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現有的12.8萬貧困村，5575萬建檔立卡貧困戶，眉毛鬍子一把抓是不可取的，社會組織應該更好的發揮自身靈活機動的特點，分類施策、精準幫扶。根據貧困人口的自身條件和所處環境，通常可以分為四類，各類又有不同的扶貧策略。
第一類是暫時勞動能力不足的，比如因病或營養問題導致勞動能力不足，或家中有在讀學生需要供養。對這類貧困人口，社會組織可以對其直接幫扶，幫助其恢復或重建勞動能力，緩解貧困壓力。第二類是有一定資源但組織方式低下，勞動效率不高的，社會組織可以幫助其創新生産組織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脫貧。第三類是有勞動能力但客觀上資源不足的，那麼異地搬遷、培訓就業等方式就顯得更為有效。第四類則是永久喪失勞動能力的，比如重度殘疾等情況，則由社會保障體系使其擺脫貧困。
針對後面兩類貧困人口，政府無疑將發揮主導作用，社會組織拾遺補缺。而前面兩種貧困人群的分類，是社會組織尤其是參與扶貧公益事業的組織大有可為之處，中國扶貧基金會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和經驗。
首先以直接幫扶為例。“新長城”貧困高中生資助項目已運轉近10年，它是一個以建檔立卡貧困高中生為幫助對象，提供經濟資助和成才支援服務兩方面幫助的社會公益項目。截至2016年9月，項目直接受益人數累計達52786人次。數字背後是因此得到幫助的數萬個因學致貧的家庭。直接幫扶的項目再舉一例。2016年6月，中國扶貧基金會發起“頂梁柱計劃”健康扶貧項目，廣泛利用移動網際網路渠道，併發動受益人群所在縣市的能力，眾籌善款，一起幫助大病貧困家庭醫療救助，部分解決因病致貧家庭的窘境。與此類似，還有很多因學致貧、因災致貧、因病致貧的人群適用於類似的脫貧措施。
而談到創新生産組織方式，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脫貧，我想這更是廣大社會組織應當勇於嘗試和創新的重要方面。以“善品公社”和“美麗鄉村”兩個案例管窺一隅。
網際網路技術的進步為扶貧工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為解決貧困問題提供了另一種思路，能夠將貧困地區帶入經濟發展快車道。貧困地區農民面臨最大的難題是農産品生産加工之後，由於路途遙遠，運輸成本高，再加上缺少市場經驗，産品難以被認可，導致産品不具備市場競爭力。中國扶貧基金會在電商扶貧方面做了很多探索，2016年3月，一枚有故事的果子，為震後重生的雅安果農帶來了一份有尊嚴的收入。經過電商推廣，短短3小時之內，10萬斤雅安黃果柑全部售罄。這款特別的黃果柑，是中國扶貧基金會善品公社電商扶貧項目的第一款産品，而成功卻遠不止這一役——隨後的漢源大櫻桃、蒙頂山獼猴桃等眾多農産品，不僅紛紛為貧困農戶帶來了可觀的收入，還印證了合作社為基礎、産品服務為關鍵點、市場作為導向的創新生産組織方式。
另一個案例就是“美麗鄉村”項目。它源於雅安地震災後重建，又不同於傳統的整村修復。我們在重建村社、道路等基礎設施重建之上，為災區多增加了一部分投入，從規劃著手，統一設計逐戶動員，首先賦予了民社旅遊接待的硬體條件。同時，由駐村工作小組組織村民成立“合作社”，梳理議事規則，確立運維模式，將重建後的村莊本身變為村民全新的生産資料。災後重建房屋成為精品民宿，農民變為旅遊合作社社員，第一産業過渡為第三産業。結合我們與大企業和平臺的合作優勢，以及當地固有的如畫山水，經過三年努力，不僅村民從合作社分到了紅利，這一模式也已在四川、貴州、河北多地成功落地。
近30年的扶貧經驗使我們意識到：社會組織在消除貧困方面大有可為：第一，民間組織參與扶貧是對政府扶貧工作的有效補充。民間組織不但可以募集社會資源惠及更多貧困人口，還能引進先進的項目管理、監測和評估經驗，使扶貧工作更有成效。第二，社會組織可以創造形式多樣的扶貧機制。如多方聯動的籌資機制，參與式決策和使用機制，關注受益主體的能力提升機制。第三，社會組織參與全球扶貧行動，有利於各國的減貧經驗交流與合作，共同研究全球範圍的貧困問題。
（作者：劉文奎，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