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鄉：村裏來了照相的

如果沒有王勇的努力，那些長年奔走在中原大地的鄉村攝影師們，很可能會悄無聲息地老去，一如凋敝的鄉村，從而成為某個時期的口頭傳説。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他們一直默默服務於農民和鄉鎮居民。可是，這些攝影師卻幾乎從未進入過官方攝影機構的視野，從而被忽視、不被承認。

然而，由於王勇的新書《村裏來了照相的》的出版，他們陡然間集體出現在公眾眼前。 現年38歲的王勇，花了三年時間（2011-2014），橫跨河南、山東、安徽、江蘇，走訪了那些散居在這四省交界處的鄉鎮上的攝影師，完成了這部鄉村攝影師的口述史。

鄉村攝影師這個群體的形象，在公眾眼中是模糊不清的。但在王勇的書中，他們的形象清晰起來：卑微，勇敢，內斂。他們的光榮與哀痛也在影像中具體起來。

他們幾乎沒有攝影科班的教育背景。有人自學成才，有人跟父輩學藝，有人從西方傳教士那獲得得了攝技巧，還有人是從來華做生意的日本人那學會了攝影。

河南民權縣60歲的趙秀亭回憶説，他父親攝影是跟日人學的。“1930年，那個日本照相的從東北過來做生意，我父親12歲，跟著日本人幹雜活，六年後，他開了自己的照相館。”

可是，由於跟日本人學攝影這段歷史，趙秀亭的父親在1958年被判刑7年，進了監獄，罪名是“裏通外國”。1965年，父親刑滿釋放不久，又趕上了“文革”，吃了不少苦頭。

安徽亳州的李建興已經85歲了。他回憶説，一生最不好過的時候是1957被打成了右派後。“之前，我是一家國營照相館副經理，工資一個月45塊。 打成右派後，工資一個月只有23塊了。 當右派將近20年。生活困難，把孩子給人家一個。後來政府給我甄別改正了，才把孩子收回來，俺能養活得起了。”

像李建興一樣，這些鄉村攝影師們多數是1956年公私合營之後國營照相館中的一員。他們幾乎都到耄耋之年，正在老去。 王勇説，“這意味著我必須和時間賽跑，採集他們的歷史和故事。有幾個人，在我訪問後不久就過世了。”

王勇記錄的每一個故事，都是一個攝影師的一段私人生活。可是，當把這些個人的歷史片段串在一起，它們就構成了有關那個時代中國鄉村政治、經濟風貌的景象。

75歲的王懷明來自安徽利辛縣。他依然記得鬧饑荒時那令人心碎的一幕。“1961年，我到朱寨去給學校照相，是小學六年級的。我住大隊，好多死人都沒人抬啊，都是餓死的，有的一家人全死光了。董必武副主席來檢查，召開會議後，整個阜陽地區鬧荒的狀況大有好轉。不然還不知道要餓死多少人嘞。”

儘管生活貧苦，王懷明説，人們還是要照相，一般是證件照，會議照，而不是為了享受。因此，他還是每天要工作。“董老（董必武）到臨泉縣檢查，公司就是派我去的。應為我年輕，又是黨員。”

中原一帶有一種習俗，不留陌生人的照片，甚至燒掉過世家人的照片，長輩例外。王勇説，書中所有的照片，有黑白有彩色，還有的是手工著色的，都是從倒閉的照相館和舊貨市場收來的。

顯然，這些老照片是一筆非常珍貴的寶物。知名的攝影評論家、學者晉永權説，“它為今人打開了一扇意想不到的窗戶，通過它可以一窺過去了的中國鄉村生活。”

除了口述文本，該書還為讀者呈現了370幅鄉村攝影師拍攝製作的影像，以及鄉村照相館曾經使用過的手工繪製的背景布，自製的道具，以及攝影燈。

作為該書的主編，晉永權認為，“通過這些照片，我們可以看到，鄉村攝影師們一直在努力模倣官方宣傳照片的拍攝，從用光，到美學趣味到身體姿態到景觀想像。然而，在模倣的過程中，鄉村攝影師也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質和風格。”

王勇坦誠，他拍的第一張照片，“就是模倣的人民日報。”在這張拍攝于1998年照片中，“一個電工隊的隊長，像國家領導人似的左手叉腰，右手揮舞。那個時候，甚至連我這樣在電力局工作的人，都不知道一張好照片究竟該怎麼拍。我以為，那些在官方報紙上發表的照片就是好照片，所以才模倣。”

王勇自身是河南永城電力局的一名攝影師，曾拍攝報道過給人印象深刻的《俺河南人建國家大劇院》 以及《最後的之前民工》等。

然而，中國的鄉村的攝影師，並不僅僅是為農村人拍照片。最重要的是，“他們是鄉村影像的記錄者，是中國鄉村影像文化的塑造著，是中國影像文化歷史的底色，” 晉永權説。“他們教會了農村人如何審美，如何在鏡頭前微笑，如何擺姿勢，如何欣賞背景上的景色，等等。”

安徽濉溪的73歲攝影師營兆雲回憶説，那時農村人照相，不喜歡臉上有明暗光影，認為鬼臉才有陰影。他們喜歡照片是中國畫中那些神仙的樣子，又光又白。因此，“我一般會在他們臉上打平光。”

過去，攝影在農村是件大事，尤其是拍全家福。去照相館拍照時，一家老小會穿上最好的衣服，還要選一個好日子，

“照相像個重大儀式，”一個名叫“手牽手”的網友看了王勇的書後説。“1978年，我上小學一年級。一天下午，我媽媽突然來學校把我叫走了，説是要拍全家福，照相的到我們村來了。記得，照相機很大，有一個木架子，攝影師躲在布後面，手上拿個橡皮球指揮我們：別動，看這裡。然後，‘卡塔’一聲，他按下了快門。整個過程特別有儀式感。很懷念過去那些照相的日子。”

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沒有鄉村攝影師，很多農村家庭可能都不會有一張全家福。

然而，今天無處不在智慧手機，消解了儀式感和神秘感。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自拍。“攝影照相術本身擁有的神秘感和儀式感，以及相伴而來的對拍照結果的期待感，已經成為考古學意義上的中國鄉村的傳説，” 晉永權説。

在中國攝影史上，鄉村攝影師一直是個空白。攝影理論家吳鵬認為，王勇的書中有關他們為什麼攝影，怎樣走進了攝影的詳盡敘事，以及他們對鄉村攝影興衰的見證填補了這個空白。

最近，王勇在河南永城郊區建了一個“中原照相館攝影俱樂部”。俱樂部定期展覽農村人自己拍的照片，並舉辦攝影講座和培訓。他説，“我希望以俱樂部的形式，長久地留住那些以民間視角拍攝的影像，這對我們的後代很重要。他們可以從這些影像中了解到，我們是怎樣走到今天的。”

作者：文赤樺（新華社記者）

（以上圖片均選自《村裏來了照相的》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