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口述⑤】“打工明星”祝日升：揣50元闖深圳 圓百萬財富夢

編者按：在深圳市政協特別支援下，中國網政協頻道、議庫APP平臺特別製作改革開放40週年專題《深圳口述史》圖文系列報道，第五期推出《“打工明星”祝日升：兜裏揣50元闖深圳 圓了百萬財富夢》。祝日升1988年赴深圳，中國第一代勞務工，在深務工期間收藏大量打工票據、物件，並將其中精品捐獻給寶安勞務工歷史博物館。

祝日升手捧自己出版的多本圖書（資料圖）

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從安徽轉車到武昌南下，那時候武昌沒有直達廣州的火車，我就買了去湛江的車票，想“打個彎”過來深圳。

從老家出來，我的目標就是深圳。

相比于八十年代初就奔赴特區的人，我晚了好幾年，1988下半年才動身。一是因為年紀小，我1971年12月出生，剛到深圳時還沒滿17歲。二是和大背景有關，我是安徽農村的，父輩對於進城是不敢想的，因為那時戶籍管得很嚴，城市生活柴米油鹽都是憑戶口憑票證供應的，沒有票證，進城了也沒辦法生存。1984年國務院發了一個“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這扇對我們關閉的“大門”終於開了一條縫：自帶口糧就可以進城了。

來深圳前，我已經獨自在老家熬了3年：父親得癌症去世了，姐姐也死了，母親出家了，我只能自己種田養活自己、供自己讀書，身上還背著父親治病欠的1000多塊錢債務。要還債、要生活，讀到初中時實在熬不下去了，我必須出去打工。

想到要來深圳，原因其實很多，在老家時我看了一個小品，説深圳是中國的經濟發動機，這個比喻震撼了我；而且深圳不冷，在這裡一年四季都可以打工，如果去了北方，一年最多只能幹10個月。當時，在老家附近打工的同鄉當中，很多都沒有賺錢，我不想走他們的老路。

離鄉出門前，我把家裏的東西能賣的都賣了，不能賣的就送人，只剩空蕩蕩一個家。想到姐姐去世那會兒，是這家出10塊，那家出5塊，親戚們湊了一筆錢，才把姐姐抬出去的，我就下定決心一定要賺錢。踏出家門、把大門鎖上的時候，我和自己説：“一定要賺到夠蓋房子的錢才回來，否則就在外面混一輩子，再也不回來！”

我老家在安徽宿松縣涼亭鎮三德村，上路後從家裏到武昌花了一天時間，在武昌買不到來廣東的火車票，在那裏睡了一晚，才買到第二天的票。當時沒有直達深圳的車，到廣州的票也買不到，我就坐火車到湛江，那時候火車的速度很慢，從武昌到湛江花了兩天兩夜，到湛江又睡了一晚，前後一共用了4天才到深圳。出門時我兜裏只有五十塊錢，光車票就花了四十多塊，所以在南頭關下車時，我已經身無分文。 

一到深圳，舒服的天氣讓我幾乎忘了一路勞累。我記得那是秋天，剛剛過完國慶節，老家的天氣已經有點涼了，但深圳還是很暖和，像春天一樣舒服。冥冥之中，我感覺這就是我尋夢的地方。

當時的火車票，我都收藏起來了，因為我從家裏出來時已經一無所有，來深圳就是要改變命運，往後的日子只有一天比一天好。所以我要收藏一些東西，來見證自己的變化。不僅如此，二十年來的火車票、工資單我都一直保存著。四十多萬的工資收入加上我在家鄉的投資所得，基本也有上百萬的資産了，看到這些票據我經常會説：“二十年的火車票成就了我百萬的夢想”。

二

到了深圳，我發現這裡並沒有遍地黃金，也不是華麗的都市，很多地方還是荒山、菜地和農田。那時“二線關”還在，我沒有身份證，所以辦不了“邊防證”，無法進入南頭關，只能選擇在寶安關外打工。找工作也不容易，我不會講白話，沒有技術，也沒有工作經驗。進工廠做工需要50塊的進廠押金，我沒有錢又不認識人，無事可做晃蕩了一個星期，每天都吃不飽。

為了活命，我參加了一個工程隊，在松崗、沙井、西鄉一帶抬石頭、挖水溝、挑沙漿，什麼苦力活我都搶著幹。最開始我們是背水泥，背一噸兩塊錢。太陽出山，我們就要起來幹活，幹得都是工地上最累的活兒，但我心裏卻很高興，因為在老家，全家幹活一天才兩塊錢，來這裡一天一下就有10多塊錢，也沒有拖欠過我的工資，我覺得自己運氣特別好。

到工地之後，老闆幫我辦了暫住證，從此離開工地一步都要帶上這個東西，而且每年都得重新辦一次。一旦出門被治安隊查到沒有證、抓起來，是要罰款最少五十塊錢的，沒有錢就只能送去寶安的收容所。我的運氣比較好，因為皮膚很白，像城裏人，辦了二十年的暫住證沒有被查過。

我們工地上有許多年輕小夥子，每個人第一次在外面過年時，都會用本來買回鄉車票的錢買一套衣服。1989年，我第一次在外面過年，就和朋友去買新衣服。那時西鄉還沒有服裝店，都是臨時搭棚擺攤，我們十幾個小夥子一人買了一套西裝，算優惠價，一百多塊一套。第一次穿上西裝和皮鞋，心情很好，格外精神。

第二年，我們到深圳老機場前合照，大家都穿得很時髦。戴手錶，穿針織衫，還有人帶了吉他。那時候我們的收入已經算不錯了，一個月300元左右，加上我特別能吃苦，從1988年開始熬了整整3年沒回過家，到1991年已經攢下了1萬多塊錢。我覺得這個數夠建房子了，於是就回家了一趟。

直到1993年，我才第一次穿過“二線關”，去了趟西麗，算是第一次進市區。二十年前的深圳和現在完全不同，樓房都很矮，才七、八層，上了十層就算很高了。那時市裏已經有了上海賓館，但是還沒有世界之窗。回想起來，這些地方變化實在太大了。

1992年，我在工地出了一次事故，差點把命丟了，我就非常想換份更有安全感的工作。那時候深圳刮颱風，我是裝修工人，起風時正站在腳手架上給大樓外墻貼馬賽克。二十多年前的腳手架和現在不一樣，那是用竹子挖空了搭起來的排架，大風一吹搖搖晃晃。出事的時候我剛好貼到最高層——第7層那裏，排架搖得我腿發軟，一不小心失去重心就摔下來了！那可是7樓啊！還好落到2、3層交界的地方時，衣服被突出來的竹架挂住了，這才撿回一條命！事後我心裏就只想到父親——覺得特別對不起他，那時我已經是家裏唯一的人了，我要是出了意外，家裏就沒人了。所以這個活是不能幹了，我了解了一下行情，就轉去學當時最吃香的五金模具。

九十年代初，深圳冒出各種工廠，到處都在招工，年輕人只要能吃苦，都有機會進工廠。1992年底，我跳槽進了一家精密零件廠。進廠之後，我的生活迎來了兩個重大的轉捩點。第一個轉捩點發生在不久之後的1994年。

1992年做模具的人並不多，廠裏的內地師傅比較少，我們都是跟著香港和上海的師傅學習，上海的師傅大多年長，只能説有模具的基礎，最精密的技術還是香港師傅教的。師傅們在我心裏都高高在上，我進廠的身份是“補師”，就是補充的師傅，我把自己當學徒。那時候有同事説食堂的飯不好吃，晚上又睡不好，發牢騷的人很多，但我的心態跟他們不一樣——我覺得自己是個“幸運者”，很珍惜這個工作機會的。我從衝壓工、修模工做起，每天工作12個小時以上，一個月工作400個小時是正常的量，最多我能做420個小時。我們廠是24小時兩班倒，很多同事不願意上夜班，我願意上，上了整整半年的夜班，為什麼呢？因為夜班比白班管得松，白天每個師傅都在自己的位子上，沒位子給你做了；上夜班不同，各種機器我都可以開起來學，拼命練習。夜班更適合我。

那時我跟了一位很關鍵的師傅，我當時工資是四五百塊錢一個月，他是2000多的底薪，可見掌握的技術對廠裏很重要。他做模具的時候，我就在旁邊看，有點“偷學”的味道，看多幾次就對精密模床有了大概的了解。1994年，這個師傅離職了，想自己去創業。他的核心技術“流失”對公司發展非常不利，整個公司都很著急。我就説我可以試著做精密模床，老闆大概給了我一個月的時間練習、琢磨，最終我吃透了技術，頂上了師傅原來的位置，成了公司的核心人才。可以大言不慚地説，那時公司沒了我的話，很可能就要癱瘓了。

現在回想，能實現這樣的提升，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我熱愛這份工作，渴望學習更好的技術；第二是我舍得吃苦，其實模床工作對身體有傷害，平時車間裏灰塵很大，我們有得肺病這種職業病的風險。但我那時候天不怕地不怕，只要能學到技術、拿到高工資就很好了。

一年後，我從公司的底層提升為骨幹，收入也因此上去了。1994年4月我的月工資才500元，5月份就加到1000了。每次發工資，大家都要排隊來領，我們工資不用袋子裝，而是直接把錢給到你手上。我第一次漲工資自己還不知道，厚厚一疊錢拿到手時，手掌直冒汗，數了一下發現有1280多塊錢，當時從沒見過這麼厚的錢。周圍那些廠裏的老人家、女孩子都看著我。

當年11月份，我又加了500，到1995年，每個月就能拿到2000塊錢，躋身“高薪階層”了。這可以説是我人生的第一個轉捩點。第二個轉捩點是1997年。那年春節，我結婚了，老丈人是我們鄉黨委書記——經過多年努力，我慢慢從家鄉的底層爬到了中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