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自古就有“嚴師出高徒”的傳統。甲骨文的“教”字就是一個人手持教鞭在教育孩子。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孟子有雲：“斯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然而，隨著家長維權意識的不斷增強，前些年，許多教師發出了“不敢管”、也“不能管”的聲音。但近年來，一度丟失的戒尺又在眾人的呼聲中出現了歸還之勢。
教育懲戒權呼之欲出
2017年2月，青島市頒布的《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明確提出：“中小學校對影響教育教學秩序的學生，應當進行批評教育或者適當懲戒。”2019年4月廣東省司法廳公佈《廣東省學校安全條例（送審稿）》中提出：“學校和教師依法可以對學生進行批評教育。中小學教師對學生上課期間不專心聽課、不能完成作業或者作業不符合要求、不遵守上課紀律等行為，可以採取一定的教育懲罰措施。”2019年7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國提高義務教育品質的意見》，提出：“研究制定實施細則，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
不同身份者眾説紛紜
2019年9月21日，我參加了由21世紀研究院舉辦的一個主題為“再不把戒尺還給老師，這代孩子就完了”的沙龍活動。活動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主講嘉賓除了代表體制內教育管理者的我，還有律師、三個孩子的媽媽及一個特色學習社區的17歲學生。讓我沒有想到的是，經過了長時間深入地探討之後，在最後的互動環節，仍然有不少與會人員對實施懲戒權持保留態度：
“當我看到‘教育懲戒權’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的心裏覺得刺刺的。‘懲’的意思就是‘罰’，罰難道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嗎？”一位從事幼兒教育的媽媽説。
“在我們這個學習社區，沒有‘教師懲戒權’一説，我們的所有規則都是學生制定的，如果學生不遵守規則，他將被他自己制定的規則所懲罰。”一位學習社區的負責人説。
“對學生而言，懲罰意味著肉體或者心靈受到一定程度傷害，事實上很多人回憶求學生涯的時候，都感覺到當年所受的傷害難以治愈。”一位醫師説。
……
從以上這些觀點中不難看出大家對懲戒權的實施心存疑慮。事實上，在目前所有的法律法規中，均沒有‘懲戒權’的字眼。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有提到“學校、幼兒園、託兒所的教職工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在《教師法》中也提到有關“體罰”的字眼，而在《教育法》中，也提到學校有“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處分的權利”，從這個角度來看，“教育懲戒權”的確是一個嶄新的説法。
揭開教育懲戒權的真正面紗
到底什麼是懲戒權呢？它與法律法規中所説的”體罰”有什麼區別？為什麼主流價值認為“懲戒權”的實施已經勢在必行，還有不少人對它持不同的態度？
筆者以為，不少人持反對觀點的人可能是把“教育懲戒權”和“體罰”等同起來了，事實上這二者之間是有著根本的區別的。
首先，體罰體現的一種教育的權威，往往是由於學生沒有達到教師的要求或者違反了相關規則，引發糟糕情緒，進而對學生實施暴力行為，如：打罵、侮辱等。筆者曾聽一位同事説，她上小學的時候，數學成績不好，有一次去向數學老師請教一道題，數學老師脫口就説：“連這道題都做不出來，你以後什麼大學也考不上！”就這麼一句話，讓她自卑了很多年，直到現在，一想起這句話，仍然備受打擊。一句挖苦的話尚且如此，其他一些辱罵、抽打行為所造成的傷害更加嚴重，有時甚至造成一種不可逆的影響。因此，從根本上來説，體罰是一種暴力手段，而且這種手段帶來的後果超過了受罰者的承受能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身體或者心理傷害。
而教育懲戒雖然也有一個“懲”字，但“懲”只是手段並不是目的，其側重點在“教育”二字，意在通過懲罰達到戒免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教育懲戒必須基於人文、倫理和道德，必須著眼于生命的成長。這樣的手段雖然有一定的懲罰性，但實施的過程或者帶來的後果在學生可承受的範圍之內，或者在短期內能夠得到修復。例如，讓隨地丟垃圾的同學做一天義工，讓上學遲到的同學當著全班同學表演一個節目等，這樣的懲罰，學生能夠接受，更重要的是能夠能從中受到真正意義上的深刻教育。
從理論的層面上來講，教育懲戒和體罰有著根本的區別，但是從操作的層面上來講，界線不可能完全清晰。因為每一個個體性格不同，心理承受能力不同。有的時候，相同的方式，在不同的人身上所産生的效果也不同。這恰恰體現了教育的複雜性和智慧性，也給老師們的工作提出了一定程度的挑戰。但作為教育工作者來説，我們不能因噎廢食。
有人説，沒有教育懲戒權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的確，我們無從想像，只有肯定和鼓勵的教育將是怎樣一種情形！但與此同時，法律法規賦予我們教育懲戒權，也並不意味著我們隨時隨地使用教育的懲戒權。例如，對一個性格非常內向的學生而言，如果我們不加分辨地任意使用，後果一定是非常嚴重的。而且任何教育手段，如果經常使用，其效果也一定會不斷衰減。
實施教育懲戒權的關鍵因素
不少專家、教師認為，教育懲戒權提出容易，實施起來並不簡單。到底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應該有個操作細則或者操作流程；也有人提出學校應該有一個專門實施教育懲戒的組織，或者在實施教育懲戒之前要讓家長知情……我認為，無論細則細到什麼程度，都不可能包羅萬象。事實上，我們發現，無論是山東日照五蓮二中楊老師的處罰結果，還是安徽銅陵周老師的跳江事件，過程中，學校、教育主管部門，甚至派出所的意見都有一定程度的搖擺，這恰恰説明瞭實施和評判的複雜性。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該如何使用教育懲戒權呢？下面我從三個方面談一談自己的思考：
一、達成共識
要想順利實施教育懲戒權，學校首先要和家長做好溝通，讓家長弄清什麼是教育懲戒，為什麼要實施教育懲戒，以及實施教育懲戒的原則和方式，讓家長放下顧慮，真正認識到實施教育懲戒權的目的為了讓教育變得更完整，而不是一味傳承“嚴師出高徒”的古訓；實施懲戒權是在孩子可承認範圍內進行，並不會對孩子的身體和心靈帶來不可修復的影響；實施懲戒權的根本原則是愛，是教育性，意在進一步規範和引導教師的教育教學行為，保障每一個生命受教育的品質……總之，實施之前，學校要和家長達成觀念上的一致。
二、共同制定
實施教育懲戒，説到底就是培養一種規則意識，讓學生明白邊界的概念，哪些可為，哪些不可為。但是如果這些規則由教師或者學校單方面制定，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甚至遭到大家的反對。因此，我認為，在制定細則或者操作規範的時候，懲戒權的實施者、接受者以及監護人，所有權利攸關方都要參與進來。一方面，多角度的意見會讓相關規則更加完善；另一方面，自己參與達成的意見在實施的時候容易自我接受。此外，這樣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學習和提升。
三、共同實施
實施教育懲戒權的主體到底是誰？傳統意義上，大多人都默認為是學校或者教師。但我認為，既然規則由大家共同制定，也可以由大家共同來實施，也就是説，家長和學生也可以參與進來。特別是對學生而言，自我管理能力以及自製力的形成，通過教師或者家長來管束或者提醒，只是外在的因素。而比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讓學生通過自主探索和實踐，“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在試錯中獲得成長，在自我管理中提高認知。
如今，教育懲戒權的實施細則還在醞釀中，但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應有一些基本的認知和判斷。當我們把自己的身份真正轉化為引領者、支援者，服務者時；當我們真正做到把學生當人看，學會接納，學會理解，學會包容之後，再來面對個性、習慣、能力有差異的孩子，遇到學生所犯的種種錯誤時，便能用一種平靜的情緒、理性的思考、智慧的方法來解決。當我們的所有舉措和手段都是基於讓孩子獲得成長時，學校家長和學生才能達成真正意義上的共識。
（文／深圳市福田區福苑小學 曾海玲，此文發表于《小學語文教學》人物刊第6期）
曾海玲，中國教育學會學校文化研究分會理事，中國報刊協會中小學寫作專業委員會理事，省級骨幹教師，廣東省教師繼續教育培訓專家，深圳市年度教師，深圳市名教師，深圳市名師工作室主持人，福田區首席教師，福田區優秀園丁，福田區人民政府兼職督學，深圳市福田區福苑小學校長、黨支部書記。
曾獲省級青年教師課堂教學大賽一等獎，深圳市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有45篇論文在《人民教育》等期刊發表，32次榮獲區級以上教學獎勵，參與編寫了《新教材小學語文名師同步教學設計》《同步作文名師導寫》等，出版了《從語文素養走向生命成長》《真向真實的寫作教學》《系統化習作進階方略》等專著以及一套（12冊）《項目化習作進階課程》，是《語文教學通訊》和《小學語文教學》等雜誌的封面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