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宏率隊赴三原于右任故居開展田調工作

3月22日，陽光明媚，春意盎然，榆林市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協會考察團一行六人，在張永宏會長的帶領下踏入陜西三原縣城西關鬥口巷，調研于右任故居暨文化尋根。巷弄深處，青磚灰瓦的于右任故居靜默佇立，院中六百歲古槐的枝椏探出院墻，仿佛仍在等待那位漂泊台灣的遊子歸來。這座始建於清德宗光緒二十年（1894）傳統四合院落，不僅承載著“近代草聖”于右任青年時代的苦讀歲月，更因其跨越海峽的文化象徵意義，成為研究兩岸文化根脈的重要田野樣本。

穿過黑漆木門，考察團的目光首先落在門枕石的麒麟浮雕上——祥瑞紋樣與方正石料，暗合關中文人“外樸內秀”的審美取向。院落整體呈關中傳統民居格局，現存北院、西院兩進，青磚鋪地、木格窗欞，身處其中，古意盎然，如沐春風。

北院的“三間老屋一株槐”是整個故居空間敘事的核心。據《于右任年譜》載，1894年，于右任的父親于新三傾盡家財購置此宅，特意保留院中古槐，取“槐蔭庇祐”之意。而今老槐虬枝盤曲，西北向主枝早年枯折，東南側枝幹卻倔強生長，枝葉如傘蓋遮蔽半邊屋檐。這種自然形態被民間附會為“望鄉樹”——枝幹傾向東南，恰與台灣方位暗合。于右任1949年赴臺後，在《我的青年時期》中反覆提及此槐：“每憶槐花落硯池，便覺詩情滿關西。”古樹成為連接離散時空的情感媒介。

故居展陳的泛黃家書與老照片，拼湊出於右任跌宕的生命軌跡：兩歲喪母、寄居涇陽外祖家牧羊九載，險遭狼襲的經歷讓他以“牧羊兒”自喻；十一歲得族人資助入塾，夜間常借月光抄書的勤學故事，至今仍在三原民間流傳。考察團在廂房中發現1901年于父手書訓誡：“吾屋雖漏，放聲讀書較自由也。”斑駁字跡揭示寒門士子的精神底色，也浸潤在於右任的精神風骨中——這種“屋漏志堅”的品格，在他參與復旦公學教務、草擬《中華民族共同祖先考證》等事功中一以貫之。 

特別引起考察團注意的是1947年于右任返鄉祭祖的影像資料：身著長衫的老者跪拜生母趙氏墓前，身旁古槐新葉初發。誰曾想這竟成他最後一次踏上故土。赴臺後，于右任詩作中的鄉愁日漸沉鬱，1962年寫就的《望大陸》將情感推向頂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考察團在台灣學者提供的書信中發現，晚年于右任曾託人捎帶槐樹種籽，試圖在台北陽明山栽種“記憶之樹”，終因氣候差異未能成活——這種執著的“槐樹情結”，與三原故居古槐形成悲愴的互文。

考察團在調研中也發現隱憂：于右任出生地（三原東關河道巷）仍為普通民宅，其外祖家涇陽楊府村牧羊舊址湮沒鄉野，文化記憶鏈的斷裂削弱了整體敘事力度。反觀台灣北投梅庭紀念館，通過“于右任在臺最後的日子”情境復原，將個體生命史融入大歷史敘事，值得借鑒。 

離開展館時夕陽西斜，古槐在青磚地上投下細碎光影。張永宏會長輕撫樹身感慨：“這哪是棵樹，分明是長在中華文化血脈裏的年輪。”于右任故居的考察調研啟示我們：兩岸文化融合不是簡單的符號拼接，而需在歷史縱深中尋找情感共振點。當陜西學童在槐樹下臨摹《標準草書》，當台灣青年在梅庭誦讀《望大陸》，跨越海峽的文化對話便已悄然發生——正如老槐深埋地底的根系，看似沉默，卻始終在泥土中相互找尋。

我們在於右任故居的田野考察，在某種意義上恰為兩岸情思提供了歷史鏡像。這位“近代草聖”在陜西三原的故居，既是寒門學子挑燈苦讀的奮鬥見證，亦是晚年羈旅台灣時“望槐思鄉”的情感寄託。

這種根脈相連的文化基因，在當代被賦予新的表達形式。2025年臺盟中央提交的全國政協建言中，特別強調以“兩岸交流促進年”為契機，推動鄭成功、顏思齊等歷史人物IP的文旅開發，將文化符號轉化為促進認同的公共産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並非抽象概念，而是通過具體的歷史敘事、生活實踐和利益共用，讓“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成為可觸可感的現實。于右任作為近代陜人的文化名人，非常符合這個兩岸交流歷史人物IP的。 

兩岸情思，既是歷史的迴響，也是未來的召喚。從文化根脈的梳理到青年共築夢想，兩岸同胞正以行動詮釋“分不開、打不散”的命運共同體真諦。正如那株屹立於三原故居的古槐，雖歷經風雨而枝幹蒼勁，其深埋地下的根系始終相連，等待著春日的又一次萌發。（榆林市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協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