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的結與解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杜瑋
發于2020.9.07總第963期《中國新聞週刊》
高考制度設立近70年來，作文題歷經了命題作文、話題作文、半命題作文、材料作文、任務驅動型作文等形式的變遷，題目在開放和限制之間閃轉騰挪。但不變的是，考場上每年都會生産大量矯揉造作、詞藻堆砌，沒有真情實感，“假大空”的套話作文。
早在2012年，時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北京高考語文閱卷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就將這樣的考場文稱為“高考體”，多次痛陳如此作文的弊端並呼籲改革，但時至今日，“高考體”依舊氾濫。
套路和反套路的攻防戰
在1952年高考制度設立後的前14年裏，高考作文以考查記敘文為主，題材多與政治形勢緊密相關，如《大躍進中激動人心的一幕》 《説不怕鬼》 《“五一”勞動節日記》等。改革開放後，高考作文轉向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探討，基本為命題作文和材料作文，以寫議論文居多，並且還出現一大一小兩道作文題，包括寫讀後感《毀樹容易種樹難》，關於環境污染問題，給《光明日報》編輯部寫信。1990年代後，在市場經濟大潮下，高考作文更關注個人思想品質，例如對助人為樂、堅韌等命題的討論。
從1997年底開始，一場持續了一年多的語文教育問題大討論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涉及教學、考試僵化、應試化嚴重等問題。在此背景下，1999年，高考作文迎來重大變化，一種新的作文類型——話題作文橫空出世，即給定一個話題，考生可以自定立意、自擬題目，比起命題作文，寫作空間更大。當年的高考作文題是以“假如記憶可以移植”為內容寫一篇文章，除詩歌外，文體不限。自此，話題作文開始一統江湖，2004年，全國多省份可自主命題的情況下，15道作文題中，有14道為話題作文，話題作文數量達到頂峰。
話題作文設置的本意是為了讓考生能創造性思考，文體不限更是便於其盡情展示自我，但過於寬泛的命題要求使考生有了套作的可能。
倪江是杭州外國語學校語文教師，浙江省特級語文教師、正高級教師。從1990年代迄今，參與過多次高考作文閱卷。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説，話題作文出現後，考生們會選擇背誦段落或整篇作文以應對考試，緊接著，又發展成為運用三五個古代名人事例拼接組裝作文。浙江作為文化積澱深厚、素來重視考學的省份，在自主命題後，高考作文題的人文特色更加鮮明。從2004年至2007年，浙江省高考作文依次以“人文素養與發展”“一枝一葉一世界”“生有所息/生無所息”與“行走在消逝中”為話題。在“人文化寫作”背景下，考生為應對考試大量引用古代名人事跡，寫出類似余秋雨《文化苦旅》的文風、文體上“四不像”的散文。
曾擔任浙江省教研室高中語文教研員、現任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的省特級教師胡勤對此種文風總結説：追求文章的人文性與文化味，文辭優雅、空靈，內容空泛、飄逸，多情緒意象的流動。研究高考二十餘年的著名文學評論家，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孫紹振認為，這是由於命題詩化感性，同時考生缺乏理性思維所致。
2006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閱卷組號召打擊套話作文，2007年，還形成了專門的“閱卷説明”，內容在浙江省高考作文閱卷組組長陳建新的多次講座中也有提及。“閱卷説明”稱，套話作文的特點是，愛選用現成歷史文化名人生平事跡，文章結構為“穿靴戴帽三段論”，即用三個歷史名人典故，再加開頭、結尾成文，主題論述總停留在一個淺顯層面上。據不完全統計，套話作文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名人為屈原、陶淵明、蘇軾，俗稱“套話三巨頭”，常見名人還有李白、杜甫、李清照、莊子……無論愛國主義還是環境保護，關懷底層大眾還是精神文明建設，考生都可用上述材料敷衍。陳建新還在名為《高考閱卷名師給考生的考場作文密訓課》中提到，閱卷組一直在控制套話作文的得分，從2004年的最高49分下降到2010年的不超過30分。
套話作文不僅出現在浙江的高考語文考場上，在同樣以作文題目超脫、人文色彩濃厚為特色的江蘇省也存在。曾多年擔任該省高考語文閱卷組組長的南京師範大學教授何永康在點評高考作文時也稱，考生喜歡引經據典、寫華而不實的文章。2005年，江蘇高考作文以“鳳頭·豬肚·豹尾”為話題，成千上萬考生不約而同地寫起了同一位古代名人——項羽。項羽的烏江自刎姑且算是人生的“豹尾”，但也使得閱卷者一看到項羽就心裏發“毛”。在這樣的背景下，2007年，江蘇高考一篇反映父親割麥子的作文《懷想天空》，以樸實、真實的文字脫穎而出，獲得滿分，引人注目。
話題作文弊端盡顯的情況下，全國範圍內，一種新的作文命題類型——新材料作文面世，這相當於話題作文和過往材料作文的整合升級版。倪江解釋稱，通過材料給予一定情境和限定，讀懂材料才能作文，同時又保留了話題作文的開放性特點。在一些省份的考題中，甚至還出現“材料+命題”的形式，為的是進一步加大限制，防止套作，並呼籲考生寫真情實感的文字。
但這樣做的收效並不明顯。在浙江，浮誇、華麗的文化散文依然氾濫，教育部聘中小學語文教科書總主編、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溫儒敏曾對此稱之為“文藝腔”。倪江則表示，在倡導寫真情實感後，華麗文風雖然沒有了，但文章依舊矯揉造作。他舉例説，學生寫作時會傾向選擇親情類話題，於是一個班四五十人的考卷裏，出現了二三十人的作文寫的都是爺爺奶奶去世。
“當我們強調某一方面時，情況又會往另一方向發展，按下葫蘆又起瓢。”胡勤在其編著的《浙江省高考作文：命題與例文分析》中提到，在指導高中生寫作時，經常要學生到小學、初中生的文章中去找感覺，因為他們的文章率真。2012年，浙江高考作文題是關於“做路邊鼓掌的人還是做英雄”的探討。高考過後，浙江當地語文教研員找來成績較好的小學生和初中生，按高考要求，讓其共完成17篇習作，經高考閱卷組批改，50分以上的有6篇，平均分47.3分，高出高考作文平均分6分。
2012年，北京市高考沒有滿分作文。當年作文題是一個關於鐵路巡查員的材料作文，而考生交上來的文章充斥著那些年盛行的“感動中國”人物材料，還有司馬遷、蘇軾等古人照例來“開會”，千篇一律現象尤為嚴重。北京高考語文閱卷領導小組副組長漆永祥非常憤怒。“一千個人心中可以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你明明畫了個賈寶玉，非説是哈姆雷特，這就不行！”漆永祥説。
漆永祥還一連列舉出高考作文中賭咒發誓體、空言泛語體、四平八穩體、排山倒海體、生僻艱澀體、文白夾雜體等15種寫作的不良文風，統稱為“高考體”，並向“高考體”宣戰。
為破解考生們寫作過於抒情、套作的頑疾， 2010年後，高考寫作的風向再次調整。在新一輪基礎教育課改背景下，2009年頒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大綱》中規定：語文考試中，學生要能寫“論述類文章”，即對事物、觀點加以闡述論證的文章，不拘泥于傳統議論文，政論文、時評等都可納入論述類文章的範疇，考查的是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過去近十年，各地高考作文雖基本不限文體，但也大都有“明確文體”一説，對學生理性思維的考查成為其共同的方向。
但學生的作文又呈現出新的套路。杭州高級中學語文教師、高級教師鐘峰華迄今為止參與了近10年高考作文閱卷，他對《中國新聞週刊》説，依據他的切身體驗和觀察，近年來高考中的“套路文”有增無減，每10篇作文中差不多有4篇使用套路，而引用的名人素材完成了從中國古代到現當代再到國外人物的“迭代”。李浩是浙江某地資深語文教師，參與了多年高考作文閱卷，也是今年的閱卷員，據他觀察，今年高考作文中，引用名人名言的文章佔到了八成以上，近兩年文章中不見了中國古代名人，而是多了法國存在主義作家波伏娃，法國著名哲學家薩特，莎士比亞等名字，以及公眾較為陌生的西方人物，抑或引用西方某位名人較為生僻的名言。
出於對套作的進一步打擊，過去5年來，高考作文全國卷又出現了任務驅動型寫作，即給出更具體的任務情境，讓考生置身其中，聯繫自身寫作，比如今年高考全國II卷，考生作為“世界青年與社會發展論壇”的中國青年參會代表，完成一篇主題演講稿。
套路從哪來？
“高考作文命題是一個風向標，上一年的作文題對下一年有著一定引導作用。” 參與浙江省高考作文閱卷二十多年，擔任作文閱卷小組組長18年的浙江省安吉高級中學語文教師、省特級教師郭吉成説。而由於今年和去年浙江高考作文題有一定相似性，很多考生拿出按照去年作文題準備好的素材套作，這也是今年高考作文平均分較去年低的一個原因。
今年高考前，結合新冠疫情，李浩就和自己班上的學生説，高考作文很有可能考查個人與集體、社會發展間的關係。他預測的理由，就是參考了2019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題，即有關個人與他人關係的一個命題。
“實際上，高考作文套作不光是學生跟風，而根本上是教學出了問題，”郭吉成認為，“去年考什麼，今年教學就基本朝著這個方向走。”2018年浙江高考作文寫“浙江精神”，2019年高考復習時，幾乎所有模擬考試都沿著這一方向出題。
押題、猜題之風一直在中學教育間盛行。曾參與過近20年北京市語文高考作文閱卷、全國知名語文特級教師王大績對《中國新聞週刊》説，2008年初南方冰雪災害後，幾乎所有師生都認為這將是當年高考作文題，提前準備了素材，5·12汶川地震發生後，又不得不再更新資料。當地震作文題亮相，考生們最終因為寫得大同小異，平均分反而比往年低。2015年，新課標全國I卷出乎意料地出了一道女兒舉報老爸高速路上開車打電話的材料作文，要求寫一封書信，不少學生因訓練了三年議論文模版，憤懣不已，有網友甚至還人肉考題“原型”，到其微網志下謾罵，但最終發現罵錯了人。
套路文自古就有，從漢代大臣的奏疏，到明清“八股文”，屢見不鮮。倪江指出，今日高考作文之所以套路化，還在於一些高分樣本出現後，考生揣摩閱卷者喜好，老師缺少獨立判斷，在教學、備考過程中推波助瀾，引發群體性模倣。
一個典型例子是2001年，文白夾雜的高考作文《赤兔之死》獲得了滿分，並被公之於世，全國因此掀起了用文言文寫作的熱潮。2009年，四川一考生為了出彩，用甲骨文寫了一篇題為《熟悉》的作文，引發全國媒體關注，最終因為偏題，只得了8分。2010年，江蘇又出現了一篇題為《綠色生活》的駢體古文高考作文，閱卷老師、古文專家對文中的四五十個古字也不認識，而作者王雲飛説，他正是看了2009年高考有學生寫甲骨文的報道，決定冒險寫文言文，但幸運的是，該文獲得了滿分。2009年，湖北還有一考生用古體詩形式寫就了《站在黃花崗陵園的門口》的滿分作文。2012年，教育部發佈高考新規，嚴禁使用繁體字甲骨文等非現行規範漢語文字答題。
對於滿分作文的示範效應，成都市成飛中學語文教師余樹財就撰文指出，在一些地方曝光的滿分作文都用了“題記”這個形式後，多地連續幾年都出現了“試問時尚都幾許，人道是莫過於題記”的盛況，而另一些滿分作文中，則體現出不管內容需不需要，先來排比“三板斧”的默契。所謂題記，就是在文章題目下面、 正文之前寫的一段文字，以凸顯文章主旨，激發讀者閱讀興趣為目的。余樹財稱，再加上作文輔導資料對之奉為秘笈的總結，“滿分套路”使得考生趨之若鶩。
在話題作文時代，李浩的使命是教會學生不離題，同時又將一些好詞好句素材傾囊相授，“急功近利”，幫學生得個高分。近幾年考查論述類文章後，他的職責變成要學生從高一起做時事評述，高一高二學生完成段落寫作訓練後，到高三進行大量整篇寫作，這是眼下高三學子們備考作文的通行方法。
除了給學生發寫作素材，郭吉成還會在審題、立意、選材等幾個影響論述文考場寫作得分的關鍵點上，對學生開展針對性訓練。比如説，審題時怎麼提取關鍵詞，怎樣概述、評述材料，如何起個好標題，開個好頭。在他的高考復習講座課件中，專門給出了用引用、類比、化用材料等方式開頭的技巧。郭吉成説，在一次去其他中學的講座中，就因為教了學生四種開頭，緊接著的考試中，學生作文平均分至少提高了三四分。在陳建新領銜的《高考閱卷名師給考生的考場作文密訓課》中，為了給學生精準提分指明方向，團隊授課教師講解了開篇用闡釋句、對偶句、排比句等會呈現出的不一樣的效果。
教育部前新聞發言人、語文出版社原社長王旭明指出，閱卷老師無論是出書，還是開講座，教給學生的只是走捷徑、投機取巧的應試技巧，而非按照語文教育規律去提高學生寫作水準。
倪江分析説，學生在考場之所以寫套路文，一個重要的考量是求穩。這背後的原因是閱卷者打分“趨中率”高，分差拉不開，老師要求考生不要冒險等。溫儒敏曾在2011年接受媒體採訪時稱，據北京、福建等多省市調查，高考作文中二等作文(40分以下)的比重佔到75%~80%，這是閱卷者為了保證閱捲進度，避免兩人打分分差過大，再需要找第三個人評閱，趨同求中所致。
考生求穩的表現還有寫議論文居多。多位參與高考閱卷的教師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在如今材料作文居多、強調論述文寫作的大背景下，考場寫議論文的比例能佔到八成以上，原因在於議論文寫作格式相對固定，好教、也好學，但真正議論文寫好的人並不多，這也就造成了考場上大量議論文“撞車”。
何為好作文，如何作好文？
在孫紹振看來，一直以來，高考作文出現“假、大、空”，套路化，沒有真情實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命題的道德限制性過強，立意傾向明顯，“偽開放”，題目低智化，可探討空間不大。比如，2000年的作文題《答案是豐富多彩的》題目一上來就將話説死，2002年以暴風雪中救助凍僵的人為材料的話題作文《心靈的選擇》，立意傾向化明顯，將“選擇”一詞架空。2011年，全國I卷漫畫材料作文《貓有魚吃還捉老鼠》，明顯要強調不忘本職，辛勤付出的立意，給考生的討論空間不大。2012年江蘇卷作文題《憂與愛》本欲創造二元對立的矛盾性討論，但“憂”與“愛”邏輯上並非矛盾關係，也非完全意義上並列關係。
對於考試題型多變，但套路長存的現象，王大績有個有意思的比喻：一個人失眠，我們想到的解決方案是換床，但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失眠的問題？他認為，歷年來，很多材料作文給出的表述是模糊的，考作文成了考閱讀。他更欣賞像美國SAT考試、法國高中會考哲學考試出的那種直截了當的問題式考題。
法國高中會考成績是學生進入大學的敲門磚，會考本身相當於中國的高考。比如，2019年會考的文科題目“能否逃脫時間”“解釋藝術作品有何用”，經濟社會科題目“道德是否為最佳政策”“勞動是否使人們分裂”，理科題目“文化多元性會阻礙人類團結嗎”“承認義務是否等於放棄自由”。在孫紹振看來，無論從命題的深度，還是考生的可答程度，這些考題都能更有效、深入地考查出學生的思辨能力。
相比之下，無論是今年的爭議滿分作文《生活在樹上》，還是2001年備受稱讚的《赤兔之死》，倪江都認為其思辨性單薄，沒有表達出自己的思考，而只是在表態。王大績認為，《赤兔之死》的過人之處並不在於其用文白夾雜體完成了寫作，而是在一眾考生在大談人的誠信時，作者想到了動物的誠信。而事實上，《赤兔之死》當年寫作表達的主題很大程度上並非“誠信”，而是“忠”。何永康為了考學相長，給日常教學提供更準確的素材，將文中表達“忠”之處修改後，才發到《揚子晚報》上。
2015年12月，主題為“經典閱讀與寫作提升”的第四屆全國中小學寫作高端論壇在北京舉行。攝影/本刊記者 王磊
王大績更欣賞的是當年以“誠信”為話題的另一篇滿分作文，題目為《不誠不信不為過》，考生反其道而行之，寫到戰場上“兵不厭詐”、商場中“詐而不欺”也是合理的。王大績在部落格中稱，閱卷現場，不止一位閱卷老師説：我們是沒有權力給這位同學70分。這篇作文直面生活的真實，表現出一種真正的深刻，而不是那種在立意思維定式束縛下的虛假深刻。
除了命題仍待改善，王大績認為，現在考生缺乏的是通過聯想和想像將題目和自己熟悉的生活建立聯繫的能力。他把每個考題比做窗子，窗外是無限廣闊的生活，高考作文需要的是考生在讀懂題意後，將窗外自己熟悉的生活、熟知的知識展現出來，通過豐富的細節表現深刻的感悟，見解獨到的即為好作文。學生寫作能力應該是素質教育過程中水到渠成習得。
孫紹振則認為，今後寫作的命題應進一步加強對學生邏輯思維能力的考查，改變高考作文寫作過於抒情，甚至濫情的現象。而近幾年，高考作文題目設置開始從二元對立向多元角度過渡，命題的有效性和品質的改善，都為考查學生提供了客觀基礎。比如説，江蘇卷2019年高考作文，有關“物各有性，共生共存”的開放式討論，2018年全國II卷中，倖存者偏差引導考生對於事物表像背後複雜性、矛盾的探討。在這方面，上海高考作文題自1985年自主命題以來，一直都相對保有著高水準，比如，2014年高考，根據“你可以選擇穿越沙漠的道路和方式，所以你是自由的；你必須穿越這片沙漠，所以你又是不自由的”作文；2011年高考作文，問考生有關“一切都會過去”與“一切不會過去”的看法。
關於高考該考查哪種文體，近年來一種觀點認為，高考作文命題議論文導向是一種進步，因為議論文會訓練學生的邏輯性。在王大績看來，從減少對考生寫作的束縛來看，文體不應限制，每個人的特長不同，議論文直接呈現觀點，而記敘文也能通過對事物的描寫表現出考生的思考和認知水準。近年來，北京卷都以議論文和記敘文二選一的形式來考查學生。漆永祥則認為，寫好記敘文是寫好議論文的基礎，在目前議論文假、大、空氾濫的環境下，高考作文命題適當向記敘文偏移，或可扭轉“高考體”文風。
高考作文之所以受到老師學生的高度關注，一個現實的原因是其分值為60分，在語文分數中權重較大。但多位中學語文教師認為，對於寫作的考查不一定要局限在大作文中，可以在閱讀題中設置一定情境，考查學生寫作功底，比如説，讀完一篇文章，運用文章中的觀點賞析或評價一首詩，寫作部分分數也可以適當往閱讀題中遷移。倪江指出，無論怎麼改，高考指揮棒終歸要趨向對於寫作能力本質的考查。
在王大績看來，一道理想的高考作文題，命題人的義務是將題目要求清晰地在試卷中表達出來，不雲山霧罩，學生能讀懂題，按照題目要求寫作，閱卷人能按照題目要求，勝任評判作文，三位一體。而迄今，無論是命題人，閱卷隊伍，還是考生，教師及其所處的語文教育環境，都有著重重問題，大家處在一個混沌狀態，需要全面的變革。
(文中李浩為化名，參考資料：《孫紹振：論高考語文與作文之道》 《欲覓金針度與人——語文教育與高考論集》)
《中國新聞週刊》2020年第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