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市岳陽道小學，學生們每次上荊濤的英語課，都是一次快樂的學習旅程。
對小學高年級學生來説，記單詞原本是最枯燥、頭痛的事。但是在荊濤的課堂上，記單詞變成了有趣的電腦遊戲，學生們在連線遊戲、“切水果”遊戲或角色扮演中，輕鬆愉悅地掌握了大量的英語詞彙。
“這主要歸功於數字教材，它內嵌的各種數字資源和工具，極大地豐富了我的教學，讓學生樂學善學。”荊濤説。
近年來，在傳統紙質教材的基礎上，數字教材陸續進入中小學課堂，以其越來越便捷、豐富的功能受到教師的歡迎。
教育部2018年4月發佈的《教育資訊化2.0行動計劃》中，“數字資源服務普及行動”被列為8大行動計劃之首。
數字教材的使用，給當前的中小學課堂教學帶來什麼新變化？又有哪些新挑戰？教師、學校、教育管理者及相關部門如何適應這一變化和挑戰？
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目前正在使用數字教材的京津地區的教師、教研員和數字出版專家。
課堂催生新變化
“使用數字教材已經有5年多時間了，最大的感受就是有用、有效、有深度。”北京市和平裏一小教師林琳説。
小學低年段語文教學中，識字教學是一個重點和難點。傳統課堂下，教師可依賴的只是一塊黑板一支粉筆。為改變這種狀況，林琳過去是通過自製PPT，蒐集教學素材，對學生進行強化練習。
有了數字教材的輔助，林琳感覺如虎添翼。“數字教材中既有生動直觀的字形動畫演示，也有組詞拓展、配圖造句等，讓識字教學不再枯燥，對學生非常有吸引力。”林琳説。更重要的是，她備課時無須費時費力自製課件，數字教材中豐富的資源讓她可以信手拈來。
“另一個重要變化是，數字教材的引進真正改變了學生的‘學’，讓課堂變得生動、主動、靈動。”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長王志剛説。
據了解，人教社的數字教材經過不斷升級，已經進化為包括教材電子版、學科應用指南、教師示範課以及智慧教學平臺在內的一整套數字資源。在智慧教學平臺上，學生不僅可以進行個性化學習，而且可以進行同伴合作與共用。
對此，北京市第六十五中學數學教師蔡菡深有體會：“有了數字資源的支援，我們更好地把課堂還給了學生。”
在蔡菡的課堂上，學生們自主合作，借助智慧教學平臺提供的各種數學工具，便捷地生成函數圖像、幾何圖形，趣味盎然地在數形結合中探索數學知識形成的過程，發現數學學習的本質，數學課變得豐富而生動，學生的思維品質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教師角色在轉型
看得出，從紙質教材到數字教材，改變的不僅是教學的介質，還有教與學的方式以及課堂的組織形式。同樣令人欣喜的是，在數字教材支援的課堂上，教師角色與師生關係也在悄然發生新變化。
“有了數字教材，課堂變得更柔和，師生關係也更融洽。”林琳告訴記者。
數字教材和數字工具的引入，激活了小學語文課堂。這讓林琳更加明確地意識到，在課堂上，“教”是為“學”服務的，教師要做好一個點撥者和引導者，讓學生成為思考者和表達者。
作為中學數學教師，蔡菡認為：“學生是課堂的主體，我們沒有辦法設定或代替學生的思維。”借助豐富的數字資源，她設法把知識探索的過程還給學生。比如在講授同一個知識點時，她總會盡可能為學生提供多種解題思路或解決方式，讓學生自己去選擇或判斷。
同時，在智慧教學平臺的支援下，教師們驚喜地開啟了一種全新的備課方式與教研方式。
“在智慧教學平臺上，全國的使用者都會把他們的課件上傳。我在備課時，發現好的課件就可以很方便地調用，加入我的思考，適當進行修改，變成個性化的教學資源。”荊濤説。
慢慢地，荊濤養成了一種資源共用的意識，自己感覺滿意的教學設計，也會上傳到智慧教學平臺上。每當看到自己的課件被更多老師下載使用，心裏的自豪感和成就感油然而生。
“借助國家教育資訊化2.0建設，我們的數字教材目前已實現‘人人通’。”人教社數字出版部門的臧惠心説，教師通過這個“人人通”平臺，不僅可以實現教學的記錄與共用，而且可以線上協同備課。
紙質教材是否被取代
數字教材以其豐富的易用性、便利性和開放性，給傳統課堂教學吹來一股強勁的革新之風，在引發教學變革的同時，一個繞不開的疑問便是：紙質教材是否會失去“用武之地”，被數字教材取代？
出乎意料，面對記者拋出的這個問題，無論是一線教師還是數字教材開發者，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至少在目前的技術條件下，數字教材還不能完全取代紙質教材。”蔡菡説。如今，隨著新課改的深入，即便在數學課堂上，需要學生大量書寫的主觀題佔了相對的比重，在這部分教學中，紙質教材和紙筆書寫仍有優勢。
作為一入職就開始使用數字教材的新生代教師，荊濤同樣認為，紙質教材和數字教材各有優勢。“數字教材很便利，但目前僅僅是課堂上的輔助手段。”他説，“課下我們也會給學生佈置讀和寫的作業。”
目睹了近年來學生書寫能力的下降，林琳堅定地認為，紙質教材有其存在的獨特價值。“漢字的書寫既對學生識字與手腦發展大有益處，而且一字一畫都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這是數字化工具難以達成的。”
在語文課堂上，林琳尤其重視學生的書寫訓練。“我常常告訴學生，每一個漢字都是有生命的，字如其人，寫好一筆一畫、橫平豎直，都是中國人應有的修養。”
也因此，林琳覺得紙質教材是更有溫度、更有人情味的存在，紙筆與文字也有其特有的內涵。
“數字教材取代紙質教材本身就是個偽命題。”王志剛説，“數字教材與紙質教材是電梯與樓梯的關係，兩者相輔相成，可以幫助師生們更好地理解掌握知識。”
被倒逼的數字教學管理
隨著數字教學資源的廣泛應用，另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是，教學管理如何適應新的教學環境，引導教師用好數字教材，並提供必要的支援與幫助。
兩年多前，以 “個性化發展，有品質均衡”為目標，天津市教委推出“大手筆”，面向全市整體引進人教社數字教材資源。
“我們覺得，無論是科學性、標準化，還是精確性，這樣的數字教育資源的引進，都與我們的教育資訊化發展目標是契合的。”天津市中小學教研室信息辦主任高淑印説，“目的是通過教育大數據的運營，真正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和學生個性化成長。”
但是，數字教材的使用也帶來一些新問題。如何避免使用中的“一刀切”或模式單一，如何防止教師在使用中簡單地照抄照搬，真正用出特色，推動教學創新？
審時度勢，天津市及時出臺了新的教育教學督導制度，把數字資源的使用情況作為對學校進行督導評估的一項重要指標。
“通過督導檢查，我們鼓勵教師在原有的數字資源基礎上加入自己的生成性資源，利用數字資源上好整合課。”高淑印説。
“從學校角度來説，我們最關心的是，數字教學資源的使用，能否解決傳統教學中的痛點。”天津市第十四中學教研中心主任劉秋蔚表示。
在劉秋蔚看來，備課工作量繁重一直是高中教師苦不堪言的難題。借助數字資源能否解決呢？
讓劉秋蔚受益匪淺的是，引入數字教材後，在教材專家指導下，她參與了數字微課的開發製作。教材專家認真把關，每一節微課都精益求精，反覆修改。“比我上公開課磨課要求更嚴格。”劉秋蔚笑道。
也因此，這樣的微課資源深受一線教師歡迎，既有助於解決教學中的重難點，又讓教師教得輕鬆，學生學得輕鬆。
“下一步，我們還將基於數字教材，通過教研專家與一線教師合作，開發更多的數字教學資源。”王志剛介紹説，“只有提供更為豐富、易用的數字産品，滿足教師和學校的需求，數字教材的前景才更美好。”
《中國教師報》2019年01月23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