生活，一家人整年在地裏幹活種出來的東西也只夠吃半年的。
在調研中記者發現，如今的塘約村人年均純收入從以前的不足4000元升至10030元，95%的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就業創業。而讓記者感興趣的是，多年的貧困村是如何發生這麼大變化的？
窮則思
村裏人都説或許應該感謝2014年那場山洪。村民介紹説，當時山洪把村裏的糧食和村民的衣物全部都沖走了。塘約村黨總支書記左文學説，當時他一方面組織自救，另一方面也在想塘約村以後的路該怎麼走。災情發生的第二天，時任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來村視察時説：“這個地方容易把老百姓組織起來，可以搞一個合作社。”正是這句話提醒了左文學。
洪水退後，左文學整夜輾轉難眠。“靠單打獨鬥是過不上好日子的，必須走抱團發展的道路，將村民的土地集中起來，由村集體進行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經營。”左文學説，“2014年12月，我們召開村民大會，決定成立村級合作社，希望通過合作社將村裏的土地流轉後用於農業種植的發展。”而成立合作社並不是一帆風順，其中土地流轉就是一項艱巨和困難的事情。塘約村老支書曹友明告訴本刊記者：“一開始村民並不願意把土地流轉給合作社，農民靠土地吃飯，怕合作社經營虧損，拿不到錢。後來，經過我們一戶戶地動員，先流轉了150畝土地並付給了村民土地流轉費。同時，請他們到合作社工作，並按月結算工資，這樣就激起了部分村民的積極性。此後，由於合作社農業種植發展較好，再次經過思想動員，原先不願意加入合作社的村民也自願將土地流轉給合作社，就這樣農村資源就活了起來。”
雖然土地資源活了起來，但是在當時合作社最大的困難就是缺錢。塘約村村委會主任彭遠科説，當時村集體資源在洪災過後總共還不到4萬元，沒錢辦不了事，村裏只好找到當地的農村信用合作社，希望以合作社的名義貸款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合作社的負責人表示，錢只能借給個人，不能借給集體，也就是説，村民要以個人的名義貸款後統一給合作社用，這在當時是不敢想像的事。村民本來就擔心合作社給不了錢，所以才讓村裏先支付土地流轉的費用，現在還要讓村民用自己的信用貸款給村集體發展産業，這又怎麼可能呢！
面對如此難的考題，怎麼辦？彭遠科反覆説著一句話：“發展，一定要發展！”
但是要怎麼做，彭遠科也並沒有答案。後來經過班子會議討論，首先確定的是幹部先行，班子成員必須邁出第一步，先擔風險，只有這樣才獲得老百姓的信任。左文學説：“我們一共開了3天會，最後一天做了一個決定，我們11個班子成員，除了一個女同志以外，都要向農村信用社貸款，貸來的錢給集體用。當時班子成員最低的貸了8萬元，最高的貸了15萬元，10個人共計貸款110萬元，合作社這才有了最初的啟動資金。”
思則變
借來的錢除了付清土地流轉的費用，村裏還用這些錢購買了農機、種子、化肥，把流轉出來的土地全部種上了蓮藕。直到2015年下半年，村集體才有了第一筆收入——86萬元，村民看到合作社有了收益，加入合作社的熱情也高了起來。不到一年時間，合作社就建成了150畝蔬菜基地、520畝晚熟脆紅李、200畝軟籽石榴、500畝核桃、300畝脫毒馬鈴薯、150畝蓮藕等種植項目和200萬羽林下養雞項目。
左文學表示，在合作社與村民簽訂土地入股和其他形式的合作協議後，合作社、村民、村集體按收益分配模式進行利潤分成。如此一來，村民總收入由“流轉收入=土地收入”變成了“股份分成+工資收入=土地收入”。據了解，2015年底，全村70%的土地都流轉到了合作社。到2016年底，全村所有土地已經實現全部入股。
“我把家裏的3畝土地全部入股到了合作社，2016年僅土地流轉和分紅就得了3480元。”塘約村村民張福友興奮地説。2010年以前，張福友在江浙一帶打零工，妻子就在家裏圍繞著這3畝地“轉”，一年也攢不下幾個錢。而現在，靠著與合作社一起發展，他們每年的收入都在6萬元左右。
不僅如此，塘約村還根據村民的不同技能，按不同勞動要素入股合作社。在塘約村，記者了解到，這裡的很多村民都以土地入股，還有以技藝創業的，一下子從農民變成了股東。而“村社一體，合股經營”的方式，也為當地的貧困戶、返鄉農民工等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在調研現場記者發現，合作社務工的村民月工資最低不少於2400元。合作社每日工資為80至300元不等，每次工作時長為9小時，中午有長達2小時的休息時間，務工期間不規定完成任務的時長，並由村民自由選擇務工日期。張福友和妻子就是其中的一員，他告訴記者：“合作社各項建設急需人手，他幫工一天的收入是150元，妻子做些不繁重的體力勞動，每天也有80元的收入，這可比出門打工好多了，家裏老人能照顧得上，夫妻兩人也不用兩地分居，收益也有保障。”據統計，近兩年來，塘約村外出務工人員從860人減少到50多人。
經過近3年的發展，目前合作社社員覆蓋了全村90%的農戶。“通過成立村級土地流轉中心，建立農村産權確權資訊管理平臺，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産權、農地集體財産權‘七權’疊加一併進行確權登記，明晰了農村産權‘身份證’，讓農民把産權揣在兜裏，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為農村産權交易打下了基礎。”左文學説，“全村進入數據庫農村耕地確權面積4155畝，林地2097畝，房屋482宗，集體所有水利工程15宗。”
變則通
據了解，合作社對入股土地品質每畝按200至700元不等分級估價、折算股份，按照合作社30%、村集體30%、村民40%的收益模式進行利潤分成，使村民資源變資産、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
如今，塘約村村民的臉上個個樂開了花。塘約村老支書曹友明逢人就説：“塘約會變得如此美好，最要感謝的就是政府的支援。”在村裏記者看到，有很多遊客也不禁發出讚美之詞：“荷塘飄香”“菜園蓬勃”“民居靚麗”“道路寬闊”，無疑成了他們口中絕美的佳句。
平壩區委書記蘆忠於説，現在塘約村921戶農戶，合作社總共有5230股。2016年村集體收入已經達到206萬元，兩年時間增長了50倍；貧困人數從600多人下降到19人，很大一部分得益於“抱團經營、村社一體”，通過合作社提高農民的收益。
説起塘約村，一個從二類貧困村變成如今的富裕村，不得不提的就是村民自治。走在塘約村的廣場上，記者看到赫然醒目的宣傳板上寫著“紅九條”3個大字。據講解員介紹，“紅九條”是為抵制部分黨員幹部作風漂浮、公益事業無錢無人建設、村內濫辦酒席等不正之風而設立的村規民約。塘約村的紅白理事會會長孟性學説：“對違規操辦酒席、不孝敬贍養父母、不關心未成年子女、不參加公益性義務勞動等行為的村民一律納入‘黑名單’，進行為期3個月的管理。在此期間，不辦理任何服務手續，並取消政府補助。比如，政府補助每戶村民自建新房8000元，如果違反‘紅九條’，那麼8000元就取消發放。期滿考評合格後，才恢復其村民權益。”
老支書曹友明告訴記者：“村裏之前曾一度盛行辦宴，升學宴、搬家宴、剃頭宴，就連賭博輸了也要辦個‘落難宴’，家家辦宴攀比，你辦10桌，我就辦20桌，全村各種宴席加起來一年有200至300場不等。如果一個年均收入在4000元左右的村民，一年吃酒送禮錢就有1.2萬元以上。”
説到這兒，村民張福友連連點讚“紅九條”的出臺。他説：“辦酒席是最不好的風氣，我們有好多時間都花在幫忙上。現在好了，‘紅九條’規定最高禮金不能超過100元，家家戶戶都是這些錢，避免了攀比，也給自己省了很多隨禮錢，而且閒暇時間還可以打些零工。”
孟性學表示，“紅九條”頒布後，對村民酒席進行了嚴格規定，紅事“餐標”為8菜1湯，每桌成本不能超過100元，請客不超過30桌；白事就吃“一鍋香”（即5個菜放到一個鍋吃），不上瓶子酒，不發整包煙，請客不超過40桌。據介紹，塘約村自2015年施行“紅九條”以來，酒席量從之前每年200至300桌減少到現在的68桌，一年為村民節省酒席開支200萬元以上。“我們通過治理濫辦酒席，也讓一部分人提前脫貧。”左文學説。
通則達
從産業優化、機構建設到制度建設，再到村風民風，塘約村成功完成了改革“四步走”的戰略目標，並緊密依託“村舍合一、合股聯營”，以“合作社+基地+農戶”的模式帶動村民脫貧致富。數據顯示：2016年，塘約村每人平均年收入達10030元，農戶分紅80.98萬元，貧困戶戶均分紅2250元，長期安排本村及周邊村寨村民120余人務工，帶動周邊村寨300余戶貧困戶種植蔬菜，戶均增收3000元。
此外，合作社旗下成立的婦女創業聯合會、勞務輸出公司、建築公司、運輸公司等為900多名村民解決了就業問題。通過合作發展、低息貸款、勞務輸出等，塘約村村民在共建中初步實現了共用共富目標。
如今，走在塘約村裏，村路兩旁依舊建設得熱火朝天。曹友明告訴記者：“現在建設的是美食大道，樓下是商戶，樓上是住宅。”據了解，去年年底，一心想搞“農旅一體化”的塘約村成立了旅遊運營管理公司，但因為一沒人才二沒經驗，左文學就和村支兩委商量，乾脆以讓出35%股份的方式邀請外邊的專業團隊參與。左文學説，起初塘約村土地總量小，種植的農産品不僅是賣的問題，農旅結合也是他們考慮的問題。於是，村裏諮詢了專家，最主要是想解決一個事情，那就是通過農旅結合這個點，把村民的收入從原來的靠農作物轉向以旅遊增收為主。左文學表示，村委會未來3年要帶領村民實現産值500萬到1000萬元、村民每人平均純收入達到2萬元的目標。
當記者走進正在施工的美食大道時，曹友明指著眼前連片的紅頂瓦房告訴記者：“你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我們村從中國美院、北京農學院請來的教授專門來為塘約村做的‘農旅一體化’設計規劃。”而讓記者感興趣的是不遠處豎立著的“京東電商”的牌子，據介紹，塘約村的電商平臺正在裝修，完成後一些商品即可入架，並且各大網路電商也會統一安置進來。“不僅服務本村及周邊村落，還要架起與全國溝通的橋梁。”曹友明説。
如今，塘約村從村容、村貌到村民的神情笑容都透著新鮮勁兒。然而，像塘約村這樣有著農村資源卻不發達的村莊仍然有很多，每個村莊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遇到各種困難和問題，但同時又都會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資源，如何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為農民謀福利，為鄉村創造出一個脫貧路，很顯然，塘約村的經驗和發展歷程是值得借鑒的。
在本刊記者離開塘約村前，看到村委會對面不遠處的山頭上赫然豎立著4個大字——窮則思變。遙相對應，村委會的3樓端端正正地懸挂著8個大字——自力更生，艱苦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