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貧攻堅】
前不久，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朱南村農民鄭貴文收到了來自村旅遊公司的第二筆分紅。一年前，鄭貴文以自己4間年久失修的老屋入股朱南村旅遊公司，通過資産收益扶貧當年就實現了脫貧。
作為一種扶貧模式的創新，資産收益扶貧仍處於探索時期。如何完善機制，創新模式，確保貧困戶真正從改革中獲益？對此，記者進行了一線調研。
資産收益扶貧實現“三變”
初春的朱南村山巒起伏，峰谷相連，百年杏園杏花綻放，傳統村落錯落有致，吸引著遊客紛至遝來。
對於山區的貧困戶來説，石板屋是他們唯一的資産，而具有濃郁山村鄉俗民情的傳統村落、漫山遍野的百年杏林等生態資源，卻是城裏人夢寐以求的返璞歸真之處。
為做活“靠山吃山”文章，朱南村將100萬元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作為股金註冊成立了“杏山新廬旅遊有限公司”，其中70萬元折股量化給264戶貧困戶，剩餘30萬元折股量化給村集體。村民以閒置的老舊房屋入股並獲得分紅，實現了共用旅遊發展成果的目標。
“貧困戶的這部分股份負盈不負虧，保底收益按照所持有量化資金的10%確定，實際收益超過保底部分，按照實際收益確定。”淄博市博山區朱南村黨支部書記鄭玉池告訴記者。
“這種資産收益扶貧模式源自基層的原創，是淄博市全面深化改革惠民生的一個生動體現。”淄博市委秘書長、改革辦主任尚龍江介紹，在改革中，把扶貧資金與村集體資産資源、農戶閒置資産及民間資本捆綁，走出了一條資源變資産、資金變股金、貧困戶變股民的“三變”新路徑。
除了淄博，資産收益扶貧模式正在我國多地展開實踐。“這種模式通過股權紐帶，把貧困人口與資源開發企業、村集體等組織連接起來，建立利益緊密聯結機制，調動各方積極性。”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馬慶斌説。
與産業扶貧模式有效對接
山東沂源縣被稱為“山東屋脊”，每人平均3畝山、9分田，土地瘠薄，曾是國務院確定的重點貧困縣。61歲的沂源縣南魯山鎮北流水村村民許光新就是這裡的貧困戶之一。
去年以來，在“沂源紅”蘋果産業扶貧和資産收益扶貧支撐下，許光新通過“流轉+入股”成為蘋果專業合作社社員，實現了脫貧。
“以前只能靠家裏4畝土地種植的玉米、小麥糊口，現在每畝地每年有1000元的承包費，3年見果後還有分紅，如今我又在果園打工，每年純打工收入就有24000元。”許光新盤算著的富裕生活已經成為現實。
“資産收益扶貧和産業扶貧的對接，讓當地貧困群眾每人平均增收1.5萬元，實現了全村整體脫貧。”北流水村黨支部書記陳丙福介紹。
“資産收益扶貧從以往簡單的賣資源，逐步轉變為共同分享資源，為實現資源富集地區可持續發展，探索了一條有效路徑。”馬慶斌認為，在項目實施的過程中，最好與當地産業扶貧相結合，來規避資源市場價格波動帶來的不穩定因素，確保脫貧攻堅的成效。
尚龍江建議，各地應根據實際創新資産收益扶貧的模式，建立完善資金投入的流程，構建股權管理、股金退出、風險防控等機制，保障資金安全。同時，要堅持把資金投入鄉村旅遊、特色農業等成長性好的産業平臺上，確保實現生態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的最大化。
完善貧困戶利益聯結機制
資産收益扶貧制度的建立涉及財政扶貧資金和支農資金的使用與管理、農村集體産權制度、農村土地制度、農業經營制度、農業支援保護制度、農村社會治理制度等方面的深層次改革，面臨著資源資金整合困難、政策配套尚不完善、風險防控難度大等制約因素。因此，需要完善機制，推進改革向更高層次、更廣範圍、更深領域發展。
“在改革中，我們注重通過完善機制實現惠民生，變‘痛點’為‘亮點’。”尚龍江指出，在資産收益扶貧中制定出臺了《資産收益扶貧項目實施管理辦法》，並聘請第三方機構評估各類資産、明晰産權，同時建立健全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制度。董事會中貧困戶代表不少於1名，監事會中貧困戶代表的比例不得低於2/3，股東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並現場分紅，確保貧困群眾從改革中獲益。
“資産收益扶貧制度既關係到公共資金的使用，又涉及産權制度改革和集體、個人利益，必須處理好政府、市場和農民三者的關係，實現規範運作。”浦東幹部學院經濟與工商管理教研部副主任余佶指出，要逐步完善政策引導、資金投入、市場行銷、風險防控、農業保險等機制，穩步推進資産收益扶貧制度的完善，讓改革真正取得實效。
“此外，還要加強監督管理，明確資産運營方對財政金融資金形成資産的保值增值責任，建立健全收益分配機制，確保資産收益及時回饋持股貧困戶。”尚龍江説。
（本報記者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