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逐年攀升”登上微網志熱搜，大學生的精神健康狀態引發熱議。這真的意味著有更多大學生罹患抑鬱症嗎？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這種“發病率逐年攀升”的趨勢也反映出了另一個面的情況：除了該疾病的判斷標準和統計口徑有一些變化之外，也要歸因于大學生群體對抑鬱症病識感的提升和病恥感的下降。
病識感（insight）是患者尋求專業幫助的基礎。簡單來説就是患者是否能意識到自己的情況是抑鬱症，而並非僅僅是“睡眠不好”或者“心情不佳”。建立病識感的第一步就是正確認識抑鬱症，包括病因、症狀、求助方式等。
近年來，有關抑鬱症的資訊更加豐富易得：新聞報道、電視劇和綜藝娛樂節目越來越多地提及這一疾病，一些公眾人物患抑鬱症的消息也促使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討論抑鬱症。這些與抑鬱症相關的大量資訊可能是導致作為大學生的“潛在患者”意識到自身情況，進而確診的一大推動因素。
病恥感則是阻礙患者尋求專業幫助的一大元兇。病恥感也被稱為疾病的污名（stigma），即患者為自己的患病感到恥辱，這不僅會阻礙患者尋求專業幫助，同時也會阻礙他們向周圍的人尋求幫助，出現隱瞞病情、回避社交等舉動，而這些行為會進一步加深他們的痛苦、使病情惡化。
相較于大部分生理疾病，包括抑鬱症在內的精神疾病的病恥感一直較高，即人們一般不會因為自己感冒或者扭傷而感到羞恥，但卻會感到得抑鬱症很“丟臉”。近年來，在世界衛生組織、國內媒體等機構、公益組織和專業人士的努力下，有關抑鬱症的知識得到了進一步普及，比如，2017年世界衛生日的主題即“一起來聊抑鬱症”。大學生比較容易接觸到這類疾病科普資訊，進而降低對這種疾病的病恥感。
但是，抑鬱症的污名不僅是指患者對自身情況感到恥辱，也包括公眾對患者的負面認知。雖然大學生抑鬱症發病率的提升，可能意味著他們對抑鬱症有了更多的正確認知，但這些認知還需要在更廣泛的人群中普及。
在博士論文的研究過程中，我接觸到了一些抑鬱症康復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學生時代患病。當他們提及自己的患病經歷時，能普遍感受到周圍環境對抑鬱症患者的“負面標簽”，包括“小心眼”“矯情”“軟弱”甚至是“危險”“暴力”。隱藏在這些“負面標簽”背後的，是公眾對抑鬱症的“疑病污名”，即認為抑鬱症不是一种醫學疾病，而是編造出來的。這種疑病污名，嚴重地影響了抑鬱症患者尋求專業幫助和康復的情況，特別是當這些看法來自於他們的親朋好友：比如尋求專業幫助的意願不被好友支援，認為“隨便誰去看醫生都會被診斷為抑鬱症”；比如服用抗抑鬱的藥物被家人阻撓，認為那些藥“能把人吃傻”或者“是藥三分毒”。這些情況極大地加劇了患者的痛苦，阻礙了他們的康復進程。
抑鬱症並非“不治之症”，抑鬱症患者也絕非“洪水猛獸”。就我接觸到的抑鬱症康復者而言，他們戰勝疾病，從這一經歷中學習、成長，甚至感受到康復後自身發生的積極變化。他們願意敞開心扉分享自己的經歷，希望去幫助更多的人。他們身上確實有經歷過黑暗的人的勇敢、無私與可愛。
可惜的是，我國抑鬱症患者的整體治療率還很低，有相當一部分患者並未尋求專業幫助，可能是沒有意識到自己患病，也可能是害怕周圍人的眼光而打算“自己解決”，甚至有可能在一些錯誤資訊的引導下求助了不合資質的機構。雖然他們沒有被納入確診抑鬱症的統計口徑，但其生活品質和勞動能力的下降卻是真實存在的。因此，提高公眾對抑鬱症的認知依然任重而道遠。（潘佳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