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包括政協在內的各個方面以及各大媒體都在熱議加強“智庫”建設問題。在此語境下，一系列新課題也隨之産生：如何進一步完善和推進協商民主？怎樣看待政協與智庫之間的關係？如何借智庫之言、強政協之音？政協與智庫如何攜手聯姻、合力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
長期研究統戰、政協理論工作的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工商聯副主席王報換近日接受中國網中國政協頻道專訪，他認為，智庫作為“國家大腦”和“國家智慧”，是科學決策的重要“孵化器”、政策理念的“策源地”、政策決策中專業知識的“供應商”以及政策傳播的“發動機”，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稀缺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説，當今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決策是否科學、決策理念能否佔領思想高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和得益於智庫，智庫在政策決策場中擁有更多更大的“話語權”。
他建議深入認識政協與智庫之間在協作共榮與協同發展上的“共同話語”，使政協與智庫圍繞科學決策攜手聯姻與協同發展、譜寫政協與智庫協奏合唱的大文章。
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工商聯副主席 王報換
以下為採訪原文：
中國軟實力，需要中國智庫給力
中國網政協： 前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引發了包括政協在內的各個方面以及各大媒體對加強“智庫”建設的“熱議”，你覺得中央為什麼如此高調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
王報換：《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緊緊圍繞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這一時代命題，系統闡述了為什麼建設、建設什麼以及怎麼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是我國第一次對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體系作出具體詳盡的科學論述。我覺得，《意見》蘊含著深刻的革新意蘊，其戰略意義絕不僅僅局限于狹義的“智庫建設”，也不僅僅局限于改變決策方法的問題，實際上既是一個更新決策理念的問題，也是一個關乎科學決策機制的革故鼎新的系統工程的問題，標誌著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春天已然到來。
眾所週知，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推動科學民主決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增強國家軟實力的戰略高度，多次對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出重要論述。2012年11月十八大報告提出：“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式，發揮思想庫作用”。2013年４月，習近平總書記對建設中國特色智庫作出專門重要批示。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諮詢制度”，作為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的重要內容之一。2014年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
為什麼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如此高頻率地強調加強智庫建設？
我認為，這是智庫的戰略地位使然。從黨和國家科學決策的政治高度來看，智庫作為“國家大腦”和“國家智慧”，是科學決策的重要“孵化器”、政策理念的“策源地”、政策決策中專業知識的“供應商”以及政策傳播的“發動機”，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稀缺資源。從這個意義上説，當今時代，一個國家、一個政黨的決策是否科學、決策理念能否佔領思想高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和得益於智庫，智庫在政策決策場中擁有更多更大的“話語權”，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10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審議《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時所指出的：我們進行治國理政，必須善於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廣泛力量。改革發展任務越是艱巨繁重，越需要強大的智庫支援。
不僅如此，中國作為一個正在騰飛崛起的大國，更迫切需要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的高端智庫。世界大國、強國間的競爭，既是經濟、科技等硬實力的競爭，更是思想、文化、話語權等軟實力的博弈。
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綜合國力強國，尤為重視智庫建設。美國是國際上公共政策研究與諮詢業最發達之國，全球約6000余家智庫中美國就擁有1/3，在智庫10強國家中，比其他九國的總和還要多。其中，美國首都華盛頓也成為全球擁有智庫最多的城市，約佔全美智庫總數的1/3。近年來，智庫在美國內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以全面的分析研判、與政界廣泛深入的聯繫以及在社會公眾中的影響力，左右著美國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決策，以致有關國學者將智庫視為繼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後的“第四部門”。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硬實力已經實現了令世界矚目的躍升，已成為世界名副其實第二大綜合國力強國。然而，與中國“硬實力”迅速上升不匹配的是，中國的“軟實力”嚴重滯後，尤其缺少國際輿論話語權、國際學術影響力，缺少對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改革的國際間溝通和解讀，也缺少在世界重大問題上提出“中國主張”或“中國議案”。加快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是時代的強烈呼喚，是中國發展到這一歷史階段的迫切戰略需要。
政協與智庫相得益彰，有大文章可做
中國網政協：作為政協委員，你怎樣看待政協與智庫之間的關係？你贊同有學者和政協委員曾提出“政協即智庫”的觀點？
王報換：實際上，如何看待人民政協與智庫的關係，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長期以來，人們主要側重於“從政協看政協”、局限于“從政協看協商民主”。我個人認為，進一步探討完善和推進協商民主，在思維方式上，不妨適當進行一些方法論的轉換：一方面需要我們置身政協之中看協商民主，另一方面也需要我們跳出政協、站在政協之外看協商民主。完善和推進協商民主作為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進一步地強化政協與智庫之間的協作互補與協同發展的問題。
有學者和政協委員曾提出一個觀點，説“政協即智庫”。在我看來，這個觀點既“不對”也“對”。
之所以説“不對”，是因為人民政協畢竟不是專業智庫，智庫作為由專家組成、以公共政策為研究對象、以公共利益為價值導向、以影響政府決策和社會公眾及改進政策制定為目標的研究機構，本質上是專業性的諮詢機構，是為特定主體提供決策諮詢與智力支援的組織和個體的集合體，是“思想工廠”。而人民政協作為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層面協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融協商、監督、合作、參與于一體，是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共商國是、發揚民主的重要平臺，是愛國統一戰線的組織，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是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是具有憲法和法律意義上的制度剛性，本質上則是政治機構。
之所以説“對”，是因為政協與智庫具有天然的相通性和契合性，政協不論在制度設計和職能使命方面內含著智庫的某些“基因”和元素。人民政協是我國最早制度化的民主形式以及最穩妥的協商民主制度，是一個實現協商民主的重要場所、組織和載體，終極目的和宗旨是擴大黨政決策的社會共識，促進黨政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減少決策的社會風險，暢通民意表達渠道、建立利益協調平臺，讓各界的民意、民願、民智通達決策領域和決策過程，增強各黨派團體和社會各界群眾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部署的社會合力和正能量。政協與智庫二者都是靠智力、能力、説服力、影響力這“四個力”，共同服務於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從這個意義上説，政協與智庫之間是一種合作共贏、相得益彰的關係，實際上二者各自都需要對方，雙方只有攜手聯姻、協同發展，才能實現雙贏共榮。
一方面，智庫功能的有效挖掘和影響力的彰顯需要人民政協搭建平臺。特別是北京作為中國首都，集中了全國70%以上的智庫，但是，這些智庫由於“體制壁壘”，在服務科學民主決策方面，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發展瓶頸，要麼研究成果的戰略性不足，所提的對策建議大多是應對和被動的；要麼操作性不強，重理論但輕應用，其研究成果雖然能頂天但不能落地；要麼盡説好話，盡説正確的廢話；要麼由於一些智庫領軍人物的社會影響力和參與公共決策的渠道有限，在影響決策方面的發聲不夠強、不夠亮；要麼要麼各説各話，各類智庫之間缺乏有效溝通機制，不同類型的智庫之間缺乏交集，難以發揮整體合力。人民政協組織上的廣泛代表性、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黨派合作性、民主協商性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只有人民政協才能打破不同類型智庫的邊界，搭建起各類智庫之間交流溝通的平臺，有利於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集智聚力，更好為黨政決策建言獻策。
另一方面，人民政協要更好履職盡責也需要借助智庫的外腦。在新常態下，政協要加強履職能力建設，打造首都協商民主的升級版，光練內功可能還不夠。大家知道，政協不論是政治協商、民主監督還是參政議政，都要靠獨到的思想靠見解，靠佔領思想高地，才能為決策建言獻策。為此，人民政協必須借力、借智、借外腦，必須打好用好智庫這張牌。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之處：“要拓寬中國共産黨、人民代表大會、人民政府、人民政協、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基層組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各類智庫等的協商渠道”，“不斷提高協商民主的科學性和實效性”，這為新常態下開拓人民政協與各類智庫的合作渠道，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指明瞭新的發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