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年12月21日
嘉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教授劉俏
中國網：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于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舉行。會議全面總結了2023年的經濟工作，深刻分析了當前的經濟形勢，並對2024年的經濟工作進行了系統部署。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當前的經濟形勢？又該如何理解本次會議對於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同往年會議相比，今年的會議在表述上有哪些不同？釋放了怎樣的信號？就相關問題，中國網《中國訪談》欄目特別邀請到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教授劉俏進行分析解讀。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教授劉俏。 （攝影：鄭亮）
中國網：劉院長您好！首先今天非常高興也很榮幸能夠邀請到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劉俏：謝謝主持人。
中國網：前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進行分析時認為，我國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根本趨勢沒有改變，但與此同時也指出了我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些困難和挑戰。您如何看待這次會議對於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和研判？
劉俏：這次會議本身是在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節點召開的會議，它一方面對到目前為止整個經濟發展的情況做出了比較結論性的判斷，同時對明年，2024年整體經濟工作做出了非常仔細的部署，所以，意義比較大。
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來講，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其實一直面臨著新舊動能轉換的挑戰，中國經濟在過去，從1978年到現在，40多年時間，推動工業化進程，實施改革開放，保持很高的一個增長速度。但最近一些年確確實實看到因為工業化進程大致結束了，中國現在也面臨一個很大的全要素生産率增速上的挑戰。我們統計了一下，改革開放前三個10年，中國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速大概是4%以上。一般來講，生産率增速佔到一個國家GDP增速40%左右，所以有一個4%的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基本（就可以）保持10%左右的增長速度，這是比較合理的。
但2010年，中國製造業産值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製造業最大的國家，到目前為止，中國製造業産值佔全球將近30%的比例，是美國製造業+德國+日本+南韓製造業産值的總和，這種情況下工業化進程本身已經接近進入尾聲。按照産業演進的規律，生産率就降下來了，所以，我們確實看到過去一段時間，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從過往4%左右降到現在只有1.7%、1.8%這樣的一種平均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未來要保持經濟增長需要尋找新動能。這一點中央在二十大甚至在更早的“十四五”規劃綱要中都做出了部署，提出高品質發展。本身它的一個核心之義就在於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像中國這種情況，我們的增長是以全要素生産率增長來驅動的。從這個角度講，可能在過去一段時間，中國一直處在新舊動能轉化（時期），我們一直在尋找能夠在未來驅動全要素生産率繼續保持一個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的這樣新的一些發動機，新的動能。這一階段可能一直在進行之中，它有挑戰，特別是疫情，包括現在國內外環境的一些變化帶來很大的挑戰，但它的方向本身是很明確的，而且動能本身也處於在蓄積的狀態。
所以，我想高品質發展，我再強調一下，它的核心之義就是以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速來驅動的。在中國，我們講得比較多的潛在的新動能，舉個例子，像數字化轉型，數字經濟這塊，另外像碳中和。碳中和不單單是能源的變化，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講，它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這個過程中會帶來大量的技術突破，會帶來大量的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這將有助於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我們講製造業強國，講航太強國，戰略新興行業，講未來産業，這些的崛起本身也有助於推動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
我們強調改革開放的重要性，因為全要素生産率增長一般是兩個來源，一是技術進步，二是資源配置效率提升。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和高水準的開放，我們能夠為全要素生産率提升找到新的動力和新的來源。這種情況下，整個主題還是圍繞著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速，圍繞高品質發展來進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合這些終極目標，實際上想把經濟增長動能，推動全要素生産率進一步增長的動能進一步地挖掘出來，這些工作部署本身是圍繞著這樣一個終極目標來安排的。
中國網：可能不太深入研究經濟的朋友不太了解全要素生産率，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它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劉俏：驅動一個國家增長的一般有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要素投入很重要，比如我們每年增加多少的勞動力，每年增加多少資本投資。除此之外還有要素的使用效率，如果有更好的技術，更好的激勵機制，更好的經濟體制機制提供了更大的動力，同樣的要素投入會帶來更高的一個增長，額外的部分我們把它叫做全要素生産率帶來的，所以，你可以理解它是衡量要素的使用效率。同樣一個人，一台機器某種情況下只能産生五個單位産品，但如果全要素生産率比較高，就能夠産生更多的産品，更多和這個額外的部分我們歸結為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它基本上和技術進步有關，用更好的技術，更好的生産範式，使整個生産全流程中各個環節效率更高一些，這是一個來源。另外一個來源就是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同樣的要素可能放在它該去的地方能夠帶來更大的産出。所以，這兩塊就構成了全要素生産率的重要來源。
這三個加在一起之後就等於是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增速。我剛才講的全要素生産率一般來講，按今天的數據，在中國過去40多年的時間中它貢獻了將近40%左右（的增長）。但現在，因為我剛才提到的原因，我們高速增長階段快結束了，工業化進程、基建投資、房地産投資這個大週期已經進入尾聲了。這樣一來，勞動力投入和資本投入降下來了，對全要素生産率的依賴度就變得更高了。比如為了實現一個5%的增長或6%的增長，可能需要全要素生産率佔比能夠達到50%，另外兩個要素的貢獻就可以下降一些。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強調高品質增長不是簡單的靠要素投入，一定是和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長連在一起。我們強調高品質發展的核心之義是在於經濟增長主要是靠創新驅動的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拉動，是這麼一個簡單的在經濟學上的等價關係。
中國網：我想這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認識到這一點，提出了一些發展面臨的困難，並且也非常肯定了發展積極向好的一個方面。會議還對新時代做好經濟工作進行了規律性的認識，提到了“五個必須”，您能否談談您的理解？
劉俏：剛才我提到，其實在整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要保持一個可持續的、高品質的發展，在“質”和“量”之間有一個平衡關係。如果數量很大、速度很快，但速度背後沒有品質肯定是難以持續的。所以，回歸到最根本的硬道理，是高品質發展，需要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長。我們看未來培育的新動能當中，哪些是能夠有力推動中國未來全要素生産率增速的來源，這些則可能是未來一段時間工作的重點。
簡單講，這背後還是創新驅動，對創新的依賴。因為創新本身，技術進步本身是全要素生産率最可靠的來源，這塊可能是在規劃新一年的經濟工作時，應該説在過去幾年都特別強調的一點，今年把它放在首位。通過創新驅動來推動這些新的模式、新的動能、新質生産力出現，他們帶來大量的全要素生産率提升的空間，（使得）我們的增長其實是比較有品質的，同時是可持續的。這塊還是圍繞著全要素生産率增速這樣一個核心命題或者高品質發展這樣一個硬道理來部署。
中國網：我注意到這“五個必須”當中有一點是必須要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您對此作何理解？
劉俏：從經濟發展階段性上講，我們面臨一個挑戰就是新舊動能轉換，舊動能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已經失去它原有的這樣一種作用了。比如我們講大投資週期的時候，基建投資和房地産投資，這塊對資本形成、資本增長有很大的貢獻，它是要素投入。而現在需要靠全要素生産率的投入增長來拉動經濟。
中國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需要保持增長，到2035年，假如順利實現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意味著全世界有14億人加入到現代化人口序列裏面來。西方現代化發展到現在200多年時間，到目前為止進入現代化的人數是10億人，我們是要增加14億人。而且中國的模式本身有很強大的示範效應，（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因為）發展中國家進入現代化的很少，也缺乏供大家學習的一些模式。當然我不是説中國模式就一定是唯一的，但至少可以提供一個可以參照的模式。所以，我們強調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第一大特徵，它背後隱含了發展道路上的一個選擇，我們是通過高品質增長來拉動每人平均GDP，拉動每人平均生活水準、福祉，達到現代化。這背後我剛才提到的通過全要素生産率，通過未來的新興産業、新質生産力、新模式、新動能來驅動變得很重要。
同時，我們也看到，對過去制約我們經濟發展，制約我們生産力提升的這樣一些痼疾和結構性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決。本身它不單純是一個獨立問題的解決，而是解決問題過程本身有助於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增速，有助於釋放生産力。
像我們講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中國有很大的城鄉差別，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的2.45倍，現在農業的生産率是很低的，另外還有大量的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因為沒有戶籍身份，其自身對自己人力資本的投資和生産力的釋放是受到制約的。沒有戶籍就得不到平等的公共服務，就和有戶籍的城市居民之間在教育投資方面是有差異的，這種情況下潛力的釋放、生産率的釋放是有天花板的。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路徑，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其實是對這些制約我們生産率提升的結構性因素開始徹底改革。通過這種方式釋放出它的活力、生産率，最終還是回歸到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實現高品質發展。高品質發展本身和中國式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是環環相扣的，本身邏輯上是一個閉環，而且底層邏輯是高度一致的。
中國網：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於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要求是“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和前些年的“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相比，今年的會議似乎從更加側重於“穩”轉變為更加側重於“進”和“立”，這樣的轉變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劉俏：從工作的迫切性上來講，現在到了急需新動能、新模式、新業態出現的時候。剛才我提到現在工作最大的挑戰，其實和美國是一樣的，都是生産率增長不足所帶來的挑戰。因為我們全要素生産率現在已經降下來了，降下來的原因很簡單，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工業化進程即將結束，需要尋找新的推動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新動能。美國其實也是一樣的情況，美國在過去這麼多年，雖然有全世界最大的研發投入，也有相對來説最有影響力的原創研究和技術研究，但因為它確確實實已經完成了規模工業化的進程，它的大體量的産業很少了，所以，它的整體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率不足，只有0.7%、0.8%，最近幾年降到0.5%左右，這使得美國長期的增長率也就是1.5%-2%，這是美國的問題。西方現代化基本都面臨這個問題，完成工業化之後增長就會降下來，（因為）全要素生産率都降下來了。
我們現在全要素生産率增速也降下來了，現在降到2%以內了，我們國家的長期增長率如果要保持5%左右，那就需要我們的全要素生産率有一個V型（反彈），再彈回去，彈到2%以上甚至在2.5%以上的年增速。要想形成這樣的反彈，就只有靠創新，我想通過對創新的投入，通過對體制機制的改革、高水準開放工作的推進，能夠把這些推動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關鍵點找出來，把它的潛力釋放出來。我想中國是有可能走出一條和西方不太一樣的現代化路徑的，也就是完成了工業化進程之後還可能保持全要素生産率比較高的增速，最終保持比較高品質的一個增長，最終實現現代化。因為我們走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路徑，我們考慮的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們有大規模的産業，我們對制約現代化、制約全要素生産率提升的領域和痼疾“開刀”，願意改它、投資它，去解決這些問題。這個我剛才一再強調，這個路徑選擇本身，或者為什麼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本身是因為我們把提升全要素生産率，實現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作為經濟增長，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也就是以人民為中心的這樣一種發展理念的具體體現。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教授劉俏。 （攝影：鄭亮）
中國網：我們再來看看宏觀政策，這次會議對宏觀政策的要求是要強化宏觀政策的逆週期、跨週期調節，並且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的一致性，還提出要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這些要求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
劉俏：今年大家感受到整個經濟運作，基本面剛才我們已經分析過了，新舊動能轉換，但是對基本面的前景，我們是處於新動能在蓄積的階段，基本面是穩中向好，這個趨勢沒有問題。
但確實今年因為種種原因，比如疫情之後其實經濟要反彈是需要一定時間的，不是一結束後馬上就能見到效果。另外它有“疤痕效應”，疫情帶來很多後遺症，國際環境有一些大的變化，這種情況下我想可能信心不足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是大家觀察到的在宏觀經濟運作方面面臨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信心不足包括企業家信心不足，（就會導致）投資意願比較弱，或者對未來的新增長點、新動能的投資力度不夠。我剛才提到全要素生産率的增速和投資率是緊密相關的，投資率高，投資強度大，全要素生産率增速就會提升一些；信心不足，大家投資少，這樣我們推動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工作就會面臨一些壓力。消費也是一樣的道理，由於消費者的信心不足，（大家）可能對未來經濟發展前景、對目前收入情況預期走弱。
所以，2024年從宏觀政策治理角度講，我們講問題導向，結果導向，它應該從提升有效需求的角度入手。從提升有效需求的角度入手，信心變得很重要，怎樣能夠恢復企業家信心，恢復消費者信心，變得很重要。所以，我認為財政政策是可以做一些更大力度的發揮，因為財政政策的好處在於它可能比較容易做得精準，比較容易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直接去支援應該支援的這樣一些部門或者領域，通過這種方式能夠起到比較好的效果。
貨幣政策，今年貨幣政策相對來説比較穩健，但事實上存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的問題。即使央行增加流動性，但因為企業家信心不足，消費者信心不足，這些貨幣政策所釋放的流動性其實也很難流向實體經濟，流向具體的企業或行業、産業或個人家庭。這種情況下，短期看來，在有效需求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我會覺得積極的財政政策可能效果更好，力度更大一些。
我想大概從2024年對宏觀政策的表述上來講也體現了這個意思。2024年在宏觀政策方面財政政策的力度會更大一些，具體多大，明年兩會對這個體量規模會有一個大致的描述，但是我可能更關心的還是財政政策執行的方式，它的精準性，或者在創新政策的推出方面會不會有一些新的動作，我覺得這是2024年觀察經濟工作可以特別關注的一個點。
中國網：您提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今年具體的表述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措詞上和前些年一脈相承，但是又有一些細微的差別，在您看來，措辭的變化體現了怎樣的用意？
劉俏：加力就意味著財政政策體量和力度加大，這是我的理解，我自己感覺應該力度更大一些，像今年增加了1萬億的以特別國債形式發行的國債，解決今年因為自然災害帶來的一些開支上的需求。明年，特別國債，特別是長期限的特別國債的發行其實有很大的空間。美國的聯邦政府債已經是GDP的1.3倍，130%，突破了31萬億美元，我們國債大概只有25萬億人民幣，相當於GDP的20%左右。中國政府的信用跟美國政府不太一樣，中國政府信用基礎是非常紮實的，有資産支撐，有人民對政府的這種信任做支撐，而美國聯邦政府債都是信用債。
這種情況下我們適當地增加一些特別國債的發行，也不佔赤字口徑，但這部分資金如果投向比較精準，投向我們認為對恢複國民經濟到正常狀態所需要的關鍵領域，有助於恢復企業和個人消費者信心的領域，能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是我理解表述的問題。
我們希望看到，第一，總量，政策力度、總量明顯比今年有加大的趨勢；第二，它的具體執行方式，這些（政策）執行、精準抵達，通過什麼方式抵達到哪去，這塊有一些創新的舉措。比如現在我們講消費券的發行，講了很多年，不管是哪個群體，針對低收入群體還是針對全民都有很多討論，這裡面會不會有一些創新突破。比如針對小微經營者，給他們提供支撐，給企業家一些信心，這些（舉措）可以通過什麼方式體現出來，是減少稅負還是直接提供一些資金支援。再比如，我們講創新很重要，中國需要增加在基礎研究和研發方面的投入，在目前我們講到創新本身有很大的風險，不確定性很大，企業自身投資力度不足的情況下，宏觀政策、財政政策方面可不可以有一些傾斜，增加對基礎研究或者是應用型基礎研究的投入，通過財政的方式或者國債發行的方式來增加投入。這些都可以理解成是創新的一些政策舉措。我自己理解的話它是“先立後破”，找到一個可能起到明顯政策效果的做法來試試看，再把以前的做法推翻掉。這些都是我覺得未來講到2024年經濟工作時，透過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到的一些可能會出現的一些變化。
（本期人員：編導/主持：白璐；後期：劉凱；攝影：鄭亮；主編：鄭海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