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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點半難題”破局之路在何方?

來源: 中國網 | 作者: 吳雨航 | 時間: 2018-09-21 | 責編: 吳雨航

“三點半難題”由來已久,今年九月中小學陸續開學後,家長們對託管班的呼聲越來越大。與此同時,各中小學初步開出合理的“校園方案”。

就北京而言,多數中小學的“課後託管班”仍處於摸索階段,有的學校已經開始摸底統計,有的學校還在等待配套措施。

那麼,相關政策出臺後,“三點半難題”是否真能得到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壓力不斷升級的學校和教師又會遇到哪些問題和挑戰?中國網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

局面:彈性離校,尚未破冰

“三點半難題”已困惑學校和家長多年。據報道,小學生下午三點半放學的規定,至少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1990年6月4日,當時的國家教委發佈《學校衛生工作條例》,其中第五條明確規定:學校應當合理安排學生的學習時間。小學生在校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這一規定逐漸成為不可逾越的政策紅線。

這一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孩子放學時間與家長下班時間産生衝突。不是孩子沒人接,就是即便接回去也不知怎麼安排剩餘時間。原本旨在“減負”的政策措施,兜兜轉轉,因為家長接送不便而産生了“學校減了負、家長增了負、孩子沒減負”的溢出效應。

三點半難題逐漸演變成社會問題。甚至有些全國政協委員擔心“會打擊適齡夫妻生二孩的積極性”。今年3月,教育部出臺了《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中小學校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後服務責任,積極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課後服務工作模式。兩會期間,教育部部長陳寶生在全國政協教育界別聯組討論時也表示,為此將考慮實行彈性放學時間。

今年開學後各中小學已陸續開展工作。就中國網記者調查,現在普遍實行的制度有兩種,一種是開設課後興趣班,以社團的形式開展,但是學生和老師需要有一定的專業要求。另外一種是校內託管。學生以自願的形式報名參加,學校進行統一編班,並由老師輪流看管。

“我們的老師星期一、三、四負責看管學生,從三點五十放學,到五點半。星期二星期五我們外請了一些老師教課,主要涉及科技體育類,魔術,剪紙等。讓同年級或相近年紀的孩子們組成一個班,30人左右,交流學習。”北京市海澱區一小學李老師説道。

 另外他説:“社團活動與課後服務並沒有衝突,社團活動由校內有特長的老師授課,屬於專業特長培養。之前有社團的可以去社團,我們外請的老師也正常授課。目前我班裏有36個人,參加社團的有22個人,文藝,體育,科技。這已經佔了一大部分人,如果參加課後社團活動人多的班級,課後服務的需求量也就少一點。”李老師説。

除此之外,像引進第三方機構、調動家長義工及退休教師參與、結合社區服務等一些解決方式還沒有真正的推廣開來。一些中小學還延續之前的“課後一小時”或者“社團活動”的模式。

然而讓記者驚訝的是,在吉林、黑龍江等教育發展相對欠發達地區,一些學校尚未作出任何應對方案,對於三點半難題,甚至有些老師表示“從未聽説”。

因此,總體來看,三點半工程距離實際真正的落實,還有很大差距。地方政府和學校,在落實中還存在諸多難點,緩慢推進,尚未破冰。

爭議:家長滿意了,老師累壞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項措施的出臺,總是伴隨著“幾家歡喜幾家愁”,關於課後服務的新規定, 家長普遍拍手稱好,一方面不用擔心這個“空擋”孩子的去處問題,另一方面,學校老師相比爺爺奶奶看管更“靠譜”。

然而,作為這項服務的承擔著和實行者,教師群體更多的是一種“有苦説不出”。尤其是中小學老師,無疑加大了工作量。而且,“只要孩子在學校就一刻不能放鬆”。

記者採訪了幾位一線的老師和校長,他們對此深有體會。

“小學就是這個特點,只要有學生在,安全這根弦就是繃著的。一線老師確實辛苦,除了照顧學生的日常學習和生活,還要進行教學研究。而每天下班的這段時間極為寶貴,真要成為一名優秀老師,需要安靜的時間為第二天作準備。5點多老師學生都離校了,作為校長,這個時候最安靜,可以沉下來思考問題,老師也是如此。”北京市海澱區一位校長説道。

該校一位老師告訴記者,“老師們平時工作承擔著上課和教學的壓力,開展彈性離校,意味著老師工作時間的延長,相當於從早到晚都在學校,我們吃不消。孩子都抱怨説是種別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老師們也有抱怨,但是絕對不能在學生和家長面前抒發,有怨氣自己慢慢排解,好在每個人的看管時間都不長。如果是女老師,困難就更大,更何況有的家離得比較遠,五點半結束後正是下班高峰,交通問題也不好解決。老師們也只能自己多承擔點。”一位老師坦誠地説道。

聽到這一政策要儘快落實的時候,那些還未具體開展工作的學校老師表示:“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支援國家的各項規定。只是現實壓力很多,參加課後服務也不是老師不願意做,只是需要在其他方面給老師減負,才有精力做得過來。”

校長們也體諒老師們的辛苦和難處,但是政策還是要落實,有校長表示:

“像我們學校老師全員參與排班,實際上平均下來,一個月能輪到一天。即使沒有這個託管班,有的時候加班也是也是常態。這方面需要老師多克服。”

困境:安全如何保障?錢從哪來?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在採訪了多位一線教育工作者後,記者發現學校在實際的管理以及老師執行過程中,仍然存在諸多困境和挑戰。

一是財政補貼不到位、老師積極性不高。

在這項工程中,教師是十分重要的一環。若是無法從現實層面給予老師補償,那麼這項政策的長久性也很難保證。今年1月,國務院下發文件,明確提出要提高教師待遇〔1〕 ,確保中小學教師的工資不低於或高於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準。同時,在新一輪解決“三點半”問題上,政府也稱會給老師進行一定的補貼。可時間和標準尚未可知。

一位老師表示:“還沒有收到補貼,我們參加這個都是自願原則,我作為老教師要帶頭啊,但是我們都理解政府的財政支出緊,教師們也都理解。”

“雖然秉著老師自願原則,但其實真的做不到自願。對於學校來講,還是再用行政來要求。目前還沒有具體實施補貼政策,也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樣的標準。但是説心裏話,有的老師寧可不要補貼,只想回家多陪伴孩子。”北京市一位校長表示。

也有校長表現出了擔憂: “經濟確實是一個杠桿,如果沒有這個杠桿,我沒法跟老師承諾一次給多少錢,因為你心裏沒底啊。所以現在這麼多老師報名,我們根本沒有跟老師説報酬的事。老師們真是在用職業的操守和使命感在做這件事。”

二是孩子安全責任,校方壓力大。

教育部出臺《關於做好中小學生課後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中小學校主動承擔起學生課後服務責任,充分發揮中小學校課後服務主渠道作用,破解“三點半難題”,“誰來唱主角”有了明確定調。

但是學校在實際落實,上要考慮政策執行、管理,以及對學校的評價;下要照顧老師的情緒和工作量。同時還要兼顧孩子的安全問題,壓力著實很大。

雖然全國已有地區引進社會力量加入,例如購買第三方服務、家長義工等,但實行起來頗具挑戰。一是對孩子家庭情況不了解,存在安全隱患;二是外聘人員無法保證責任感,對孩子看護不當。

“因為孩子只要交到學校,老師就必須繃緊安全這根線。任何事情開展的前提一定是安全第一,如果孩子出現任何傷害,那就是學校的責任。所以我們還是用自己的老師最放心。”一位校長表達了觀點。

三是家長需求是否屬實,學校職能在擴大

目前,學校共同面臨的一大難題在於人員管理上。有校長表示:“最突出的問題就是校方無法統計真正有這種需求的人數。有些家長一説有延時服務,覺得孩子在家寫作業我輔導不了,既然有這個服務了,那麼我就想哪天來哪天來,今天來10個,明天來8個,這無疑加大了管理難度。 那麼,人數一多每個老師分攤的工作量就大,老師的負擔就這樣加重了。”

本該到5點半的校內託管,一些家長甚至想要再延到6點半等等。因此,有校長建議要控制班額,和家長充分溝通,提出明確要求,把真正需要延時服務的孩子留在這。 “能解決儘量由家庭內部解決,不然學校的職能真的就太多了”校長説道。

破局:保障教師權益是關鍵一環

解決“三點半難題”,在學校承擔起主體責任的同時,更需要各方形成合力。想要烹制好課後服務這道“菜”,單靠一個“好廚子”顯然不夠。

人民日報時評指出,在這一課後服務政策在全國範圍普遍推行之際,提前規避服務與補課界限不清、提防課後自主異化為學校做主,避免公共服務的初衷被消解或扭曲,並非多慮。事實上,這樣的利益調整,僅僅靠立規矩還不夠,還必須做好配套能力建設,應追求多贏,不能把一方的受益建立在另一方的受損上,否則就很難形成課後服務工作的合力。

在這項工程中,教師顯然是最關鍵的角色。此前的試點,對於給教師補貼多少合理,是一個尚未完全破解的難題。那麼究竟如何才能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一方面落實合理的補貼,另一方面要在制度上樹立對教師勞動的尊重和信任,對老師多一份理解。

另一個需要引起注意的問題是,孩子參加服務勢必多出安全責任。因此各地在落實當中,要細化學校及家長各自的權責,既要確保學生的安全,又要避免增加教師的工作量。

實質上,能不能保障廣大教師的根本權益,是課後服務工作能否順利開展的關鍵所在。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如果政府部門只發通知,但不解決相關經費問題,還給學校開展晚托服務帶上“緊箍咒”,這不能做那不能做,出任何問題都要追究學校責任,那學校、老師是不願意做這吃力不討好的事的。因此,要推進彈性離校相配套的經費保障機制和學校辦學管理改革,應以此為抓手,提高學校管理水準。”

借鑒:國外模式可以效倣嗎?

在美國,課後教育服務是以教育部門為主導、社區為載體、家長配合的三方責任分工明確的社會福利事業。據介紹,在美國,聯邦政府出臺國家層面的法律保障,各州結合各自的情況,制定地方性法律和政策。政府動員社會力量參與,通過多種形式的活動,為兒童提供完善有效的服務。

法國:各地政府出資,學校參與設計

法國的公立小學,教學上的師資、活動由國家組織安排,但學校建築、設施等是每個市鎮的私有資産,課外自習室和興趣班等也屬市政服務。每所小學與當地市鎮簽署協議,協商確定小學生課後活動類型及內容。以巴黎市為例,放學後小學生有兩大選擇——自習室或興趣班。自習室每組最多25人,由市政府聘請有資質的輔導員監督他們完成當天作業,解答疑問。

日本:安全、安心最重要

日本政府將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納入公共福利體系。在管理上向社會開放,制定了嚴格的準入標準,鼓勵民營機構、社區等民間力量參與運營。中小學生下午3點放學後,可活動的地方很多,如學校的興趣小組、兒童館、圖書館、公園以及公營或民營的兒童設施。日本小學裏的課後興趣小組,一週開展一兩次活動,每次一兩個小時,以體育項目為主,也有手工藝和電腦課。公營的課後設施接納父母都工作的小學生,一起做作業、讀書、玩耍,每月收取點心費數千日元。

澳大利亞:以非營利的“全年看護”為主

澳大利亞課後教育服務主要設立在小學裏(學校禮堂或操場)或靠近小學的地方,也有的設立在社區中心、禮堂、兒童保教中心、鄰里家中和娛樂中心等一些地方,通常由父母協會或非營利性的組織經營。目前,澳大利亞還在嘗試各種新的兒童課外看護教育服務模式,包括一些半營利和營利模式,但總的來説,仍以非營利的“全年看護”模式為主

正如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所言,課後服務要既避免課後時間用於補課,又能真正開展各種興趣活動的最好辦法是:政府財政保障經費,給學校更大地設計課後服務的自主權,並引入家長委員進行管理、監督、評價。這要求政府部門轉變管理思維以及學校進行內部治理改革,也就是説,課後服務能不能搞好,將考驗政府和學校的現代治理能力。(記者 吳雨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