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幫扶開始時，7個貧困縣農民年每人平均純收入630多元，如今增長了十多倍。”談起對口幫扶，雲南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扶貧辦領導感慨萬千。1996年10月，上海市徐匯、長寧、青浦、奉賢四區與紅河州7個縣結成幫扶對子。也在那時，上海市和雲南省開始結對幫扶。一條長江，讓雲南和上海“首尾相連”；一門“親戚”，一走就是20年。
20年來，上海市堅持幫扶與合作並重、短期與長效並行，傾注真情實意，投下真金白銀，堅持真抓實幹，形成“政府援助、人才支援、企業合作、社會參與”的幫扶格局。至今，上海累計投入資金34億多元，實施項目7000多項，覆蓋雲南的滇西邊境山區、烏蒙山片區、石漠化地區和迪慶藏區，受益群眾150余萬人。
幫在緊要處，扶到點子上
革命老區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丘北縣樹皮鄉新寨村，墻體上“滇滬共築幸福路，攜手共建幸福村”的碩大紅字格外醒目。條條水泥路縱橫交錯，幢幢新房子鱗次櫛比，村裏的百姓戲臺前挂著兩把“大三弦”。60多歲的村民趙忠林説：“要不是上海的‘親戚’幫我們，這樣的好日子還得等些年！”
雲南集“邊疆民族山區貧困”于一身，脫貧壓力重如山。20年來，滬滇黨政主要領導共同召開了14次聯席會議，確立了由上海市14個區縣對口幫扶雲南4個州市26個重點縣，同時將保山、西雙版納兩州市確定為重點經濟合作區。2015年，上海援助雲南資金5.3億多元，同比增長八成多；實施幫扶項目300多項，創歷史新高。
幫在緊要處，扶到點子上。雲南接受幫扶的文山、紅河、普洱、迪慶四個州市，都是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的地區。圍繞群眾最關心、受益最直接、要求最急迫的問題展開幫扶，上海市20年來投入資金20多億元，實施了4000多個扶貧項目。同時，參與對德昂族、莽人、僰人和苦聰人等特殊貧困群體整村推進、易地搬遷，並助推獨龍江鄉整鄉推進、獨龍族整族幫扶。如今幫扶模式也由進村入戶、解決溫飽向片區開發轉變。
用“發展性資源”激活“基礎性資源”
秋高氣爽，雲南紅河縣迤薩鎮普所龍村“光明石斛示範園”的鐵皮石斛長勢喜人。2013年，上海光明食品集團雲南石斛公司在普所龍村租了30多畝土地，以“公司+基地+農戶”的模式經營管理。此外，在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普洱市、保山市等地，該公司還建了10個“光明石斛示範園”，成為産業幫扶的一個縮影。
辯證看，上海市資金、技術、管理等“發展性資源”豐富，而雲南省號稱“生物王國”，“基礎性資源”豐富，雙方互補性很強。
20年來，上海投入産業幫扶資金4億多元，實施産業幫扶項目500多項，培植三七、茶葉、天麻、石榴、核桃、橡膠、葡萄、辣椒等特色産業。
20年來，滬滇經濟合作實施項目近2000個，實際到位項目資金600多億元，光明食品、金茂股份、上實發展等一批大企業來滇投資。
“朋友越走越近，親戚越走越親”
5月下旬，上海28家三級醫院與雲南28家貧困縣縣級醫院簽訂協議，新一輪為期5年的衛生對口合作交流啟動，上海市28支醫療隊目前已悉數進駐對口幫扶醫院。
在文山山鄉，到處可以感受到來自上海的教育幫扶力量。在西疇縣，最美的建築是學校，而學校幾乎都挂有“雲南西疇—上海虹口”的標示；在富寧縣，上海援助實施了“一個雞蛋一片情、增強體質暖童心”的“山瑤學生營養提升計劃”。
20年來，上海共投入資金10億多元，實施了3000多個民生幫扶項目，從援建希望學校向教育、醫療衛生、科技、文化、旅遊等領域全覆蓋。
20年間，上海市選派了9批143名援滇幹部到重點幫扶的州市挂職；選派18批400人開展“青年志願者接力行動”。雲南省則選派了近300名處、科級幹部赴滬挂職、跟班學習，讓發展的“末端”直接對接上“前沿”。
大理白族自治州祥雲縣人民醫院院長楊兆偉告訴記者：“上海醫生教會我們的新技術落地生根，留下了一支帶不走的醫療隊。”
朋友越走越近，親戚越走越親。4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與市長楊雄一道，與雲南省委書記李紀恒、省長陳豪舉行座談交流會。韓正充滿感情地説，上海和雲南合作交流源遠流長，兩地人民感情十分深厚。李紀恒表示，對上海的幫扶，雲南人民永遠感恩、永遠銘記！今後要把兩地的沿海沿邊優勢更好發揮出來，構築合作新格局，讓雲南“借梯登高、借船出海”。
內蒙古脫貧攻堅：扶貧富農 金融創新多種模式服務三農
中新網8月11日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工作是重中之重。內蒙古部分地區受資源稟賦、産業基礎弱等因素制約，脫貧攻堅任務較重。金融扶貧作為扶貧工作的重要切入點和著力點，服務模式的創新為內蒙古貧困地區脫貧摘帽做出了有益探索。
烏蘭浩特市功能表式扶貧情況示意圖
一村一策，一戶一法 “金融扶貧富民工程”加快農民致富步伐
烏蘭浩特市是內蒙古自治區重點貧困旗縣，2016年扶貧工作進入攻堅階段，當地有效探索創新功能表式扶貧，在走訪調查摸清扶貧對象需求清單後，列出了68種扶貧方式。據烏蘭浩特市扶貧辦副主任王海江介紹，地方各鎮、幫扶單位以及包扶幹部都制訂了詳細的工作實施方案，並且立下責任狀，各單位責任明晰，工作有序，切實做到扶貧工作“一村一策一部門，一戶一法一個人”。
在政府開出的多種扶貧功能表中，不少人選擇了易地扶貧搬遷+産業扶貧方式。“我住上這樣好的房子，要感謝黨的好政策。”65歲的姜永財坐在新家的沙發上高興的説。“我以前住的是50年代建的土坯房，如今政府給我們建了新房子，還教我們種植葡萄的技術，幫助脫貧致富。”
搬進新家已有兩個月的姜永財是烏蘭浩特市葛根廟鎮哈達那拉嘎查的建檔立卡貧困戶，也是享受當地金融扶貧富民工程的受惠者之一。姜永財給記者們算了一筆賬，搬進這所新房子需要花費七萬五千元，他和妻子兩口人通過政府實行的易地扶貧和産業扶貧政策，可以獲得七萬元的補助。“是農行的工作人員主動到府服務，幫助我們解決了資金不足的問題。”姜永財介紹説。
和姜永財的情況類似，村裏不少貧困戶從中國農業銀行(以下簡稱“農行”)成功貸了款。農行烏蘭浩特支行行長高亙宇分析説，銀行對選擇産業、易地兩種脫貧模式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發放貸款，扶貧辦在對其産業扶貧、易地扶貧實施情況驗收後，根據確定的補貼標準撥付補貼、優先用於償還農行貸款的形式，增加了銀行的風險防範措施，使得銀行對貧困農戶的金融扶持操作性更強，目前發放的貸款中沒有出現一筆不良貸款。葛根廟鎮哈達那拉嘎查駐村書記鞠艷慧介紹，“貧困戶貸款政府貼息5%，農行的貸款利率也是5%，這大大減輕了貧困戶的負擔。”
此外，農行內蒙古分行農産部副總經理曹德剛也表示，發展農牧業、幫助農牧民脫貧致富離不開金融有效的支撐。農行內蒙古分行積極創新，實施的“金融扶貧富民工程”，通過將扶貧資金做風險補償，發揮扶貧資金的杠桿作用，按1:10的比例放大扶貧資金規模，以市場化運作的形式變“輸血”式扶貧為“造血”式扶貧，有效解決了農牧民的“貸款難、貸款貴”問題。截止到2016年6月末，農行內蒙古分行已經累計投放金融扶貧富民工程貸款210.78億元，支援了41.14萬戶(次)農牧民，122戶扶貧龍頭企業。
劉景堂的俊偉養殖合作社佔地面積16000平方米，主營業務是羊的育肥、養殖和銷售。
大戶帶小戶，富戶帶窮戶 金融創新“景堂模式”被廣泛推廣
擁有豐富養殖經驗和較強管理能力的劉景堂是個養殖能人，2013年他成立了科右前旗俊偉養殖專業合作社，合作社的肉羊銷售始終供不應求，但由於自身擔保資源有限，他擴大養殖規模、拉動當地農戶一同脫貧致富的計劃一直沒有實現。
農行科右前旗支行與當地扶貧辦關注到這個現狀後，召開專題會創新出了“景堂模式”：把當地20名建檔立卡的貧困戶編入劉景堂的合作社，使其成為該合作社的成員，然後設計出“聯保+劉景堂集體土地承包權及地上定作物抵押+劉景堂個人部分動物資産存欄抵押”的模式向劉景堂個人統一授信，該筆貸款由劉景堂個人全程全額擔保，統一購羊、統一管理、統一銷售，20名貧困戶則每年可分得合作社經營利潤的30%，一年一結，一貸三年。
據劉景堂介紹，當地貧困戶經濟來源以前主要靠種植玉米等作物，純收入不足萬元。在加入合作社之後，利潤分紅加上在合作社的工資收入，每年可增收兩萬餘元。“景堂模式”實施以來，劉景堂養殖專業合作社效益實現大幅增長，2014年全年實現銷售總額達1500萬元，同比增加700萬元，全年出欄育肥羊14000隻，同比增加一倍。2015年全年銷售總額1300萬元，出欄育肥羊15000隻，兩年累計擴大棚圈2700平方米，輻射帶動周邊貧困農戶13戶，惠及40余人，真正的實現了産業帶動、行業帶動、區域帶動的扶貧富農理念。
對此，農行內蒙古興安分行三農部總經理湯曉麗表示，“景堂模式”使當地貧困戶有了穩定收入來源，並且解決了劉景堂融資難的問題，“大戶帶小戶，富戶帶窮戶”達到了互利雙贏的效果。這一模式得到了地方政府、自治區扶貧辦的高度評價。截止2016年3月末，農行已累計投放“景堂模式”貸款530萬元。
陸傳革承包的興安盟白狼林業局的萬畝土地。
金融支援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勇於擔當服務“三農”的主力軍
值得一提的是，農行內蒙古分行在金融扶貧過程中，將新型經營主體作為重要的支援方向，加大信貸投入，挖掘農牧業優勢産業資源，通過對農牧業産業化龍頭企業、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的金融支援，推動自治區農牧業的現代化發展和産業的轉型升級。
在國家級貧困地區內蒙古阿爾山市，80%的居民為林業工人。當地實施“天保”工程以來，禁止砍伐林木。林業局鼓勵職工承包土地與林地從事種植業，林業局員工種植經驗增加，規模也不斷擴大。他們作為當地農業轉型和發展的帶頭人，得到了農行的大力支援。
據農行阿爾山支行行長陳正凱介紹，由於支援的帶頭人為林業工人，銀行與政府共同溝通，由阿爾山市扶貧辦存入保證金1000萬元，採用“政府風險補償金+新型經營主體(專業大戶)”模式，發放貸款。種植大戶陸傳革承包了興安盟白狼林業局上萬畝土地，通過上述模式，2015年他順利從農行貸款150萬元，擴大了農場生産規模，並且採購了專業烘乾機。“我現在的種植收入上漲了，而且通過烘乾機還可以獲得不小的經營收入。”去年陸傳革增收了70余萬元，增幅近40%。嘗到甜頭的陸傳革今年又從農行貸款150萬元，用於有機米的種植和有機工廠的建設。對於今年的收成情況，他信心滿滿。據了解，截止到2016年6月底，阿爾山市農行共支援當地新型經營主體貸款465筆，共計2475萬元。
作為國有銀行服務“三農”的主力軍和國家隊，農行內蒙古分行金融創新，提高服務水準，積極踐行社會責任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好評。其累計投入的“金融扶貧富民工程”項下貸款210多億元，佔內蒙古自治區社會化扶貧資金總量的60%以上，成為全國扶貧工作的亮點，被國務院評為“全國社會扶貧先進集體”。
福建龍岩市紀委通報5起扶貧領域違紀違規典型案例
中新網龍岩8月10日電據福建龍岩市紀委監察局網站消息，龍岩市紀委9日通報5起扶貧領域違紀違規典型案例。
1.永定區虎崗鎮漢洋村原黨支部書記鄭永炎截留侵吞造福工程危房改造補助資金問題。2013年1月，鄭永炎利用代領造福工程危房改造補助資金的職務便利，騙取漢洋村“五保戶”鄭某某等三人的身份證、戶口本，以三人的名義在信用社開設銀行賬戶，並向虎崗鎮申報危房改造補助。2013年7月，鄭永炎領取了該三戶村民的危房改造補助款4.5萬元，將其中0.7萬元以困難補助、特殊照顧形式分別發放給該三戶村民，餘款3.8萬元佔為己有。2016年7月，鄭永炎受到開除黨籍處分，並被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2.上杭縣下都鎮扶貧辦主任羅漢華截留貧困孕産婦補助資金問題。2014年至2015年，羅漢華利用經手發放貧困孕産婦住院分娩補助資金的職務便利，採取截留部分資金的手段，侵吞下都鎮9名孕産婦的補助資金合計0.3萬元。2016年6月，羅漢華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3.武平縣永平鎮唐屋村黨支部書記鄭永揚等人工作失職，導致不符合條件對象違規領取造福工程危房改造補助資金問題。2012年，鄭永揚未按要求對上報的造福工程危房改造申報補助對象的資格進行認真調查、審核，致使不符合條件的國家公職人員鐘某琪被列為補助對象並領取2012年度造福工程危房改造補助資金2.4萬元，造成不良影響。2016年3月，鄭永揚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相關責任人唐屋村村委會主任鄭太金、永平鎮扶貧辦原協理員蘭啟福分別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4.長汀縣新橋鎮三坑口村村委會主任謝代明等人為不符合條件的村民申報中央財政扶貧補助資金問題。2014年，謝代明為不符合條件的汀江源生態農莊法人代表謝某堂以其母親付某妹的名義，申報中央財政扶貧補助資金，造成謝某堂冒領中央財政扶貧補助資金0.5萬元。2016年4月，謝代明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相關責任人新橋鎮扶貧辦主任陳家源受到誡勉談話處理。
5.連城縣莒溪鎮墻裏村原村委會主任廖發昌剋扣低保金問題。2013年12月，廖發昌利用分配低保金的職務便利，分兩次將林某群戶分配的1070元低保金調整給林某妹，但實際只分配給林某妹400元，將剩餘的670元佔為己有。此外，廖發昌還利用職務便利侵佔村財1400元。2016年6月，廖發昌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完)
寧夏農村高額彩禮吞噬扶貧成果 20萬婚禮費用涉糾紛返還難
“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夠女方金耳環。”在貧甲天下的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市西吉縣，大部分農民的年收入基本上能解決溫飽。記者近日從西吉縣人民法院了解到，大部分一次婚姻的高額彩禮就會讓已經脫貧的家庭債臺高築，彩禮現在成為農民再次返貧的一個重要原因。
西吉縣法院審理離婚案件的法官發現，約80%的男方家庭支付的彩禮是他們5至10年的收入，有些是全家人省吃儉用很多年的積蓄。大部分家庭自有的存款與給付的高額彩禮相差甚遠，只有向親朋好友籌借，借不上的被迫借高利貸。據統計，近幾年一般的農村家庭，結婚一次的費用包括彩禮及其他各種開支大約20萬元，如果借高利貸10萬元，以月息3分計算，一年下來僅利息3萬多元，這幾乎是全家人的年收入，以這樣的收入計算，要清償10萬元的借款本息該用多少年才能還清？
彩禮名目多數額大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西吉縣法院審理婚姻家庭案件近700件，涉及彩禮返還的案件約佔23%。每件涉及彩禮的離婚案件，法院判決的數額無疑與實際支出的費用相差甚遠。
西吉縣法院就曾審理過這樣一起案件:原告馬某與被告安某經“説媒隊”介紹于2015年1月訂婚，原告給付被告安某及其父親彩禮12.4萬元、見面禮金6000元、禮品1800元、下馬洋1000元、買衣服手機及化粧品8000元、買金首飾16940元，共計165740元。2015年2月雙方舉行婚禮，婚後共同生活3個月左右就離家外出，下落不明。原告無奈于2016年3月起訴要求返還彩禮165740元。法院審理後判決被告及其父親返還彩禮100000元。據悉，男方家除給女方的16萬多元外，還付給6個媒人每人5000元，加上其他開支，結婚費用已遠超20萬元。雖然法院判決返還10萬元，但因當事人下落不明，至今未得以執行，高額彩禮的返還及執行讓法官頭疼不已。
辦案法官告訴記者，現在農村的彩禮名目繁多、數額巨大以及媒人收取高額費用加大男方家庭的負擔。婚姻案件中的彩禮主要包括訂婚時給付的:“見面禮”（1萬至3萬元）、“禮金”（10萬至20萬元）、“三金”（金項鍊、金戒指、金耳環，價值2萬至3萬元）、“離娘錢”（約1萬元）、“盼女錢”（幾千元）；婚禮當天給付的錢物有:“壓箱錢”（5000元至1萬元）、“開箱錢”（四五千元）、“挂門簾錢”（1000至3000元）、“謝媒錢”（四五千元）、“二程”“折儀”等。西吉縣流行一句俗語:“新媳婦娶到家門前，還要花個大牛錢”，從現在給付的錢物來看，除了訂婚收取的高額禮金外，婚禮當天收取的財物又何止一頭牛。以上這些名目繁多的彩禮只是送給女方的，女方除自己收取這些財物外，還會為自己的親屬索取人情錢，每家500至1000元不等，十多家人情就達萬元。上述各種物品及現金加起來都超過15萬元，多的達幾十萬元。
高額彩禮惡化風氣
西吉縣是一個貧困農業縣，自古有“西海固苦瘠甲天下”的説法，大部分一次婚姻的高額彩禮就會讓這樣的家庭債臺高築，彩禮現在成為農民再次返貧的一個重要原因。
高額彩禮讓部分農村適齡青年結婚難，即使結婚了也讓男方家債臺高築。尤其是高額彩禮下一旦發生婚變，就涉及到彩禮的退還問題。原告王某某與被告王某經媒人介紹認識，婚前被告王某及家人收取男方見面禮10000元、彩禮110000元、金銀手飾（價值13660元）及手機等其他財物。雙方于2014年12月11日舉行婚禮，同月30日晚，雙方發生矛盾後，被告王某離家外出，不見蹤影。2016年1月多次到處尋人無望的原告王某某起訴要求被告及其父親返還見面禮、彩禮、金銀首飾、衣服、人情及其他損失共計187000元。後法院調解由被告父親返還原告王某某彩禮7萬元。雖然法院調解家人退還7萬元，但相對於花費近20萬元的家庭，不到一個月損失10多萬元。這樣的損失，直接導致一個家庭陷入困境。
西吉縣法院院長李全德告訴記者，這些年政府通過各種惠農政策和扶貧舉措，基本解決了原來農村普遍存在的因病、因學致貧問題，尤其是自去年開始的精準扶貧工作，旨在讓當地農民脫貧致富，但高額彩禮的增長幅度遠遠大於政府的扶貧力度，遠遠高於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高額彩禮讓許多家庭將所有積蓄花完後還欠下一屁股債務，甚至不少農民為了娶親將買種子、化肥的錢都花光，導致正常的農業生産資金都無著落，更難有資金投入畜牧業養殖、草業種植等農村經濟，已嚴重影響到當前的農村經濟發展。
同時，高額彩禮使農村鄉風惡化。高額彩禮讓部分年輕人借婚事“擠榨”父母，不勞而獲、貪圖享受，這些不良風氣成為新農村建設的毒瘤，而為娶兒媳婦欠下巨債的父母又不得不終日勞作，省吃儉用，用余生來還債。另外，一些地區攀比之風盛行，大家都認為收彩禮是祖輩的風俗，大家都在收，自己的兒子也要給人家彩禮，如果不收，拿什麼給自己的準兒媳付彩禮，而且收的越高就越證明自己的女兒優秀，彩禮多少成為女方身價高低之標準，彩禮越多表明女兒越優秀，這些社會風氣不利於鄉村文明建設。
7部門發文抵制陋習
沉重的彩禮負擔引起西吉縣政府的重視。在今年年初召開的西吉縣“兩會”上，李全德向大會提議，在全縣幹部職工、群眾和青年中倡議抵制高額彩禮，節儉辦婚事，要通過“便民流動法庭”巡迴審理一案、教育一片，讓老百姓通過真實的案件深知高額彩禮的危害，引導人民群眾逐步改變傳統不文明的婚嫁陋習，有效遏制高額彩禮給婚姻家庭造成的悲劇。
同時，法院加大了執行力度，讓判決確定的權益儘快實現。高額彩禮的返還給法官出了難題，判的少了根本彌補不了男方家的損失，判的多了很難執行。為此，固原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彩禮的返還及有關財物的處理出臺相關規定，西吉縣法院也出臺彩禮返還標準，規範了彩禮的認定範圍以及根據共同生活時間長短返還的額度，對因高額彩禮造成貧困的家庭及時給予法律上的支助，讓他們不要“人財兩空”。同時對一些有涉嫌騙婚的，要全額退還。
李全德的建議得到了縣黨委、人大和政府的支援，今年3月，西吉縣七部門聯合發文抵制高額彩禮，反對大操大辦婚事，這是固原地區第一次以官方發文形式倡導文明婚俗。通過弘揚傳統美德，降低高價彩禮，摒棄婚禮陋習，引導青年樹立新時代、新風尚的婚姻觀。
目前固原市相關單位也在積極行動，開展各種形式的宣傳活動，倡導勤儉辦婚事，建議適齡青年要體諒父母的辛苦，不提過分要求，不講究排場。尤其是女青年，要自覺抵制婚事中的奢靡之風，不盲目攀比彩禮禮金，不做高價彩禮的“奴隸”，反對用高額存款單做嫁粧的陋習，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營造健康向上的社會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