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 ⑭】章必功：大學要為年輕人提供良好的群居、切磋環境
簡介：章必功，1949年生於安徽銅陵，1984年來深圳大學任教。歷任深圳大學中文系副主任、師範學院院長、深圳大學副校長、校長等職務，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著有《〈紅樓〉講稿》《元好問暨金人詩傳》《文體史話》《中國旅遊史》等。
2015年10月23日，章必功在深圳大學講述深圳“優越感”。
深大永遠不會忘記它是寄託在一個優越的城市背景之上的。這種優越感體現在，這座城市會給你提供最起碼的物質條件，以及思想開放的條件。所以，深大在任何時候都不要趨炎附勢。
一
我做學問喜歡單幹。過去，學術界瞧不起搞學術外交的人，這些人成天到處開會，都是半瓶水，真正的大師，如陳寅恪、季羨林和錢鍾書，從不到處開會。古時候的老先生也是，學問必須得埋頭做。因此在我看來，搞文科研究，不需要實驗室，在北京或在深圳都是一樣的。這是我1984年從北大研究生畢業後來深圳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原因是直接原因。最初，我也想留在北大，但北大的老師告訴我，“太太問題”是需要排隊的，一些老師在北大工作了10多年，仍未解決太太的調動問題。北京幾所學校情況皆是如此，能收到的最好答覆是：“你太太的調動要3到5年。”這個“3到5年”令我想起小學課本中一篇《三五年是多久》的文章：紅軍北上，説回來要三五年，結果變成了3乘以5，15年。這個三五年看來靠不住。
寒假結束返校，工作仍未有著落。北大中文系辦公室的老師叫我去一趟，告知我假期裏深圳大學來要人，他們向深圳來的人説：“所有這些名單裏，幾乎沒人會去，只有一個人有可能，因為他的太太在外地。”説的正是我。
我當時根本不知道深圳是個什麼樣的地方，便説回去想一想。夜裏，老鄉吳稼祥來宿舍見我，他剛代表中宣部的一個代表團結束在深圳的考察，我將這事告訴他，他便説：“你應該去，深圳是個好地方，它代表中國改革的趨勢。”
我對深圳有一種天生的好感，因為它叫“特區”，我的老家在安徽省銅陵市，“文革”前，中國有2個特區，北有大慶特區出油，南有銅陵特區出銅，對“特區”二字，我很熟悉。
基於以上原因，第二天我就到系裏去，説想與深圳方面聯繫一下。他們給了我一處地址，是深大中文系老師張衛東的家，他也告訴我應該去深圳，並將我的情況告訴了深大人事處一位副處長，與副處長相談，我並無其他要求，只問太太何時可以到深圳來。他告訴我，快則半年，慢則一年。我便來了。
二
1984年10月，我到深大報到。深大校園剛有2片樓，一片教學樓，加上海邊的一些宿舍樓。這些樓群給我的感覺是熱氣騰騰、意氣奮發的，所有人看到我們新來的教職員工就像見到了一起奮戰的戰友，都喜氣洋洋地看著我們。
我所在的深大中文系當時號稱“北大幫”。北大教授湯一介、樂黛雲、胡經之是“飛來飛去派”，前來深大支援，輪流坐莊，關係並沒有調過來。我是北大應屆畢業生來深大工作的第一人。而後才有劉小楓、倪鐘鳴、景海峰、張宇紅等人。
深大初創期，我在深大夜大任教，氛圍極好。深圳剛改革開放，社會上沒讀過大學的青年，想要成為人才，都力圖上進。每到夜晚，自行車和汽車堆滿教室外，警察、幹事、公司裏的頭目、退伍軍人，都到夜大上課，現在深圳市各層領導幹部中都有當年深大夜大的學生。他們上課時態度虔誠，幾乎從不缺席。
我第一堂課教“公文寫作”。在家備課時，將課堂上所要説的每一句話都寫在了本子上。課一結束，有學生上來跟我説：“章老師，你今天講課成功了！”我問：“這話怎麼講？”他告訴我，上次有位老師上課，上得枯燥無味，上得他們都想跳樓。
在我看來，“公文寫作”，筆頭好，格式不會的，一看就會了；但只會格式，筆頭不好就不行。文章要寫得通達、道理要寫得透徹、觀點必須鮮明，這三點做到了，任何公文都不成問題。因此，我上課時講的不是公文如何寫，而是地理、天文等其他方面的知識。講15世紀的三大航海運動，有篇論文第一句寫道：“15世紀的人類發展史是屬於海洋的”——多漂亮——“海洋的15世紀光榮歸咎於三個人，鄭和、達·伽馬、哥倫布……鄭和的船隊帶到西方的是鮮花和友誼，達·伽馬和哥倫布的船隊帶到東方的是火熱和鮮血”，這種寫法與文學作品並無多大區別，但又有很多東西在裏頭，大家聽得非常帶勁。
因而我與學生的關係也極好。有一年批改作文，我給一篇寫得不錯的文章打了90分，後又看到另一篇，與這篇一模一樣，考慮到他們都是成年人，倆人一人姓閆，一人姓趙，我就寫評語調侃他們：“閆趙二兄文相似，令人想起木蘭辭。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隔周去上課，未進教室，已聽裏面笑得一塌糊塗，進去一看，學生正將我的評語到處與人傳閱，見我進來，承認：“我確實是抄的。”又重做一遍給了我。
這件事後來成為深大笑談。這種批改作業的方式反映的是我的教育理念：學生是受教育者，你要儘量引導他，而不是像對頭一樣一棍打死。
課上多了，你在教師中就會有鋒芒，漸漸地，我引起了時任校長羅徵啟的注意。夜校畢業典禮，老師們喊我上臺講話，我説了個觀點——“高徒出名師”，成才的根本原因在自身，而不在老師，所以天才不能教，我們不能迷信“名師出高徒”，“深圳大學不出名，它要出名就靠你們這些學生出名，希望你們能夠通過你們的努力，讓我們驕傲地説，你是我的學生。”
這是個新鮮話，我一説完，全場轟動。羅校長總結時説：“章老師説‘高徒出名師’，我們深大就要做到‘高徒出名校’。”這下，我就名聲大噪了。
上世紀80年代，“創收”是所有高校的熱點，深大尤甚。往後出現對深大“無心上學、一心向錢”的指責，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學生利用勤工儉學創收，老師就用辦班創收。經濟、管理、法律、外語班的創收都很厲害。但中文系靠什麼創收呢？沒人願意學中文，且中文系的老師都較清高，誰也不願上街拉生源。當時，中文系一位姓徐的副教授對創收熱情較高，眼見有資歷的老教授們叫不動，便拉著我這個34歲的年輕人拿著小板凳，坐在蛇口工廠的門口，貼上“夜大班招生”或是“中文系報名處”的字條，等著人家前來報名。這麼一做，我覺得很沒面子，就要走，見我要走，他拉住我：“別走別走，我買冰棒給你吃。”一上午要買七八根冰棒哄住我。
中文系的創收就是這樣搞起來的，設有中文秘書、中文寫作、打字等課程，如果不辦秘書班，你根本無法招生，工廠裏打工的姑娘就想當秘書。這種課程為中文系帶來的不是學術上的聲譽，而是經濟上的好處。它至少可以保證深大中文系的老師每月可以多發些錢。
當時深大的改革主要涉及五個方面：畢業不包分配、收費上學、教師聘任制、勤工儉學、學分制。這個改革方向的確立，是因為上世紀80年代深大的發展目標不是要建設高水準研究型學術型大學，它是一所應用技術型大學，是應時而生的産物。當時深圳百廢待興、人才匱乏，急需上手快的人，深圳需要什麼，我們就培養什麼，這符合改革開放初期整個中國的態勢，也表現出深大不想走內地大學的常規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