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內含著精神扶貧的命題，而脫貧則是對一種愚昧生活方式的告別。在政策引入和産業扶持的同時，還應充分利用鄉規民約引導鄉風民俗，抵制陋俗惡習，樹立起一種奮鬥型價值觀。
“精準扶貧”在理論和實踐上的不斷創新，讓扶貧攻堅深入推進，也讓中國農村和貧困地區的真實樣貌不斷呈現出來。伴隨著扶貧深入而日漸完整化的“農村形象”和“農村生活”，正成為新聞報道和社會文化研究審視的對象。
“萬里挑一”（10001元）、“六六大順”（66000元）等彩禮陋習，讓很多家庭辦完一場喜事就傾家蕩産；“花了一家人10年的收入”“3天宴席吃掉16萬元”的奢侈喪禮，讓無數農村家庭因喪返貧；拿到鉅額徵地補償後無所事事、再因賭博一夜返貧的故事時常見諸報端；傳銷、邪教、理財騙局等帶來的悲劇各地都在上演。近年來，返鄉筆記、農村調研、鄉村報道呈現出的這些資訊，不斷重復著一個常識：物質的貧困與文化的落後是一體兩面，精神的安放與脫貧的實現需要同步達成。
脫貧是一個政策語匯，同樣是一個文化社會學範疇。過去，中國用30年時間創造了7億人口脫貧的奇跡，也使佔全世界貧困人口總數四分之三的人群擺脫了蒙昧的生活，進入了享有平等教育和基本公共服務權利的現代生活。現在，中國發起了全面脫貧的攻堅戰，同樣意味著，我們要完成從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城市文明的過渡，引導農村和農民完成生活方式的變革。
什麼是現代化？哲學學者孫正聿曾有一段通俗的解釋：現代化首先是日常生活的科學化，接著是日常消遣的文化化，接著是日常交往的社交化、日常生活的法治化、農村生活的城市化。這個解釋，構成了一把人文尺子。在每人平均純收入、可支配收入等數字標準之外，在住房安全、基本醫療這些生存保障之外，對於扶貧的意義，應該拿這把尺子量一量。
精準扶貧內含著精神扶貧的命題，而脫貧則是對一種愚昧生活方式的告別。在政策引入和産業扶持的同時，扶貧幹部和基層幹部還應充分利用鄉規民約引導鄉風民俗，逐漸抵制奢侈紅白喜事、高額份子錢等陋俗惡習；通過獎勤罰懶、教育示範等手段樹立起一種奮鬥型價值觀，引導貧困群體擺脫那種認為財富可以通過偶然發現一次機會而空手套白狼的錯誤觀念。很多經驗表明，一個地域的發展機會，其實未必與這個地方的自然稟賦相關，卻一定與其人群的價值取向和生存理念相關。唯有開民智，培養起“精氣神”，才能讓脫貧成果更持久和穩固。
此外，貧困地區存在著的文化生活空白，常常導致帶“彩”打牌盛行、賭博氾濫。雖然近年來農村書屋和文化站建設已經深入開展，但很多地方仍持有只輸入、不培育的思路，依靠外來力量向本地“植入”文化。其實，要讓健康的文化生活日常化，必鬚根植當地文化特點和文藝類型，充分利用地方戲曲和民俗節日，充分培育本地文化人才，讓“觀眾”和“演員”一體化，以因地制宜的方式培養起鄉村文化共同體。
換句話説，個體的生活方式才是對社會文明的最終沉澱，這是今天精神扶貧與物質扶貧並舉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