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俞敏洪：高考依然公平 教育仍需變革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恢復高考也進入第41年。在1977年之前，在農村長大的筆者，其實做好了一顆紅心一輩子幹農活的準備，因為在這之前，雖然我內心有強烈的上大學的願望，但當時上大學是工農兵學員推薦制，受到大隊和公社的推薦，才能去上大學。所以，1977年，當小平同志宣佈，恢復高考，所有想上大學的人可以通過公開的考試選拔，來決定自己到底能不能上大學時，舉國年輕人內心是沸騰的。在我們心中，十分感恩高考，因為，在當年，通過高考是農村孩子走出農村、走向世界的唯一路徑。這條路徑雖然很窄，像過獨木橋一樣，每年幾百萬人考試，只有十幾萬人能夠通過，被大學錄取，但對於這十幾萬年輕人來説，一旦被大學錄取，他們從此就有機會進入自己喜歡的知識世界和外部世界中去遨遊。

今年，恢復高考已過去40年，筆者依然認為，中國的高考形式雖然來回經歷了幾輪變化———試卷從省考到全國統考，又從全國統考逐步走向了地方高考為主，但是不管形式如何變，高考的基本形式沒有改變，它還是以考核各種學科為主的考試，40年的高考為中國孩子走進知識殿堂、走向新世界，提供了平等參與和競爭的機會。如果沒有恢復高考制度，幾百萬像筆者這樣，生在農村，又想走出家鄉，走向更廣闊的外部世界的農村孩子，是完全沒有希望實現自己的念想，改變人生命運的。

當然，一項改革，在被叫好的同時，總會有非議的聲音，恢復高考制度也不例外。比如當人們看到近幾年農村孩子考上優質大學的機會越來越少，甚至農村孩子進入大學的機會也越來越少時，高考的公平性受到質疑。再比如，高考納入考試的內容，是否有利於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人才選拔？

因此，在恢復高考制度40年後，我們重新來思考高考這一全國性的人才選拔性考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是有重要意義的。

首先，是高考的公平性問題，這也是近年來對高考非議最多的聲音。在筆者看來，這其中有一個誤解。高考在中國，依然也一直是一個公平化的考試，因為在一個省之內，或者在全國範圍之內，整體上高考是有統一的考核內容和標準的。之所以大家覺得現在高考“不公平”，是因為教育資源不均衡，導致的考試結果的差異。比如高考中的一些題目，由於農村孩子視野的局限，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比如説大數據、人工智慧的話題，對於城市孩子來説，是相對熟悉的，但對農村孩子，是不熟悉或者聞所未聞的。因此，在當下中國，從幼兒園就開始拉開直至中學畢業的教育資源均衡問題、城市之間不同的老百姓群體的教育資源均衡問題、城市和鄉村間的教育資源均衡性問題、發達地區和非發達地區的教育資源均衡問題，已變成當下中國一個百姓最關注的話題，這一問題，在筆者看來，也應是政府最應該解決的民生領域問題之一。

我們來思考高考作為全國性人才選拔考試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還應關注教學內容的改革和教學方法的改革問題。對於中國的學校來説，教學內容不改革，就不可能把新的知識和世界發展緊密聯繫起來。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科技的發展、人工智慧的推進，教師不管身在哪個地區、身處什麼環境，如何利用新的教學方法、教學方式、教學手段，來使學生更好、更有效率地學習，都是中國學校教育系統要考慮的問題。與此同時帶來的一個問題是，面向未來，中國的教育制度怎樣才能盡可能為更多的年輕人服務？怎樣才能夠遍灑雨露甘霖給每一個希望接受教育的人？貧困地區、落後地區的教育如何提升？

走過四十年，進入不惑之年的中國高考制度，靠什麼“不惑”？筆者以為，要靠恢復這一制度的“初心”———作為全國性的選拔人才的考試，如何最大可能地、公平合理地，選拔出適用當下、也滿足未來的國家建設者和接班人？基於這樣的“初心”，我們的考試製度改革的步子，是否可以邁得更大一點、思想可以更開放一些？是否可以把一些高校的自主考試、考查學生綜合素質內容的考試與學生中學學習期間的學生能力緊密聯繫在一起，以讓高考成為一個既能夠普選人才，又能夠照顧到不同人群，能夠符合現代世界發展規律的人才培養指揮棒。

中國高考，下一個40年，一定會走得更好，為國家選拔出更多優秀的人才，為中華民族“近期、中期、遠期”奮鬥目標貢獻更多的人才紅利。走好中國高考下一個40年，需要各界教育人士，不管是民間力量還是國家力量，攜手合力，共同努力。（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