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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夢只能一日遊

發佈時間:2020-08-08 07:54:12.0  來源:北京青年報    責任編輯:馮楚迪




  時光不能倒流,青春逝去抓不回,可偏偏世人總想著“穿越”,回到最幸福的年代裏,再體驗一次初戀的激情。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亮相的《好夢一日遊》,就是法國人為自己準備的一場“私人定制”,把他們帶回到了那個經濟高速發展,文化蓬勃開放的“美好年代”裏,讓一點似有若無的愛情火花,喚醒蒼老的軀體。

  維克多和瑪莉安娜,原本令人羨慕的完美夫婦婚姻突然亮起了紅燈,還是孝順的兒子找來了做“圓夢生意”的好友安托萬,特意給老人家安排了“好夢一日遊”,讓維克多重回記憶中的上世紀七十年代,重溫與老媽那永生難忘的邂逅。這個場景重現、角色扮演的立意,與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和《私人定制》如出一轍,本屆上影節另一部展映片,德國名導赫爾佐格的《家庭羅曼史公司》裏也玩了一把,可見這真是在全世界都有市場的“好生意”。

  在喜歡玩結構和反轉、鍾情于探討婚姻關係的尼古拉·貝多斯手中,夢遊者和造夢者又往前多走了幾步。除了浪漫和懷舊的營造,貝多斯在片中不忘諷刺消費主義對人的驅使,對電影和戲劇原理進行了調侃和顛覆,但又沒像伍迪·艾倫在《午夜巴黎》裏那般掉書袋,處處顯露著法國人的散漫和情緒化,讓劇情的走向難以捉摸。

  説起“穿越”二字,就像是興奮劑,前天還在自嘲“已經是老爺爺”的維克多,一想到要見到自己的“初戀”,立馬興衝衝地剃掉了白鬍子,穿起了尖領花襯衫,連精神頭都上來了,年過古稀的老影帝丹尼爾·奧特耶瞬間從《雷米奇遇記》裏的老藝人變成了《沉睡世界》裏的帥小夥。但是,在他面前的“妻子”有兩個:多麗婭·蒂麗耶飾演的瑪戈,在片中又假扮成了年輕版的瑪莉安娜,同芳妮·阿爾丹飾演的真正的瑪莉安娜並不像,更多是在特定的環境裏被維克多“腦補”了。

  從氣質上看,阿爾丹作為“特呂弗最後的繆斯”,承襲的是後新浪潮的灑脫姿態,而80後的蒂麗耶,則是在模倣受嬉皮士運動影響的法式“yeye”風潮,二人最多只能算是神似。在影片最重要的一個場景,也就是回憶中原始狀態的小酒館裏,維克多一開始還能堅持清醒的判斷,主動彌補現場的細節錯失,但隨著越來越入戲,“虛”與“實”的界限逐漸模糊,既讓三個人的回憶重敘在時空中重疊、迭代,又因為瑪戈不按劇本的自由發揮,讓老爹的情感又多了份突破道德的萌動,這才引發了影片後半程更有趣也更危險的升級場景。

  影片片名的原意“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頗為點題。這個法國歷史上的專有名詞,特指普法戰爭結束到一戰爆發前的這30多年,法國在文學、藝術和科技層面飛速發展,在上世紀初實現了“歐洲最強大國家”的夙願,《午夜巴黎》裏瑪麗昂·歌迪亞嚮往穿越的就是這個美好年代。而對於維克多這一代法國人來説,他們心中的“美好年代”則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當時包括法國在內的歐洲經濟高速發展,生活水準大幅提高,電影、音樂等各種流行文化精彩紛呈,總之是承載了整個西方社會最“美好”的回憶。

  “懷舊金曲+復古時尚”,好萊塢近年來也頻頻用這個年代來“賣情懷”,這部《好夢一日遊》能在去年戛納電影節和今年法國愷撒獎上大獲好評,也要歸功於其煽起的“共情”效果。片中穿越的1974年對於主創來説也有不同尋常的意義:身為50後的奧特耶正是那一年踏入影壇,二十來歲的時光太“美好”;年齡比他還大一歲的阿爾丹,也是在那一年登上舞臺,之後才出演了特呂弗的《隔墻花》和《情殺案中案》;飾演安托萬的紀約姆·卡內那年剛滿周歲;作為場景背景樂的流行金曲《我十歲了》也正是在1974年由阿蘭·蘇松在法國唱紅……《好夢一日遊》就靠這幾位影壇老面孔,幾個酒吧場景和幾首金曲,成功復原了“美好年代”,看似簡單,其實是建立在導演精心調度和演員入情表演的基礎之上。

  如果説貝多斯上一部處女作,一炮打響的《阿德爾曼夫婦》是從文學角度顛覆夫妻關係,這次《好夢一日遊》就是從電影創作視角來探究情感的虛實,最後又落到了男性和女性誰在婚姻中擁有主動權的老問題上。片中第一場景的營造是主動沉浸式的,包括維克多在內的所有人都知道這不是真正的穿越,眼前是布景和演員,一抬頭就能看到攝影棚的燈架,導演就藏在鏡子後面,但每一個人都需要敬業投入,努力幫助這段感情重新回爐、發酵。導演甚至還請來了皮埃爾·阿迪提萊,這位阿蘭·雷乃晚年作品中的老搭檔,來飾演一位“深陷夢境”的老人,刻意混淆了他到底是“資深演員or真實顧客”的身份,不禁讓人聯想到萊奧·卡拉克斯那部把“戲中戲”玩到極致的《神聖車行》。就連好夢公司老闆安托萬,也是因“為情所困”而糊塗了自己的定位——他和瑪戈是情侶關係,既要求女友逼真地出演別人的初戀,又難掩醋意,深陷於“擬真”和“打破擬真”的矛盾之中,這對於電影人來説是危險的,也暗示了那些娛樂圈伴侶分分合合的真正原因。

  作為“現場總導演”,對女友和屬下有著強迫控制欲的安托萬,尚且難以擺脫這種困擾,那在原生婚姻中相對弱勢,卻又有繪畫和文藝天賦的維克多,就更容易被情感牽著鼻子走了。在離開酒館後的第二、第三場景中,他重溫了年輕時的浪漫和瘋狂,發酵自己早已入土的愛情,編織了迷戀上年輕的瑪戈的理由,甚至自以為是這場“好夢”的編劇用他傳神的畫筆,給導演準備好了臺詞提要和分鏡頭故事板。然而諷刺的是,維克多只是個男主角,他沒有挑選劇本的權利,更無從導演人生的走向,他甚至不知道女主角的真實姓名,後續劇情可能會被突然更改、換人,同婚姻一樣充滿了不確定性。在第四場景上演的“戲中戲”就顯得很關鍵,瑪戈在安托萬的設計下用另一個“幸福家庭”的騙局,顛覆了第一、第二場景中所有的身份,自然也就摧毀了剛剛建立的美好情感,一切如同跨越片場的飛奔,隨風飄逝一場空。

  從理性角度來看,導演(包括戲裏的安托萬和戲外的貝多斯)有義務把即將失控的“好夢”拉回到正常軌道上來,讓維克多老爹與瑪莉安娜老媽重歸於好,而不是移情別戀,這才不違背兒子委託的初衷,但對於當事人來説,這種做法未免殘酷了些。幸好,貝多斯最後還是收回了對婚姻的諷刺和隱喻,讓瑪莉安娜也重回了第一場景,兩個年過七旬的老人重溫初戀,阿爾丹正是因為結尾處那段百感交集的傾訴,才拿下了愷撒獎最佳女配角殊榮,反倒是重握主動權的維克多陷入了迷茫——“夢境”已破滅,眼前這一切是真的嗎?抑或他最嚮往的初戀已不是瑪莉安娜,也不是消失的女演員,而是自己畫筆下那個紅髮天使。               ◎董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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