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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輕視、誤讀的這個病,正在學生群體高發!

來源: 半月談 | 作者: 趙丹丹 黃筱 陳弘毅 | 時間: 2020-11-16 | 責編: 徐虹

世界衛生組織估算,全球共有約3.5億名抑鬱症患者,抑鬱症成為僅次於癌症的人類第二大“殺手”。在我國,抑鬱症患病率達到2.1%,學生群體呈高發態勢。但是,目前無論醫學還是社會對抑鬱症這一“被隱藏的疾病”認知仍不足,導致不少人“發現即是重症”。築牢完善多級抑鬱症防控體系迫在眉睫。

病恥感,讓抑鬱症“被隱藏”

可能就是性格內向、太矯情、內心太脆弱……提到抑鬱症,很多人都會認為這並不是什麼病,而是性格問題、心理問題、人格問題。半月談記者在北京、浙江、吉林、江蘇、甘肅等地採訪發現,長期以來,社會上對抑鬱症的輕視、誤讀,給抑鬱症患者帶來更大的心理壓力,“病恥感”是揮之不去的陰影。

採訪中,一些抑鬱症患者不願承認自己有病,苦苦支撐;一些抑鬱症患者像被困在了套子裏,不知如何尋求幫助,長期痛苦掙扎無果後結束生命,讓人扼腕嘆息。

吉林省長春市第六醫院抑鬱障礙診療中心主任燕利娟告訴半月談記者,自己接診的案例中,有一名研究生得了抑鬱症,自殺前跟母親説“想要跳樓,又感到害怕”。但是母親認為孩子情感方面沒有任何不妥,就沒有理會,最終該生跳樓身亡,這對失獨父母也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問題。

燕利娟認為,抑鬱症症狀的表現比較隱蔽,在外人看來就是正常人,而患者本身可能已經走到了一個“死衚同”,雖然有的患者在尋求幫助時接受了心理諮詢,但對於抑鬱症這種疾病來説,簡單的諮詢並不能治愈,必須到專業醫院進行藥物治療。“不少患者在此過程中延誤了最佳治療時間,病情非常嚴重了才到我們醫院,治療起來難度更大。”燕利娟説。

  長春市第六醫院抑鬱障礙診療中心主任燕利娟與患者交流

此外,抑鬱症被誤診為其他疾病的事情也非常常見。福建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理科主任醫師鄭建民告訴半月談記者,抑鬱症症狀比較隱蔽,不僅僅表現為情緒上的明顯低落,也會表現出失眠、煩躁、心臟難受等其他症狀。因此,不少患者並不清楚自己患的是抑鬱症,而是選擇去神經內科、失眠等門診反覆治療,耽誤了最佳治療期。

甘肅省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何蕊芳介紹,有位老年抑鬱症患者曾在老年病科、心血管科、消化科、神經內科等科室反覆就診,持續了近3年身體始終沒有好轉,最後在精神衛生科被確診為抑鬱症,對症下藥後身體症狀得到緩解。“我們在臨床經常説,如果你去各個科室看病,都找不到病因,我們建議你來精神科檢查一下,這絕對不是一句玩笑。”

抑鬱症隱蔽的特性,導致抑鬱症逐年在人群中悄無聲息地蔓延。浙江省康復醫學會精神康復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章健民介紹,在目前可以診斷的精神障礙類疾病中,抑鬱症患病率最高。“由於多種因素,實際的發病比例可能比統計數據還要高。”章健民説。

根據2014年Nature報道的全球抑鬱障礙流行病學情況,中國的抑鬱障礙患病率為3.02%。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在“中國抑鬱症流行病學和疾病負擔”的報告中表示,在覆蓋全國31個省份3萬多人的調查中,他發現,我國抑鬱症的終生患病率已超過3%。

抑鬱症“隱秘”進校園

半月談記者走訪國內多所學校和醫院發現,不僅大學生群體患病人數增加,在初高中,甚至小學高年級都已經出現了確診患者,且低齡化趨勢日益明顯。

去年7月,中國青年報曾在微網志上發起針對大學生抑鬱症的調查。在超過30萬的投票中,超過兩成的大學生認為自己存在嚴重的抑鬱傾向。世界衛生組織也曾指出,1/4的中國大學生承認有過抑鬱症狀。

北京市某高校一個學院負責學生工作的副書記説,相比于前幾年學生基本都是進入大學後確診抑鬱症,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入校時就“帶病入學”,即已經在服用抗抑鬱症藥物。

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心理衛生科副主任欒樹鑫説,從臨床來看,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越來越高,並且許多都合併焦慮症,病情複雜程度正逐年升高,對診斷和後期治療帶來更多困難。

多位專家還發現,目前抑鬱症低齡化趨勢正進一步顯現。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心理健康指導中心主任龐紅衛介紹,以往抑鬱症等心理問題主要出現在中學生和大學生群體中,但現在小學高年級學生也有人出現了抑鬱症狀。今年青少年學生群體的自殺現象在疫情後、開學期出現兩個高峰,吉林、浙江、上海等地甚至短時間發生多起學生跳樓事件,以抑鬱症為代表的精神疾病正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且有極端化傾向,應引起足夠重視。

吉林大學第一醫院心理衛生科主任劉暢分析認為,如今社會環境更複雜,課業壓力、人際交往、家庭環境、網路環境等多重因素,都會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而學生心理健康問題常常被忽視。同時,在網路化時代,孩子的自我意識更強,自我封閉更普遍,精神世界相對空虛,人生目標迷茫,經年累月,最初的心理問題可能會慢慢發展為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

給患者喘息的空間

“大環境”要寬鬆,“小環境”要舒適……多位受訪的心理專家表示,控制抑鬱症高發趨勢,政府應承擔起營造“大環境”的責任。當務之急是改變單一的社會評價體系,努力改變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

何蕊芳建議,應建設面向全人口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倡導多維的社會價值觀,形成應對抑鬱障礙等精神障礙的良好社會氛圍,倡導早預防、早診斷、早治療的理念。加強精神衛生醫生的隊伍建設,提升一線臨床醫生對於抑鬱症的識別能力、家庭醫生的服務能力,建立健全心理治療師、心理諮詢師服務引入機制,更好發揮社會工作者的作用。

劉暢認為,學生群體抑鬱症高發一方面源自身體條件和遺傳基因,另一方面來自成長過程中的外部環境壓力,包括家庭、學校、社會等。應倡導學生的多元化評價導向,在家庭和校園創造舒適的“小環境”,並在此過程中給予學生更多的心理關注。

專家認為,要高度警惕年輕一代在物質豐富的條件下,面臨的精神空虛挑戰,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建立豐富的精神世界。(《半月談》2020年第21期 原標題:《抑鬱症在“隱秘”蔓延》 半月談記者:趙丹丹 黃筱 陳弘毅 屈婷 林苗苗 梁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