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點半難題”由來已久，今年九月中小學陸續開學後，家長們對託管班的呼聲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各中小學初步開出合理的“校園方案”。
就北京而言，多數中小學的“課後託管班”仍處於摸索階段，有的學校已經開始摸底統計，有的學校還在等待配套措施。
那麼，相關政策出臺後，“三點半難題”是否真能得到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壓力不斷升級的學校和教師又會遇到哪些問題和挑戰？中國網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局面：彈性離校，尚未破冰
“三點半難題”已困惑學校和家長多年。據報道，小學生下午三點半放學的規定，至少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1990年6月4日，當時的國家教委發佈《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其中第五條明確規定：學校應當合理安排學生的學習時間。小學生在校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這一規定逐漸成為不可逾越的政策紅線。
這一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孩子放學時間與家長下班時間産生衝突。不是孩子沒人接，就是即便接回去也不知怎麼安排剩餘時間。原本旨在“減負”的政策措施，兜兜轉轉，因為家長接送不便而産生了“學校減了負、家長增了負、孩子沒減負”的溢出效應。
三點半難題逐漸演變成社會問題。甚至有些全國政協委員擔心“會打擊適齡夫妻生二孩的積極性”。今年3月，教育部出臺了《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中小學校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後服務責任，積極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課後服務工作模式。兩會期間，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全國政協教育界別聯組討論時也表示，為此將考慮實行彈性放學時間。
今年開學後各中小學已陸續開展工作。就中國網記者調查，現在普遍實行的制度有兩種，一種是開設課後興趣班，以社團的形式開展，但是學生和老師需要有一定的專業要求。另外一種是校內託管。學生以自願的形式報名參加，學校進行統一編班，並由老師輪流看管。
“我們的老師星期一、三、四負責看管學生，從三點五十放學，到五點半。星期二星期五我們外請了一些老師教課，主要涉及科技體育類，魔術，剪紙等。讓同年級或相近年紀的孩子們組成一個班，30人左右，交流學習。”北京市海澱區一小學李老師説道。
另外他説：“社團活動與課後服務並沒有衝突，社團活動由校內有特長的老師授課，屬於專業特長培養。之前有社團的可以去社團，我們外請的老師也正常授課。目前我班裏有36個人，參加社團的有22個人，文藝，體育，科技。這已經佔了一大部分人，如果參加課後社團活動人多的班級，課後服務的需求量也就少一點。”李老師説。
除此之外，像引進第三方機構、調動家長義工及退休教師參與、結合社區服務等一些解決方式還沒有真正的推廣開來。一些中小學還延續之前的“課後一小時”或者“社團活動”的模式。
然而讓記者驚訝的是，在吉林、黑龍江等教育發展相對欠發達地區，一些學校尚未作出任何應對方案，對於三點半難題，甚至有些老師表示“從未聽説”。
因此，總體來看，三點半工程距離實際真正的落實，還有很大差距。地方政府和學校，在落實中還存在諸多難點，緩慢推進，尚未破冰。
爭議：家長滿意了，老師累壞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項措施的出臺，總是伴隨著“幾家歡喜幾家愁”，關於課後服務的新規定， 家長普遍拍手稱好，一方面不用擔心這個“空擋”孩子的去處問題，另一方面，學校老師相比爺爺奶奶看管更“靠譜”。
然而，作為這項服務的承擔著和實行者，教師群體更多的是一種“有苦説不出”。尤其是中小學老師，無疑加大了工作量。而且，“只要孩子在學校就一刻不能放鬆”。
記者採訪了幾位一線的老師和校長，他們對此深有體會。
“小學就是這個特點，只要有學生在，安全這根弦就是繃著的。一線老師確實辛苦，除了照顧學生的日常學習和生活，還要進行教學研究。而每天下班的這段時間極為寶貴，真要成為一名優秀老師，需要安靜的時間為第二天作準備。5點多老師學生都離校了，作為校長，這個時候最安靜，可以沉下來思考問題，老師也是如此。”北京市海澱區一位校長説道。
該校一位老師告訴記者，“老師們平時工作承擔著上課和教學的壓力，開展彈性離校，意味著老師工作時間的延長，相當於從早到晚都在學校，我們吃不消。孩子都抱怨説是種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老師們也有抱怨，但是絕對不能在學生和家長面前抒發，有怨氣自己慢慢排解，好在每個人的看管時間都不長。如果是女老師，困難就更大，更何況有的家離得比較遠，五點半結束後正是下班高峰，交通問題也不好解決。老師們也只能自己多承擔點。”一位老師坦誠地説道。
聽到這一政策要儘快落實的時候，那些還未具體開展工作的學校老師表示：“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支援國家的各項規定。只是現實壓力很多，參加課後服務也不是老師不願意做，只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給老師減負，才有精力做得過來。”
校長們也體諒老師們的辛苦和難處，但是政策還是要落實，有校長表示：
“像我們學校老師全員參與排班，實際上平均下來，一個月能輪到一天。即使沒有這個託管班，有的時候加班也是也是常態。這方面需要老師多克服。”
困境：安全如何保障？錢從哪來？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在採訪了多位一線教育工作者後，記者發現學校在實際的管理以及老師執行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困境和挑戰。
一是財政補貼不到位、老師積極性不高。
在這項工程中，教師是十分重要的一環。若是無法從現實層面給予老師補償，那麼這項政策的長久性也很難保證。今年1月，國務院下發文件，明確提出要提高教師待遇〔1〕 ，確保中小學教師的工資不低於或高於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準。同時，在新一輪解決“三點半”問題上，政府也稱會給老師進行一定的補貼。可時間和標準尚未可知。
一位老師表示：“還沒有收到補貼，我們參加這個都是自願原則，我作為老教師要帶頭啊，但是我們都理解政府的財政支出緊，教師們也都理解。”
“雖然秉著老師自願原則，但其實真的做不到自願。對於學校來講，還是再用行政來要求。目前還沒有具體實施補貼政策，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樣的標準。但是説心裏話，有的老師寧可不要補貼，只想回家多陪伴孩子。”北京市一位校長表示。
也有校長表現出了擔憂： “經濟確實是一個杠桿，如果沒有這個杠桿，我沒法跟老師承諾一次給多少錢，因為你心裏沒底啊。所以現在這麼多老師報名，我們根本沒有跟老師説報酬的事。老師們真是在用職業的操守和使命感在做這件事。”
二是孩子安全責任，校方壓力大。
教育部出臺《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中小學校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後服務責任，充分發揮中小學校課後服務主渠道作用，破解“三點半難題”，“誰來唱主角”有了明確定調。
但是學校在實際落實，上要考慮政策執行、管理，以及對學校的評價；下要照顧老師的情緒和工作量。同時還要兼顧孩子的安全問題，壓力著實很大。
雖然全國已有地區引進社會力量加入，例如購買第三方服務、家長義工等，但實行起來頗具挑戰。一是對孩子家庭情況不了解，存在安全隱患；二是外聘人員無法保證責任感，對孩子看護不當。
“因為孩子只要交到學校，老師就必須繃緊安全這根線。任何事情開展的前提一定是安全第一，如果孩子出現任何傷害，那就是學校的責任。所以我們還是用自己的老師最放心。”一位校長表達了觀點。
三是家長需求是否屬實，學校職能在擴大
目前，學校共同面臨的一大難題在於人員管理上。有校長表示：“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校方無法統計真正有這種需求的人數。有些家長一説有延時服務，覺得孩子在家寫作業我輔導不了，既然有這個服務了，那麼我就想哪天來哪天來，今天來10個，明天來8個，這無疑加大了管理難度。 那麼，人數一多每個老師分攤的工作量就大，老師的負擔就這樣加重了。”
本該到5點半的校內託管，一些家長甚至想要再延到6點半等等。因此，有校長建議要控制班額，和家長充分溝通，提出明確要求，把真正需要延時服務的孩子留在這。 “能解決儘量由家庭內部解決，不然學校的職能真的就太多了”校長説道。
破局：保障教師權益是關鍵一環
解決“三點半難題”，在學校承擔起主體責任的同時，更需要各方形成合力。想要烹制好課後服務這道“菜”，單靠一個“好廚子”顯然不夠。
人民日報時評指出，在這一課後服務政策在全國範圍普遍推行之際，提前規避服務與補課界限不清、提防課後自主異化為學校做主，避免公共服務的初衷被消解或扭曲，並非多慮。事實上，這樣的利益調整，僅僅靠立規矩還不夠，還必須做好配套能力建設，應追求多贏，不能把一方的受益建立在另一方的受損上，否則就很難形成課後服務工作的合力。
在這項工程中，教師顯然是最關鍵的角色。此前的試點，對於給教師補貼多少合理，是一個尚未完全破解的難題。那麼究竟如何才能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一方面落實合理的補貼，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樹立對教師勞動的尊重和信任，對老師多一份理解。
另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問題是，孩子參加服務勢必多出安全責任。因此各地在落實當中，要細化學校及家長各自的權責，既要確保學生的安全，又要避免增加教師的工作量。
實質上，能不能保障廣大教師的根本權益，是課後服務工作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所在。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如果政府部門只發通知，但不解決相關經費問題，還給學校開展晚托服務帶上“緊箍咒”，這不能做那不能做，出任何問題都要追究學校責任，那學校、老師是不願意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的。因此，要推進彈性離校相配套的經費保障機制和學校辦學管理改革，應以此為抓手，提高學校管理水準。”
借鑒：國外模式可以效倣嗎？
在美國，課後教育服務是以教育部門為主導、社區為載體、家長配合的三方責任分工明確的社會福利事業。據介紹，在美國，聯邦政府出臺國家層面的法律保障，各州結合各自的情況，制定地方性法律和政策。政府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通過多種形式的活動，為兒童提供完善有效的服務。
法國：各地政府出資，學校參與設計
法國的公立小學，教學上的師資、活動由國家組織安排，但學校建築、設施等是每個市鎮的私有資産，課外自習室和興趣班等也屬市政服務。每所小學與當地市鎮簽署協議，協商確定小學生課後活動類型及內容。以巴黎市為例，放學後小學生有兩大選擇——自習室或興趣班。自習室每組最多25人，由市政府聘請有資質的輔導員監督他們完成當天作業，解答疑問。
日本：安全、安心最重要
日本政府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納入公共福利體系。在管理上向社會開放，制定了嚴格的準入標準，鼓勵民營機構、社區等民間力量參與運營。中小學生下午3點放學後，可活動的地方很多，如學校的興趣小組、兒童館、圖書館、公園以及公營或民營的兒童設施。日本小學裏的課後興趣小組，一週開展一兩次活動，每次一兩個小時，以體育項目為主，也有手工藝和電腦課。公營的課後設施接納父母都工作的小學生，一起做作業、讀書、玩耍，每月收取點心費數千日元。
澳大利亞：以非營利的“全年看護”為主
澳大利亞課後教育服務主要設立在小學裏（學校禮堂或操場）或靠近小學的地方，也有的設立在社區中心、禮堂、兒童保教中心、鄰里家中和娛樂中心等一些地方，通常由父母協會或非營利性的組織經營。目前，澳大利亞還在嘗試各種新的兒童課外看護教育服務模式，包括一些半營利和營利模式，但總的來説，仍以非營利的“全年看護”模式為主
正如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所言，課後服務要既避免課後時間用於補課，又能真正開展各種興趣活動的最好辦法是：政府財政保障經費，給學校更大地設計課後服務的自主權，並引入家長委員進行管理、監督、評價。這要求政府部門轉變管理思維以及學校進行內部治理改革，也就是説，課後服務能不能搞好，將考驗政府和學校的現代治理能力。（記者 吳雨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