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千萬別做“論文人”
這幾天，最吸引學界眼球的事件，莫過於新版CSSCI目錄要發佈了。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在4月26日晚上公佈了部分學科的C刊目錄（南大核心期刊目錄），引起學術人的無盡興趣。好幾個群裏，好多學術公眾號，都在討論有哪些期刊列入了C刊，又有哪些期刊調出了目錄，一時之間，緊張的氣氛陡增。甚至還有人提醒，以後論文投稿要謹慎，千萬別選那些掙紮在C刊生死邊緣的期刊。
筆者雖然經常寫點文章，但是發表在C刊並不多。細細想來，這也許是受大學時哲學系教授們的風氣熏陶。從讀本科開始，教授們不僅不鼓勵、指導學生們發表論文，也很少有老師與學生合署論文，反而是不少教授提醒要謹慎地思考、審慎地發表，大有“述而不作”的古風。沉浸其中，深受影響，以至於筆者發在C刊上的第一篇論文，談的是志願服務。其後還寫了不少志願服務、新聞傳播學的論文，卻一直沒有嘗試發表哲學論文。真是不敢，一怕言不盡意，言多必失，二怕説得不對，丟人得很，所以頗懷敬畏之心。畢竟，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大家時間都很寶貴，用不對或者不好的東西去影響別人，真是誤人。
不過，不鼓勵發表論文，並不代表不要重視寫論文。在哲學系，老師們對課程論文、畢業論文的要求還是頗高，很多課程作業或考試中，都包含著論文寫作和指導。對於每篇論文，自己也非常重視，常常專門花上兩三周時間進行寫作。只是寫就寫了，很少去考慮發表的事情，總覺得自己談得再好，都只是一管之見，比起那些哲人巨著，他們經歷時光的千錘百煉，早已講盡了人生至理。也許更重要的，真不是怎麼想、怎麼説，而是怎麼去做，如何去行動。就像馬克思所説，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是改變世界。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行動和實踐更能彰顯人的生命力了。
但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颳起了一股“言勝於行”的論文風。不僅寫論文、發論文成了做學問的第一等要事，而且對論文數量和刊物級別的要求越來越高，老師、學生們的競爭白熱化，內卷得非常厲害，呈現出“四化”特點：一是論文寫作的功利化，純粹為了發表而寫論文，而不是為了表達或者研究而寫論文；二是論文寫作的精緻化，為了在激烈的論文競爭中獲得匿名評審專家的青睞，論文寫得越來越長、越來越深奧、也越來越模型化，就像是一個個精雕細琢的藝術品，雍容華貴卻多多少少有點華而不實；三是學術圈層的附庸化，核心期刊正在取代研究院係，越來越成為學術世界的核心節點，控制和影響著思想的輸出和交流；四是論文寫作發表的産業化，既有白色的産業鏈，通過學術訓練營教人寫發文章的“屠龍術”，也有花錢代寫代發的黑色産業鏈，讓學術研究沾上越來越強的功利味，讓我們逐漸迷失在這股迷霧之中。
近些年，就連頗有古風的母校，也開始追求起又多又好的論文來。在各種評價體系篩選出來的核心期刊、C刊之上，優中選優再選出一批頂級刊物作為A刊、B刊，對老師進行考核要求。我們的學術世界，似乎變成了一個數量龐大、等級森嚴的論文世界。論文的數量和級別，作為重要的標誌物，將學校體系之中的每個學生、老師都排列到一個秩序井然的學術結構之中。在這個結構裏，老師不是老師，學生不是學生，而是一個個被論文數量和級別所表徵和替代的“論文人”，根據論文的數量和級別，學生被分配獎學金和各種機會，老師們被排列成副教授、教授、二級教授，等等。在這個結構裏，我們評價或者考核一個老師，不是聽其言、觀其行、知其心，而是看他的論文數量和級別。副教授等於2篇C刊，教授等於5篇C刊，所有的崗位都被“明碼標價”，教師的存在，喪失了他作為“傳道授業解惑”的師者豐富而又飽滿的“血肉”，而被簡單化、量化為具體的數字。這些數字，時時刻刻地提醒著、規訓著老師，把他們變成為論文而生活、而存在的“論文人”，把寫發論文當作第一要務，至於有沒有把學生裝在心裏，會不會認真地上課，要不要正兒八經地做些研究等關係到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事情，倒是被排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儘管我們已經開始注意到“以論文數量和級別論英雄”的弊端，並且提出要破除“五唯”，但是只要政府或者教育主管部門，仍然用數字化的思維和做法，來評估和考核大學的辦學業績和學科成績；只要各種媒體、自媒體在做各種新聞報道時還在有意無意凸顯被報道對象發表論文的數量和級別；只要高校在招聘、引進和考核教師時，明裏或者暗裏將論文的數量和級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我們就不可阻擋地在數據主義的沼澤裏越陷越深。人們對於數字化有著根深蒂固的好感，數字化更簡明、更直觀因而更容易被把握，顯得更加客觀、公允因而更容易被人接受，大家似乎都無法抗拒數字化管理和精準計算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
其實，用數字“框”人，將人量化為論文、稿件的數量和級別，並不是合適的事情。尤其在高校管理上，過於強調數字化管理，將數字化思維和精準計算用在人的評價和考核之中，似乎很難帶來好的結果。高考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如果還只是以分數論英雄，以分選人，最終導向的就是白熱化卻低效率的學業競爭，孩子們為了提高1分，將潛在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都耗費在重復的刷題和枯燥的應試之上。如今，類似的數字化競爭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圍繞論文的數量和級別的競爭，只是數據主義無所不在，意欲掌控一切的一個表像而已。
人的存在，是多維度、多樣化的，也是不可計算的。每個人都有著豐富的靈魂，有著必須有別於他人、區別於物的尊嚴和個性。儘管數字化，包括考試分數作為個體智商的表徵，論文數量和級別作為個體學術能力的表徵，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人的狀況，但是將其壓倒性或主導性地作為唯一或者少數的指標，用來衡量和評價一個人，就會産生以偏概全、以點代面的風險，將我們引向唯數據是從、唯C刊是瞻的惡性競爭。寫發論文是學者履行職業的重要方式，也是促進學術交流的有益途徑。寫就寫吧，發就發吧，千萬別被數字化管理的做法裹挾，刻意去追求論文的級別和數量，特別在意C刊或核心期刊的動向，把自己寫成了“論文人”。
寫到這裡，想起了一位教師出身的企業家朋友曾經勸慰筆者的話：“人這一生，不能活成了證明題，孜孜以求地去向他人、向社會證明自己，而要活成一篇散文，在自由的追求中去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形散而神不散。”也許，這句話構成了對把學者們異化成“論文人”的學術數字化最有力的反省和批判。（作者係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