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要我脫貧”轉變為“我要脫貧”,註定會有段長路要走。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的是多找問題、多想對策,而不能簡單把責任歸咎於困難群眾
梁建強(新華社湖北分社記者)
下鄉調研,鄂西山村的幾名村幹部講起一位貧困戶的三次拒絕。
起初,村子打算將發展油茶種植作為精準扶貧的支柱産業培育,好不容易從外面請來了專家,一位中年貧困戶卻就是不願意參加技術培訓會——“去了也沒用,肯定學不會。”退而求其次,村裏的養羊合作社打算把他納入其中,卻再次被拒絕——“誰受得了那個味喲。”動員再三,村幹部建議他種點柑橘樹,卻再次碰壁——“長在山上,哪個願意天天往上爬。”
“那怎麼脫貧?”村幹部問。
“電視裏説了,2020年都要脫貧,國家肯定還會有政策的。”貧困戶不假思索。
幹部們哭笑不得。而這樣的尷尬,在基層並非個例。
全國優秀縣委書記、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東縣原縣委書記陳行甲也講過一個現象——少數貧困戶出現了這樣的心態:“我是窮人我怕誰”“我是小老百姓我怕誰”“我掐著你玩”。有少數貧困戶對來家裏幫扶的幹部很麻木,認為幹部比他更著急,他不脫貧幹部交不了賬,而且脫貧表上還要他簽字呢!
“要我脫貧”而不是“我要脫貧”,部分貧困戶面對精準扶貧工作時主動性缺乏的問題客觀存在。精準扶貧,並非朝夕之功；扭轉貧困戶面對扶貧工作時“反正有國家兜底”“村幹部比我們還急”的“等靠要”消極心態,從“要我脫貧”轉變為“我要脫貧”,註定也會有段長路要走。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的是多找問題、多想對策,而不能簡單把責任歸咎於困難群眾,怒其不勤。
扶貧政策好,為何部分貧困戶積極性不高?
基層調研中,幾類問題比較常見,一類是貧困戶已經適應了既有生活方式,多年中形成的既有生活習慣很難輕易扭轉。守著二分薄地、收上幾袋糧食,吃飽肚子不是問題,於是,有些人也就“知足常樂”了。
另一種,則確實是因為文化程度不高,對於新知識、新技術掌握較慢,對於新的産業項目落地心存擔憂,不願主動參與其中,因而在扶貧路上逐漸“掉隊”。
除此之外,還應看到,有的地方是因為村裏的産業發展搖擺不定,或是不夠貼合地域實際,難以贏得貧困村民的配合和理解。“頭年一哄而上,來年一拍兩散”,項目時常“虎頭蛇尾”,貧困戶自然難有參與動力。
諸如此類的原因,還有不少。
實現“要我脫貧”到“我要脫貧”的轉變,必須堅持對症下藥。破除“懶漢”思維、扭轉扶貧認知,需要多多進村入戶宣講政策,破除貧苦戶盲目“等靠要”的心理惰性；推廣新技術、新項目時,首先要多和百姓溝通,聽取民意、集納民智,用“看得見”的前景,換來百姓“放下心”的跟隨。
扶貧並無定式,精準扶貧更要精準施策,因地制宜、因戶制宜必不可少。以湖北省咸寧市為例,當地積極探索多種模式,推動精準扶貧工作由精準識別轉入到精準施策,初步形成了農戶自髮型、項目引導型、新型經營主體帶動型、現代服務業四種模式；與此同時,當地還大力推行“3+X”産業脫貧套餐,即以楠竹、茶葉、油茶“三大百億”産業為主打,加快建設香菇、木耳、蝦稻連作、蝦蓮共作、特色畜禽養殖等一批“短平快”的産業脫貧項目,並指導各地根據自身優勢和産業傳統發展“一村一品、一縣一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脫貧“産業鏈”,贏得了貧困戶的理解、支援與參與。
在巴東縣,陳行甲也給幹部們提出了建議——把開會念文件的時間擠一點出來,到群眾中去,多開屋場院子會,多給群眾交一些政策的底,多跟群眾交交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寓教于樂,吃了苦也讓衣食父母們心疼一下,再不忍心找你們扯橫皮。”
陳行甲的另一個建議,是對群眾的教育引導不能生硬説教。“你們能不能想一些既接地氣,老百姓又看得懂的標語刷出去,讓老百姓也體會體會你們的苦心。”比如,“國家大力扶持,我們曉得好歹,最終脫貧要靠我們自強勤快”；或者是,“黨的政策好,自己也要使力搞”之類的。
精準扶貧,註定是一場“攻堅戰”,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但找準癥結、找對路子,對貧困戶的幫扶總會有辦法。反之,如果把責任完全歸咎於百姓的不配合,碰了壁就對貧困戶敬而遠之,脫貧只會是遙遙無期的夢想。
就連文章開篇那個有些“挑剔”的貧困戶,如今的去處也有了著落——村子所在鎮的産業基地引進了一家公司,需要門衛,村裏推薦他去應聘,求職成功。對於這份工作,他倒十分滿意。
“看好門就行,屋裏還有空調呢。”見到記者,他樂呵呵地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