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持戒依律，弘道濟世——推進道教中國化方向下戒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摘要：道教通過戒律建立神聖秩序，以規範道教徒的言行和思想，並指導道教團體的內部生活。與此同時，道教戒律還對世俗社會的家族道德、經濟倫理、法律制度等産生了深刻影響，並由此參與到社會治理體系之中。新時代，在道教中國化旗幟的引導之下，道教界一方面應當繼承道教戒律的優良傳統，充分挖掘道教戒律中有助於個人身心健康、教團發展、社會倫理的有益因素，另一方面，也應當推動道教戒律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以期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貢獻出更多的光和熱。

關鍵詞：道教中國化；新時代道教戒律；社會文明；文化自信

古德有言：“有經而無戒，猶欲涉海而無舟楫，有口而無舌，何緣度兆身耶”，故“道學當以戒律為先。”道教戒律是道教徒試圖規範自我、詮釋自我的一種努力及其文化表達，戒律一方面指向成仙、獲救、解脫的終極關懷，另一方面也在回答著在現實生活中“人應該做一個怎樣的人”的問題。

道教的戒律包括“戒”與“律”兩部分。“戒者，解也，界也，止也，能解眾惡之縛，能分善惡之界，防止諸惡也。律者，率也，直也，栗也，率計罪愆，直而不枉，使懼栗也”。換言之，“戒”是分別善惡的準則，是導人向善遠惡的規範，重在啟迪和防範；而“律”則是對具體行為進行衡量判斷，並對惡的行為施以懲罰的規則，它以“戒”的善惡標準為根據。此外，道教戒律還包括宮觀清規、善書、功過格，等等。

道教戒律的産生、演變及其內涵與外延，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當前，正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道教也在國家宗教政策的指引下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道教戒律也應當在批判繼承的原則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推動新時代道教戒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一、道教戒律的産生與發展

道教自其誕生之初就十分重視戒律。《道德經》是道教的根本經典，其中就有許多嚴格的行為定規，這些行為定規初始並未冠以“戒律”之名，卻處處彰顯著道祖老子處世修道的智慧，如“道法自然”“清靜無為”“上善若水”“戒貪慾”“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等等。

漢代的道教經典《太平經》和《老子想爾注》便已蘊含著豐富的戒律內容。如在《太平經》中“戒”字出現240余次,“誡”字出現50余次。“誡”“戒”二字通用，主要指神的訓誡，《太平經》中常見的類似片語高達二十余種，如神誡、大誡、誡書、戒文、明戒、天戒、常誡、書誡、敕誡、神戒、重戒、教戒、敕戒、仁戒、性戒、道戒、禁戒、齋戒，等等。《太平經》每篇大體上表述一個主題的訓誡，都是修道必知必遵的訣要、禁戒之意，如“不孝不可久生誡”，強調恪守孝的倫理對於修道致長生的重要性等。

《老子想爾注》的道戒意識也十分突出。在《老子想爾注》中，使用“誡”字45處，其含義乃指道的準則與規律，如“人欲舉動勿違道誡，不可得傷王氣”。《老子想爾注》戒律思想的集中體現是“想爾九戒”，包括“行無為，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動，此上最三行。行無名，行清靜，行諸善，此中最三行。行無欲，行知止足，行推讓，此下最三行。”其後，在“想爾九戒”的基礎上，又發展出“老君二十七戒”。

天師道在張魯降曹北遷之後，舊有的組織系統和科律制度無法持續，致使天師道組織混亂，教戒鬆弛。這時期問世的《正一法文天師教戒科經》，上承《老子想爾注》，並結合儒家倫理綱常，強調“天地合和”“國家合和”與“室家合和”的必要性，形成了“不得淫泆不止”“不得情性暴怒”“不得佞毒含害”“不得穢身荒濁飲酒迷亂”“不得貪利財貨”等具有道、儒思想特色的五戒條，總結了道教戒律萌生時期的戒律思想和主要戒律內容。

兩晉南北朝時期，隨著道教的革新發展，道教戒律全面興起，這其中，寇謙之、陸修靜對戒律發展貢獻最大。寇謙之所作《雲中音誦新科之誡》，借太上老君的名義，對舊有弊端百齣的教團組織予以改革，增加對於道官祭酒行為的約束教戒，如禁止道官祭酒亂民取財、廢除房中黃赤之法、改革道官祭酒父死子繼之陳規舊制等教戒。陸修靜著有《陸先生道門科略》，要求道眾勤學嚴守戒律，“三宣五令，令民知法”,“科禁威儀教救大小,務共奉行”，“禁戒以閒內寇，威儀以防外賊”；恪守三會日朝會制度，嚴格落實籙籍，以整頓天師道組織。

隋唐以至宋元時期，道教戒律獲得了巨大發展，這表現在對舊有道教戒律的系統化整理，以及隨著新教派的産生而出現的新戒律。朱法滿的《要修科儀戒律鈔》，張萬福的《三洞眾戒文》《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略説》，《雲笈七簽》卷38至40《説戒部》對唐宋道教戒律均有詳細記載。金元時期是新道派滋生的重要階段，這一時期也産生了諸多新的道教戒律，更引人矚目的是，這一時期，清規也正式成為道教宮觀的重要規範，陸道和編集的《全真清規》輯錄有《教主重陽帝君責罰榜》十條、丘處機住持長春觀時訂立的《執事榜》三十六條，及元代全真道的其他一些戒規、禮儀等，如《指蒙規式》《遊方禮師》《堂門戒臘》《坐缽規式》《三不起身》《全真體用》等。清規不僅是警戒、規範性的條文，而且突出對違反戒律行為的嚴格懲罰。

以倡導人世的道德修持為特色的凈明道，也十分重視戒律創設。凈明道認為戒律之設是因為人賢愚不齊，故太上設律教人。“太上推好生之德，憫人生之不齊，不得不彰其法則垂慈立教。夫法者，律也。律不善以歸於善，律不仁以歸於仁，律不忠不孝而歸於忠孝凈明也”，從道者“當守律勿失，仰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凈明道的垂世八寶：忠、孝、廉、謹、寬、裕、容、忍，也是對早期靈寶道戒的繼承和發展。

明清時期道教戒律進入了一個穩定、總結的階段，同時，道教善書、功過格的社會影響力逐漸增強。此一時期，戒律由繁入簡，而宮觀清規則由簡入繁，都更受重視，作用更加突出。明初，身為道教領袖的張宇初為適應形勢需要，以清整教內綱紀為已任，撰《道門十規》作為綱領，規範教內秩序，力挽“玄綱日墜，道化莫敷”之勢。創立了十條戒律規範，涉及道教源派、道門經籙、坐圜守靜、齋法行持、道法傳緒、住持領袖、雲水參訪、立觀度人、金谷田糧、宮觀修葺。這十條規戒化簡禦繁，總結歸納了往日舊規。

對全真道戒律做出中興貢獻的是清代龍門律宗第七代律師王常月。王常月所處時代的情勢與明初張宇初類似，他深以玄風頹敝為嘆。王常月認為：“凡初入太上正宗法門，不問道俗，必先遵依太上金科玉律、三洞戒文”清順治十二年(1655)任白雲觀方丈前後，相繼三次奉旨開壇説戒，度收弟子千余人。而後又不辭年高，先後南下南京、杭州、湖州、武當山收徒傳戒，廣度弟子，使明末久衰的全真龍門派呈現出中興的局面。他管理白雲觀期間，嚴格清規戒律，整傷道門，最終使得白雲觀發展成為全真第一叢林。他的戒律著作有《碧苑壇經》《初真戒律》等。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教有戒律，這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後最基本的行為規範。無法國不安寧，無規家不興盛，無戒律則教不持久。縱觀道教漫長的發展歷程，道教興衰起伏無不與道教戒律是否與時俱進、嚴謹堅守密切相關，無不與道教戒律能否興利除弊、改革創新緊密相連。

二、道教戒律的特點與功用

道教戒律的形式靈活豐富，品類繁多，從名稱上來看約有二十種，包括戒、律、科、願、念、勸、格、行、品、忌、禁、規、清規、清約、式、誥、德、訣、病、藥等等。但在道教教義中，戒律絕不僅僅是一種行為規範，它實是關乎信仰與修行的根本概念。戒律既是道教的倫理規範、組織規範，同時也是一個體現教義思想的理論體系，其中蘊含著道教的基本哲學認識。

首先，戒律是復其本性的津梁。道教認為，人的天性本是凈明無礙的，與道相合，在這種狀態下是不需要戒律的。但當人心受到諸種誘惑障礙之後就易迷失本性，原本全具的道也隨之受到了虧損，為了節制人心由此所生出的貪慾情惑，故設道戒以制之，以期返本歸性，體道合真，故曰：“戒律者，乃初學之防範也。上古無戒，修道鹹真；中古無律，悟真證道，後世人心為物欲所淚，天性為安念障遮，由是戒律所由出也。”

其次，戒即是道，奉戒就是成仙。道教以成仙信仰作為根本信仰，而奉戒正是成仙的方式之一。《老子想爾注》在解釋“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一句時説：“一者，道也。設誡，聖人行之為抱一也，常教天下為法式也”。在注解“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一句時説：“今布道誡，教人守誡不違！即為守一矣。不行其誡，即為失一也”，可見道即是戒，所以又稱之為“道誡”，守戒就是守道，也就是成仙之道。

最後，道戒還是天地神人共同遵守的律法，無論是個體、社會、自然、還是仙聖真人都必須遵從道教戒律。道教認為養生、求仙、齊家、治國、地運、天行都是與大道一體相通的，人的內在秩序與社會秩序、宇宙秩序也是密切關聯的，因此，無論天地神人都必須遵從同樣的道德戒律。“五戒者，在天為五緯，天道失戒則見災祥；在地為五嶽，地道失戒則百谷不成；在數為五行，五數失戒則水火相薄、金木相傷；在治為五帝，五帝失戒則祚天身亡；在人為五藏，五藏失戒則性發狂。”由此可見，戒律是天地神人共同的規則，守戒、失戒關乎個人的生死壽天，關乎家國的治亂興衰，關乎宇宙自然的有序與失序。故道教戒律不僅有在家戒、出家戒，還有亡者之戒、鬼神之戒，等等。

道教戒律具有多重功用，包括調整修道者個人的身心，規範宮觀日常生活，調整道教徒社會關係，等等。

第一，在調整修道者的身心上。“清心謂之齋，克已謂之戒”，戒律對於道教徒的首要作用就是克服一己之心欲，去除邪雜之念想，使心歸於澄明正定。因此，戒律對道教徒修行思想的控制是首要的功能，歷來教典與高道都諄諄告誡以戒制心的重要性，如清初王常月就將戒比喻為降魔杵等。

修煉者的一舉一動無不關乎求真，每有施為當思合道，作為道教徒，行無大小，言無輕重，處處要自覺地受戒律的約束，時時不違規矩。行止不當，便即損道，舉于投足之處，一言一語之間，當念中規中矩。《道德經》認為，感官認識對人的心智是一種強烈的干擾，其結果只能是導致迷惑心智而失道，道祖老子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故當取消對感官資訊的依賴，與物同一，以心直悟。東晉末年便有靈寶派初級弟子受持的《智慧閉塞六情上品誡》系統地以戒律來控制人的視聽舉止。其稱：“第一誡者目無廣瞻，亂諸華色，亡睛失瞳，光不明澈；第二誡者耳無亂聽，混于五音，傷神敗正，惡聲啼吟；第三誡者鼻無廣嗅，雜氣臭腥，易有混濁，形不澄正……”

道教徒的一思一行都受到戒律的規範約束，行齋、設醮、作懺、傳經時，更受到戒律的規範。道士必須嚴格依照應有的方式執行，恪守相關戒規，否則將受到懲罰。如道士在進入道場之前，就需遵照戒律凈潔身心，《太上大道玉清經》載：“入齋戒道場之法，先當慈悲，第一不陰惡，第二不思色，第三不思淫，第四不思殺，第五不思肉，第六不思勝，第七不思欺。然後沐浴五香，蕩除塵累，整其威儀而詣道場。”

道士在行齋設醮時需要注意戒律，在內丹修煉中同樣也需要戒律。外丹修煉的丹戒多涉及時間、地點的選擇等方面的禁忌，如約出於唐宋間的《天皇太一神律避歲經》就專門談煉丹擇日避穢之法。內丹的戒律更加複雜，除時間、地點、人事的限制之外，還常常涉及內在的道德規範。南宋王慶升有所謂“修丹十戒”：一戒，遏惡；二戒，揚善；三戒，懲岔；四戒，窒欲；五戒，禁酒；六戒，絕茶；七戒，朝實；八戒，暮虛；九戒，高床；十戒，低枕(床三尺、枕三寸為宜)。

第二，對宮觀日常活動的規範。宮觀是道士修道、祀神和日常生活的專門場所，最早見於南北朝時期。與宮觀生活相應的規戒也隨宮觀的出現而建立起來，規範與控制著出家道士的日常活動。宮觀的日常活動包括專門的修行活動和日常生活活動兩部分，都與戒律關係密切，受戒律的指導和約束。《正一威儀經》載：“道士行住坐臥，皆當合道，正容斂色端直其身，不得傾斜，失其儀相，威儀先首，可不慎之。”由此道教是將道教徒的整個生活過程都宗教化了，飲食冷暖之間都滲透著對道的認識和求索。此外，行住坐臥還關係到修道者的健康，蘊含著養生的因素，“禁久立，禁久坐，禁久渴，禁久視，禁久臥，禁久聽”。因此之故，道教徒的日常生活也被視作修道的延續，道教戒規延伸到了徒眾的一言一行，約束著食宿起居等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對宮觀日常生活方式控制的日益嚴格化，也導致了威儀的嚴格和宮觀清規的産生。

行住坐臥之外，道教也重視對日常飲食的控制，這主要出於養生與生態等方面的原因。道教用戒律的形式將一些認識成熟的飲食禁忌納為規範，使養生戒律化，修道生活化。

第三，戒律對社會關係的規範。道教要求形成“上下和睦，尊卑信順，如運手足”的觀內關係氛圍。官觀內的關係涉及到師徒、同道、管理與被管理等等方面，而戒律對這些方面都有相應的認識和規範。比如觀內最重要的關係師徒關係，師父是傳經授道、引凡登真者，沒有師父則無法體道開悟，故入道者須歸命法師、受三皈戒。在對同道關係的認識與處理中，戒律最強調的是交友應擇賢，“不得交遊非賢，居處雜穢，當慕勝已，棲集清虛”。《初真十戒文》又進一步把道友分三等，即雲朋霞友、良朋知友、狂朋怪友。

在廣大的道門中，信徒既有出家眾，也有在家眾。但無論出家與否，道教戒律都強調孝悌敬睦的家庭倫理，既提倡居家修行者、世俗凡人遵行，也要求出家道士遵行。如《九真妙戒》載：“二者敬讓，孝養父母”,《玉清經》十戒曰：“不得違戾父母師長，反逆不孝”。

道教戒律還秉承了道祖老子《道德經》和光同塵的思想，圓融出世與入世兩方面。如《虛無善惡律》要求做到“和光順世”。經過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在繼承漢魏道教濟世傾向的基礎上，道教戒律充分體現了當時強調濟世、度世的教義理論，在戒律中加強濟度世間、佐國扶命的誡約，持戒成為度世的必要途徑。“凡人有心學求度世，先能持戒解而不滯”。道教戒律以“當念先度人後度已身”為價值觀念，要求修道者“發大慈悲，憋念一切，災厄惱難，鹹願度脫，生死休泰無復憂苦”。道教戒律通過“教人行善不為非惡”的勸助，祈願方式表達其期望人們以善相待、協調相處的立場。

道教戒律還提出了在社會上與人交往應當謹守禮節，懂得禮貌，如不得泄人陰私，不得妄求窺人書疏，不得説人親長過惡，不得面譽世人，陰毀善人，不得隔壁探人家室，不得妄受人禮敬，不得奪人所好物，不得任性自用，不得吐舌向人，不得以穢物戲人，不得懷怨思報於人，不得怒目視人，不得自驕自貴，所至之處必先問其禁忌，凡入人家必先問其家中尊長名諱，等等。

總而言之，道教戒律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之一，有著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哲學特色，繼承和發揚道教戒律的優良傳統有助於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道教戒律還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共通之處，對於個人的身心修養，社會關係的調整都有著重要作用，這也為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打造新時代文明風尚提供了文化滋養。

三、結語

道教戒律是道教徒正信正行、防非止惡，必須嚴格遵守的行為規範及生活準則，在道教發展進步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對道教信徒有著普遍的約束力。然而道教因門派不同，逐漸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戒律體系，都名曰道教而實為相對獨立，這為同根同源的不同道派帶來了相互生疏之感，也對道教的社會認知産生許多不利影響。各個道派應當儘早摒棄門戶之別，在“道”這個共同的核心信仰統領下，形成較為統一的新時代道教戒律文化。以凝聚道教的向心力，提升道教的社會形象。而這便要求道教界在批判繼承傳統道教戒律的基礎之上，推動新時代道教戒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

回顧歷史，可以看見，道教繁複的戒律皆是在不同時代背景的社會環境中，因應各教派之需要而産生的。道戒隨著教派的興衰，適時而發揮其穩定教團發展之功能，或在立教之初，或在衰頹之際，或對個人修持，或對教團組織，皆有其不可忽視之作用。與此同時，在道教千百年的歷史發展中，道教戒律對於中國傳統社會生活，也已成為了一種“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內在規定因素，熔鑄著中華民族獨有的品格。因此，推進新時代道教戒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僅有助於推進道教教義體系的現代建構，有助於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現，更能進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貢獻獨屬於道教界的智慧與力量。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教職人員是信眾的心燈，為人師表，要自覺覺人。對於戒律要內化於心，外化于形，如影隨行，做到自省、自重、自律。要不斷昇華自我，把戒律作為純潔心靈精神的手段。精嚴戒律，以戒為師，純正教風是每一個道教人士的職責所在。我們道教中人只有持戒奉守，勤修不怠，以身示範，正己度人，才能不負時代的恩遇，把道教事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再造道教新的輝煌。（作者 李福：安徽省道教協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