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拜物主義不能直達幸福（評論員隨筆））
我們每個人都面臨著從追求物質過渡到追求幸福的時刻
不久前，清華大學顏寧教授關於“幸福”的一次演講火了。學生曾問她，與電視劇《歡樂頌》的主角安迪相比，你付出的努力更多、名望更高，賺得卻很少，會感覺不平衡嗎？答曰：金錢不能成為衡量幸福感的標準。一問一答，道出了多數人“想要與得到”的掙扎。
現代人面前都擺著一道“幸福難題”。就像斯基德爾斯基父子在寫《金錢與好的生活》這本書時，他們的朋友問道，“你們不是打算告訴我們，你們認為多少錢才夠吧？”這本從哲學和經濟學角度探討金錢與美好生活關係的著作，正是聚焦於此，“多少錢才夠”“夠是相對於什麼來説”等問題伴隨始終。
之所以是“難題”，是因為有關金錢與幸福感相關性的討論，從未停止過，結論更是懸而未決。即便在馬克思看來，“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的資本主義，也沒能滿足人們對財富和金錢的追求。相反，經濟上的不知足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産物，這種渴望植根於人的本性。
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經濟增長幾乎就等同於美好生活。美國“大蕭條”時期，很多人對資本主義不抱有任何幻想。凱恩斯在1928年對康橋大學本科生做了一次演講，題為“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他預測，“100年後，先進國家的生活標准將是今天的4—8倍”，並且描繪了舒適工作和美好生活的前景。研究表明，自1930年後70年裏，每人平均收入增長了4倍，而工時預計到2030年才能達到每週35個小時。“一個無須工作的未來”並沒有到來，在一些國家，富人的工時甚至不降反升。
在當時一些經濟學家看來，減少工作時間或者用更多自由時間做喜歡的事情，代表了一種美好的生活。現實情況是，經濟增長並未實現預言中的美好，大多數人還需要辛苦地工作，考慮到不同時期政治經濟、科學技術、世界形勢等多重因素的變化，“凱恩斯”們的失敗預測也不足為奇。
經濟增長或財富增加，確實是實現美好生活的物質基礎。但是對國家而言，單純追求GDP的高速增長，加重污染、擠壓閒暇、貧富分化等經濟增長負效應可能會逐漸凸顯。1974年，經濟學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在對多國進行幸福感與GDP的調查後，發表了論文《經濟增長是否能改善人類命運？》，他的答案是“可能不會”，這是著名的“伊斯特林矛盾”。
對個人而言，美好生活裏不能只有金錢。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人的錢包逐漸變鼓，但也帶來“你幸福嗎”的困惑。金錢沒有“原罪”，與美好生活也密切相關，但當一個人把對生活的追求框定於物質與金錢時，就會像傳説中的邁達斯國王，雖被賦予點石成金的魔力，最終卻被餓死。
亞裏士多德曾説，“人活著的目的應該是讓自己開心，但人們終其一生忙碌又受罪，想到這些還真是讓人不解。”如今，我們的國家正在面臨著從高速增長過渡到可持續增長的階段，我們每個人則面臨著從追求物質過渡到追求幸福的時刻。全面小康帶給人們的意義，就是在可物化的指標之外，還要補全健康、安全、尊重、個性、閒暇以及與自然和諧共處等種種目標。在發展起來的語境下，更多人的人生選擇將不再是被迫或者孤立的。未來幾十年，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拜物都將退位成生活的附屬品，而探尋可能性、關注幸福感、為愛好打拼，一定會成為公共空間中不斷出現的新風尚。
（《人民日報》2016年11月1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