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破利
期待放開壟斷行業經營權
記者：您提出政府放權的關鍵是要放“含金量較高”的實質性權力，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要不要放權？如何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尤其是行政壟斷領域？
遲福林：目前政府對“含金量較高”的實質性權力下放還不夠，這涉及部門利益問題，是下一步理順政府和市場關係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因為涉及一般性的權力已經在放，但涉及部門利益和行業利益的改革還遠不到位。
在壟斷行業上需要首先打破行政壟斷，並在競爭性環節上向社會資本放開，這方面目前破題還很不夠。期待十八屆三中全會下決心徹底減少政府對資源要素價格的行政審批和管制，推動壟斷行業的經營權向社會資本放開，尤其是在鐵路、電力、電信、郵政、石油等基礎領域放開市場、引入競爭。
記者：您曾提到目前政府自身改革的傾向並不強，甚至可能是一個減弱趨勢。當政府職能轉變涉及一些部委或官員利益時，怎麼“啃得動”？
遲福林：在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比較突出的情況下，迫切需要頂層推動，要有高層次的統籌協調，涉及利益調整和權力結構調整時，統籌考慮利益關係調整，拿出具體辦法，這一點特別特別重要。行政體制改革表面上是機構、人員、數量的增減，實質上是權力格局的重新調整。凡是涉及權力和利益調整的改革都是最難的，“壯士斷腕”就是政府自己向自己開刀。
改革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固化的利益格局，尤其是部門、地方和行業的“既得利益藩籬”。在利益格局固化尚未形成組織化形態的時候，改革還有窗口期。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最重要的是建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構。
記者：國務院最近成立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行政體制改革是不是也需要類似制度？您一直建議建立一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構，這會關係改革的成敗嗎？
遲福林：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都面臨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掣肘，其複雜性、深刻性、整體性、統籌性特點非常突出。只有建立自上而下的改革協調機制，只有上升到中央層面的設計和協調才能適應更深層次的改革。因此，在中央層面建立高層次改革協調機構，將為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創造重要的體制條件。
□談轉型
負面清單管理嘗試“小政府”
記者：總理強調，地方政府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要舍利為公，敢啃“硬骨頭”。如何才能破解政府職能轉變“上面動作大，下面打折扣”的“最後一公里”難題？
遲福林：地方政府改革首先要改變以GDP為中心的“增長主義”，需要改革行政管理體制、財政稅收體制、幹部選拔體制等。我認為當前能讓地方政府“舍利”改革的唯一前提就是改變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讓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激發市場活力。若非如此，讓地方政府放權很困難。
記者：2003年SARS危機時您就提出要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10年後的今天您覺得這個轉型處在什麼階段？
遲福林：我認為現在這個轉型正處在最關鍵時期，公共産品短缺正成為當前社會的突出矛盾。未來最重要的是要將經濟總量導向的中央地方關係轉變為公共服務導向的中央地方關係。在這一前提下才能理順中央地方關係，才能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責明確化、法定化、可問責。
記者：在您看來，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怎樣才能建成一個“小政府”或者説理想的政府？
遲福林：我認為正在上海自貿區試點的負面清單管理是一個大方向。我不贊成有人説我們不可能實現“小政府，大社會”。“小政府、大社會”的內涵是向市場和社會放權、激發市場和社會的活力、動力與合力，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主導作用，發揮社會組織在行業自律方面的重要作用。這方面還面臨很多新矛盾、新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