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張連起：讓財政金融協同發力

當前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是“積極”？該向哪些方面“積極”？是不是必須增加赤字率才算“積極”？金融去杠桿導致金融機構表外風險回歸表內，應不應由財政注資？地方政府該不該為融資平颱風險兜底？要不要打破剛性兌付？這些問題亟待形成政策共識。

宏觀政策既有減法，也有加法，既有總量，也有結構，確實給政策協調增加了不小難度。因此，不同部門圍繞不同的政策重點難免有分歧。例如，在存量方面，由於“財政金融雙收緊”的邊際改變，自然産生了局部市場出清和防控系統風險的平衡問題，國有金融機構去杠桿帶來的相關風險，是動用財政資金彌補，還是動用央行信用？從宏觀初衷而言，“減法”意在遏制壞局面蔓延，“加法”意在儘快形成良性迴圈，當務之急是在政策策略上，把“加減混合運算”的結果最優化。

今年不宜再通過增加赤字率擴張財政資産負債表。按照今年預期的GDP盤子，預算赤字的絕對數與去年大體相等。因而，那種認為赤字率不達到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確定的赤字率是2.6%）就不積極的説法缺少建設性意義。何況，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應聚焦在減稅和擴大支出上。一旦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導致經濟産生較大影響，將明年赤字率定在3%為宜。

今年上半年，稅收收入增速15.3%，增值稅增幅為16.6%，超過GDP增速一倍多。顯然，深化增值稅改革方案只降低1個點保守了，對於工業和服務業景氣度的提升和稅收徵管現代化的程度估計得有出入。財政系統怎樣在“錢多”的情況下“辦更多的好事”，成為今年預算執行的重點。要實施更大力度的減稅降費，增加投資強度，優化支出結構，確保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脫貧攻堅、污染防治、科技等領域和重點項目的精準支援力度。針對一些資金支出進度較慢的問題，要提高“資金撥付進度”和“資金結轉結余率”等指標的績效考核權重，壓茬落實資金監管責任。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以及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實施，我國宏觀杠桿率上升速度明顯放緩，但高杠桿仍是當前風險的集中體現。從數字看，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較高，政府部門杠桿率不高，但實際上大量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國有企業的債務。不能因此把隱性債務風險和或有風險都推給政府，也不能再走財政注資國有銀行的老路，要堅持“誰家的孩子誰抱”。金融週期下半場的調整剛開始，要攻堅有恒，一些債務違約是打破剛性兌付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正常現象。

在地方政府債務野蠻生長時期，金融市場産生了大批“高收益、低風險”的産品，扭曲了市場定價，擠佔了投向實體經濟的金融資源。因此，規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是對這種扭曲的匡正，不可避免給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帶來陣痛。地方政府處置存量債務風險，要分類妥善處理，防範處置風險的風險。對劃入企業資産負債表、未納入政府債務的存量債務，應加快融資平臺公司市場化轉型，促其提高資産管理水準，增強償債能力。“前門要開得大，後門要堵得住”，在收緊影子銀行的同時，擴大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

預算軟約束是個沉疴頑癥，地方政府總有融資和投資的衝動，而缺少償債的動力。從短期著眼，要防控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增量風險，解決“治標”問題；從中長期看，要重構中央和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的現代財政關係，解決“治本”問題。

當前需要警惕的另一種傾向，就是站在金融機構的立場上，以防範金融風險為藉口要求地方政府兜底，對不該擔保或救助的隱性債務提供保護。這種做法延續了對金融市場的扭曲，不利於打破剛性兌付。尤其是提供保護的潛在手法，同樣能給新增隱性債務打開方便之門，刺激金融機構繼續“創新”，助長地方違規舉債融資。這種苗頭性現象更為隱蔽，危害更大，應當及時加以防範。

總的來説，貨幣政策是總量政策，財政政策是結構性政策。貨幣政策不能再走“大水漫灌”的路子，財政政策要實施“能感知、有溫度”的大規模減稅。今年下半年的財政金融要協同發力，防止“左右互搏”。一方面通過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為企業降本增效，優化營商環境，促進內需增長，另一方面通過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把利率穩定在適當水準，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財政政策要擔當逆週期調節的重任，貨幣政策要創造穩定的流動性環境。（作者係全國政協常委、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