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人，不能像對待容器一樣去對待孩子”

談起社會普遍關注的高考話題，孫惠玲首先給我們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看電視的時候，看到電視臺採訪一個剛剛高考完的考生，問他估了多少分，回答説估了600多分。記者再問：“這麼高的分，你想上哪所大學，想報考什麼專業？”男孩子想也沒想就回答説：“這個事我沒想過，得問我媽。”

孩子的這個回答不一定敲痛了他媽媽，但是深深敲痛了孫惠玲： “600多分上哪個大學自己沒有任何想法，要問媽媽。這是個很悲哀的事情。”

孫惠玲認為目前基礎教育領域讓人看到的最為遺憾的事情，就是孩子在18年的成長歷程中沒有學會怎麼樣去規劃自己的成長路徑，有的連一個懵懵懂懂的意識都沒有，有些孩子只會一次一次的考試。

孫惠玲認為，家庭教育對於一個孩子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家長的作用非常關鍵，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孩子從一齣生開始，家長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對孩子都是一種浸染，都是言傳身教，現在家長很容易忽略這一點。家長對孩子的期待，更多是停留在成績上，關注的是每次考試考多少分？對於孩子成績的關心遠遠勝過對孩子身心成長的關照。孩子今天身體舒服不舒服？情緒好不好？最近有什麼想不開、看不懂的事情？很少有家長細心去問、去關注。

“孩子作為人，他不是一個容器，不能像對待容器一樣去對待孩子！他需要情感關懷、人格健全方面的培養。一個孩子的成才不僅僅在於他在縱向上能向高層次長多高，更關鍵的是在於他在橫向上能夠發展得多全面，孩子需要的是，是更豐滿的成長。所以只關注一個孩子考了多少分，是遠遠不夠的。”

 

“學生眼裏，老師是太重要的字眼”

學校的教育方式，尤其是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認識水準的提高，對孩子的成長和成才所起的作用也至關重要。

孫惠玲給我們講了一段她自己的經歷。中學時代的孫惠玲，經歷了一次從普通初中到重點高中的經歷，普通學校裏成績拔尖的尖子生，在一個更加優秀的群體裏，被淹沒成一個很不起眼的普通生，心里落差很大，一度想轉學。在一次家長會後她的英語老師對她爸爸説了一句話：“我覺得孫惠玲這個學生不錯，她可以學師範，應該能成為一名非常優秀的老師。”就是老師的這麼一句話，一個細心的關照、一句適時的鼓勵和肯定，讓一個一度失落的學生産生了巨大的動力，孫惠玲最終堅持了下來，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在多年後又回到當時的母校，成為了一名英語教師。説到這裡，孫惠玲的表情中仍是裝著滿滿的感動，她很清晰、很深刻地記著這位老師的名字——王樹凱。

孫惠玲説：“在一個學生眼裏，老師是一個太重要的字眼，作為老師，對學生的每一句話、每一個眼神都是承載了太多意義，老師不是在生産産品，而是在培養一個人。老師一定不能僅僅關注學生的成績，更要懂得關照學生內心的成長。”

“老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教書’和‘育人’這兩個應該是平行的，老師不能只教書不育人，我站講臺十八年，沒敢在一堂課裏只教書不育人的。”曾經在天津市實驗中學擔任高中英語教師18年，期間帶了6屆畢業班，被評為天津市特級教師，令孫惠玲欣慰的不是她的學生一批又一批地走進名牌大學，而是她的學生對她説：“孫老師，是你改變了我對英語的態度。”

 

“應設立‘18歲成人節’ 讓孩子有成人意識”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談到教育，孫惠玲總覺得自己肩上扛著非常重要的責任，“教育關係韆鞦萬代，涉及千家萬戶。我是來自基礎教育領域的代表，我有責任為基礎教育的改革與發展鼓與呼。”孫惠玲説。

針對近年來一些青年人公民意識、法律意識、責任意識淡漠、家庭責任感缺失，出現了不願意承擔責任、不願意自食其力、啃老族和月光族人數劇增，青年人違法犯罪行為時有發生的情況，孫惠玲建議，設置“成人節”或“成人宣誓日”。

通過立法形式設立一個統一的日期，通過這種形式，一是將成人與非成人區別開來，使這種意識時間化、具體化，促使年青人從生理成熟轉向心理和文化上的成熟，強化成人意識。二是明確成人的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及時彌補角色轉換過程中的缺環，將一般的生存知識與社會文化相銜接，從而明確成人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強化公民意識。三是使年青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明確對個人，對家庭，對社會責任擔當，強化責任意識。四是將成人宣誓活動法定化，將會增加成人宣誓活動的法律權威感，更有效地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強化法律意識。

 

“硬擠本科‘獨木橋’ 不如選適合自己的職業學校”

談到高考報考，孫惠玲認為，對於那些成績不能夠上一個很好的本科大學的學生來説，選擇一個符合自己興趣和特長的職業學校，去踏踏實實地學習一種技術，有一技之長，畢業了能夠馬上找到工作，能夠謀生，能夠解決他的生計問題，這是非常現實也非常合理的選擇。現在很多大學本科畢業生出來找工作都很難，學了四年的專業，走入社會之後，找不到可用武之地，這種畢業即待業，給年輕人造成的心理壓力會很大。

孫惠玲一直非常關注職業教育，她認為，中國加入WTO以後，各級各類人才的培養，職業教育所起的作業非常關鍵，高級技術工人需求量加大。但是入世這麼多年，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速度遠遠不能滿足這種需求，涌現出很多問題，比如社會認可度一直不高、生源有限、培養出來的人才不能為社會所用等等。從學生和家長的角度，大家都在一窩蜂地去尋求大學本科學歷，這是人才和教育資源的雙重浪費。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做強職業教育，讓職業教育學生能夠找到理想的工作，能夠在社會上有尊嚴地生活、工作。

孫惠玲認為，教育部適時提出的“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非常重要的決策，職業教育不是低層次教育，而是自成系統的類別教育，這其中包含了科學的教育觀和人才觀。

整個社會也要改變對職業教育的看法，不應該歧視職業教育，我們不該簡單地認為上了大學，成為專家學者才是人才，數以萬計的技術勞動者也同樣是人才。

 

“孩子太小出國留學，得不償失”

孫惠玲坦言，自己對“留學熱”持冷靜態度，認為“留學低齡化”極不可取。

孫惠玲認為：首先一點，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在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時候，需要父母的監護。所謂監護，其實是一種監督和保護。一個孩子在如果尚不很懂是非善惡，還不能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活，沒有學會更多的學習方法，就離開家庭，離開父母的非常必要的監護，是不可取的，很有可能事與願違。

第二點，孫惠玲認為，中國的孩子至少應該在18歲以前，首先接受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熏陶，才會有一種民族的歸屬感。一個孩子首先要有對自己的祖國有認同，知道“中國是什麼”、“我是什麼人”。“現在國家開放，孩子一齣生就在很國際化的環境中成長，喝“洋奶”、吃麥當勞、穿外國牌子的衣服、聽外國歌曲……這些其實不簡單是一種食品和衣服，而是一種文化。因為大環境的影響，孩子們很容易就接受這種文化，如果孩子很早又被送出國了，那麼中國的文化到底是什麼，他不懂，他也不在乎。因此他對自己、對國家的認同他都會很模糊。”孫惠玲委員認為，我們不應該排斥外國文化，也很贊成孩子們在一種更加寬廣的國際環境中去交流學習，這對於一個孩子視野的開闊、學習能力的增長和自我意識的提高，都是非常有好處的。但是這種成長一定要建立在一個穩固的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否則就會得到一個得不償失的結果。

孫惠玲認為，一個孩子至少應該在中國讀完本科，能夠自立、能夠自製的時候再出去。同時，作為父母來講，不應該想當然地去安排孩子的未來，要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