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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文森患病後,他所在的興隆小學全體師生為其捐款10053元,建始縣景陽鎮政府機關幹部也為其捐款11000元,還有很多社會上的好心人也紛紛伸出援手,目前已籌集醫療費用5.7萬元,但仍差近5萬元。目前,向文森病情已開始加重,家裏也債臺高築,籌集醫療費用十分困難。
同向文森一樣,全州很多重病患者因無力籌集醫療費而掙紮在生死邊緣,患病需要的鉅額費用已將家庭壓垮,如果沒有社會各界伸手相助的話,他們只有等待死神的降臨。有人建議向州紅十字會申請援手。然而,説起現在的大病救助,州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向建強顯得十分無奈:“目前州紅十字會賬上不過10多萬元,不夠救助一名重病患者。”
近兩年來,州紅十字會先後接收了社會捐款近500萬元,但大多是如汶川地震等專項捐款,能用於日常救助的資金十分有限,開展大病救助更是力不從心。和州紅十字會一樣,州慈善總會可用於大病救助的資金也十分有限,該會所收到的大部分捐款也是專項捐款。2010年,州慈善總會全年實施大病救助123人,救助款總額為406991.9元,每人平均3000多元。這對於需要數十萬鉅額醫療費用的重症患者來説,只是杯水車薪,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當然,也有人認為,近幾年民間慈善基金會的力量在大病救助方面已經開始興起。2011年12月,50名新疆貧困患兒受益成龍慈善基金接受大病救助;2010年11月,北京市慈善協會首個0-18歲青少年兒童大病救助愛心專項基金正式成立。北京市貧困家庭中因病造成生活困難的18歲以下青少年兒童都可申請救助,救助金從3600元到6萬元不等。本次成立的大病救助專項基金由北京市10余家愛心企業共同捐資1200萬,專門救助本市患病青少年兒童。北京市低保及低收入家庭、因病造成生活困難、難以負擔醫療費用的家庭中,患有白血病、苯丙酮尿症和其他重大疾病的18歲以下青少年兒童都可申請救助……
儘管目前,讓慈善基金會支撐大病醫療救助的重擔有一定的困難,但這也是一個有益的嘗試,畢竟多一個救助途徑,總比停滯不前更有利。
探索三:
政府+市場+慈善組織
既然在解決大病救助方面政府救助覆蓋小,慈善救助又杯水車薪,那有沒有“四兩撥千斤”的方案?
一些地方政府的大病救助制度探索和公益機構做了有益嘗試,他們認為解決大病救助難,需要政府、市場、慈善組織形成合力,需要設計一個方案將政府救助、商業保險、慈善救助三者打通。
2011年4月22日,貴州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發起“黔港同心·大愛同行”關愛先天性心臟患者大型公益步行籌款行動。活動以愛心步行等方式籌集100萬元社會捐款,資助100名先天性心臟病貧困兒童患者。資助方式是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廣東總隊醫院免除患兒三分之一醫療費用、社會捐款資助患兒三分之一醫療費用,患兒自付三分之一醫療費用。
這項籌款救助活動,可以被視為政府救助、商業保險、慈善救助共同合力,救助困境兒童的新型模式。
貴州省青少年基金會秘書長楊震認為,解決大病救助難,需要政府、市場、慈善組織形成合力,貴州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設計了一種大病救治的模式:設立政府大病救助基金,受惠範圍原則上覆蓋全體公民,包括未成年人。此外是商業保險,個人投保,保費可分多個檔次,由政府統一規劃,保費由單位、學校等機構代收,由社保機構或慈善機構代理對保險公司公開招標,集團購買。最後才是慈善機構資助。若碰到困難家庭,無力購買大病救助保險的,可由社會慈善來兜底。同時,慈善機構對那些獲得政府救助、保險賠付後還有困難的群體,可以進行適當資助。這樣慈善基金會的善款使用也能實現效用最大化。
通過這種模式,1000萬的善款概算可以資助10萬困難群體購買一年的大病救助保險,若這10萬人在這一年內患病即可得到及時救治,相比直接救助,善款的受益面要廣得多。此外,該模式還有一個優勢,就是動員募捐將變得容易。假定困難家庭為三口之家,捐300元,則可保證這一家子一年無大病之憂,而且普通捐助人也能承擔得起。而對於企業來説,捐100萬,則可使10000名困難群眾受益。這樣的受益面足以令捐助人得到滿足感和成就感,因此,捐贈的積極性也必定被調動起來。
楊震認為,這種模式,較為清晰地明確了各方所具體承擔的責任,可執行性較強,能夠成為患者家庭、救助機構、公益組織均認可的公益慈善救助模式,並有效補充了政府大病救助的部分不足,成為青少年大病救助的“及時雨”。
總之,雖然民間探索出的大病救助方式不能輻射更多的貧困群體,但當全國層面的醫療保障體系短時間內還難以突破時,民間的智慧或許能提供一些先行先試的思路。可以想像一下,如果1000人的貧困大病患者當中,有300人是通過民間救助方式獲得救助的,相比等待政府顧及,所達到的實際價值將會更多。
(《中國扶貧》雜誌供稿 作者:馬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