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時間： 2017-03-22 | | 責任編輯： 馬雅蘭 | 來源： 中國攝影出版社
我覺得賀延光是做新聞攝影最有熱情，最有堅持，而且照相機時刻在手的一位攝影家。做紀實攝影他也同樣如此，沒有動搖過。而且他拍的東西特別有靈氣。從性格上來説他是非常堅持的，從來不妥協，對於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獨立的看法，獨立精神很強，就像國外的很多獨立自由攝影師。
他説學生要練的最大的一個能力，就是對一個事物的預判，包括對一個時代的預判。 ——宋靖
採訪 | 宋靖
被訪者 | 賀延光
“當年的新聞人物”
宋 靖：先從您開始拍照説起吧。
賀延光：我搞攝影也有一些偶然性，我上中學的那個年代，國家還很貧困，攝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沒有多少人家裏有照相機，有很多中國人到死都沒有被別人拍過一張照片，更別説去給別人拍照片了。但我們家那時有一台照相機，是在戰爭時期繳獲日軍的戰利品，還是一台德國照相機。後來我上中學的時候，我父親曾經用它給我們拍紀念照，那時還和父親學在玻璃上上光，那時就是玩。
到“文革”期間，紅衛兵大串聯。所謂串聯就是走南闖北，比如我北到哈爾濱，東到青島，南到上海、井岡山、韶山、武漢，走到哪我都帶著這臺相機和我七八個同學留影，完全是一個玩具。其實我在串聯的時候也碰到了很多事，比如在青島，在海邊棧橋那，搭了個大舞臺批鬥那時的青島市委書記張建濤，我現在都還記得他的名字，我們就在遠處看著，那時也沒有想到要用照相機去照，那會兒沒有這個意識。
又比如那時擠火車，擠得比現在春運還厲害，火車行李架上、廁所裏都擠滿了人，我那時是躺在座椅底下，但都沒有想到去拍攝，那時照相機完全就是一個玩具，純粹是“到此一遊”的工具。包括我之後去黑龍江插隊的五年，那段時光非常難忘，照相機也沒有起作用。那時我們收麥子，一麻袋160 斤，黃豆一麻袋200 斤，我那時17 歲，還要背著這比自己體重都重的東西踩著跳板上糧倉，實在是非常的辛苦。
插隊之後我回到北京，到工廠待了6 年，但照相機始終沒有起作用。那時別人認為賀延光懂照相、懂攝影，就是因為我給他們照集體留影，他們就認為我懂。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比如有一個地方要競選職業記者，有多少人要擠破頭啊。後來我在《北京青年報》當攝影記者，沒有人競爭，別人就認為賀延光會照相，給大家照過留影照片，別人都沒有照相機嘛。但在這之前我這照相機第一次發揮作用就是在1976 年四五運動。
我那時在工廠，每天都去，在那種情況下，突然想起照相了，原來這個鏡頭都是對準自己的，這個時候就非常偶然地開始知道關注起社會了。我那個時候還可以説不懂攝影技巧，比如説平常就知道光強點就光圈F8，快門1/125 秒，光弱點光圈就大點，這樣對付幾張闔影是沒問題的，但在四五運動中，我拍照時完全沒有什麼技術上的考慮，完全是在那種情緒的感染下，情不自禁地拍攝。之後很快四五運動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全國開始大清查。
之後我就被抓捕入獄，當年12 月我才被從監獄放出來，兩年以後我才被正式平反。平反的時候我成了全國的新聞人物，因為給我這個案子平反是在中央正式平反之前三四個月，四五運動還沒有平反，就先給我這個案子平反，所以它造成的影響非常大，我那時一下子就成了一個新聞人物，到處請我去做報告，部隊、學校、新華社、外交部。
“題材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拍到一張好照片”
宋 靖：從您的作品中能感受到很強的故事性，同時又能感受到事件背後那個時代的特點，您是在用紀實攝影的方法拍新聞攝影。那您有沒有在新聞採訪的過程中找到可以長期拍攝的紀實攝影的題材？
賀延光：有過，但不算多。由於我在報社工作，報社的工作節奏都特別快，使得我沒有太多時間來長期關注一個題材。不過我覺得拍攝獨幅照片同樣能夠深入地講故事，好的照片一定能夠一圖勝千言。
反過來，這些年的攝影比賽評選中出現的一個普遍問題就是攝影師的組照太多但品質較低，有的組照之間沒有邏輯聯繫，只是簡單的羅列，大有拼湊的感覺，我覺得這還是因為攝影師拍攝獨幅照片的功力不夠所致。因此，我建議年輕的朋友不要心急，應該把攝影的基礎打得扎紮實實的。
我以前有個認識上的誤區，看了國外攝影師優秀的作品後，就抱怨自己沒有趕上戰爭、災難等重大題材。但後來發現這是錯誤的想法，因為即使遇上戰爭和災難，怎麼拍也是個非常難的問題，你不能直接拍攝屍橫遍野的畫面，你要考慮怎樣表現才能讓讀者接受。如果你沒有平時拍攝和觀察的深厚積累，就算遇到重大題材也沒法很好地表達。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在1988 年，北京國際攝影周第一次把荷賽獲獎的攝影師請來給中國記者講課。當時在實戰拍攝時有一個學員帶了一隻很昂貴的300mm 長焦鏡頭，他很神氣，我們也很羨慕，但那個外國老師就讓翻譯對他説：“請你把這只鏡頭扔到水溝裏，我希望你用最一般的鏡頭拍出不一般的照片。”
回到教室後老師放他自己的作品，發現除了他拍攝的一些重大題材的新聞照片外，很多好的作品關注的都是生活中被人們忽略的小事。那次以後我才明白這些攝影師能夠在拍攝突發題材時拍出這麼好的照片，是因為他們平時拍日常題材就非常好，為他們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因此，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對於一個攝影師來説題材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拍到一張好照片。
“永遠無法忘卻的背影——SARS 病房”
宋 靖：對於您所説的一張照片沒辦法講清楚一件事這個認識，我與您的觀點一致。現在很多攝影師缺乏訓練，用一張照片沒辦法組織出一個故事，就像一部電影如何用一個鏡頭表現主題一樣，這都需要創作者的功力。在這裡想跟您談談《SARS 病房》這組照片。
賀延光：SARS 是2003 年的事情，當時我在醫院住了18 天。
宋 靖：當時很多人對這個病毒躲都躲不及，您卻還住在醫院18 天？
賀延光：對。SARS 事件的嚴重性在於，它是一種從未出現過的高傳染性高致命性的新型病毒。社會上開始恐慌起來，我們報社中午吃飯的時候，都要排隊喝板藍根，所有單位都這樣，然後所有的超市都被搶購一空，超市門口都堆著大米，居民排隊買。當時我也知道，因為限制不能報道，媒體也一直想辦法突破這個限制，一直到4 月中旬的時候，中央政府的壓力太大了，世界衛生組織一次又一次派人來調查，而且疫情的蔓延實在控制不住了，終於公開了疫情，媒體開始公開報道。但是當時的局面一塌糊塗，醫院也是很混亂，我當時就想醫院肯定是最前線的地方，我就找各種關係想要進醫院，最後接收重症患者的地壇醫院接受了我，條件一是每天在病房裏不能超過2小時，二是拍攝不能超過3 天，三是所有費用由報社承擔。這樣一來我就必須跟領導彙報，當時所有領導坐在一起開會，就希望醫院也能保證我的安全，但是我當時就不同意，醫院連自己的護士醫生都沒辦法保證安全，憑什麼要保證你一個拍照的人的安全呢？提這個條件別人肯定不接受，後來終於還是無條件讓我去了。一名常務主編把我送到地壇醫院門口，我就走進去，穿過隔離帶進入醫院的一段路有200米，當時我在樹蔭底下的心情跟有一年我去廣西拍“廣西大排雷”的心情很像，毛孔都豎起來了，一腳下去不知道哪是地雷，這次也是“地雷”，只是它不在腳下而是在空氣裏，名字叫SARS。
這個時候你説不害怕都是騙人的，但是我很快就調整過來了，因為接待我的是副院長，跟我簡單談了幾句，我就比較鎮定了，因為我想我雖然是來到離前線很近的地方，很危險，但醫生護士每天都直接接觸病人，那豈不是更加危險？別人都能在這裡，我還怕什麼呢！我當時跟副院長提出了一個要求，就是希望能把我當作醫院裏的護士醫生一樣，哪兒有情況都告訴我，我手機24 小時開機，因為我心裏很清楚，中國記者因為體制的不同在很多時候都被當作貴賓接待，記者的安全是第一，所以我提出這樣一個要求。另外一點就是，不是説我到了醫院就一定能拍到什麼，醫院被隔離成好幾個病區，你在這個病區，另一個病區也許發生天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所以我提出這個要求，就可以及時知道哪個病區發生情況了。
後來我為什麼能拍攝18 天呢？本來只允許我拍攝3 天的，但是我前3 天表現得很好，跟醫生護士一塊兒吃一塊兒住，他們還真把我當成自己人了，他們吃盒飯我也吃盒飯，他們不回家我也不回家，每天都在一起，到了第3 天從上面的領導到下面的護士都沒有人趕我走。但是到18 天的時候，報社提出説差不多可以出來了，因為醫院好幾名醫生都被感染了，報社領導擔心我的安全，所以讓我停下來。
在裏面拍攝的時候，也是需要尊重病人的，當時電影學院的謝飛老師也住進來了，我知道了之後跑到他的病房，看他戴著呼吸機，沒法説話，我就説：“我是中青報的攝影記者賀延光，我能不能給您拍些照片？”我為什麼要這麼説呢？因為我進了人家這個房間，不能説我是記者我想怎麼來就怎麼來，你在大街上可以，但是這就像到別人家，需要經過別人允許。後來謝導跟我點點頭，我就開始拍他，離他很近，他是電影導演，他知道我的鏡頭對著他會是什麼畫面，他也沒有説不同意。
也有遇到病人死去的時候，我拍了一張醫生大背影的照片，當時是在搶救一個病人，一個多小時也沒搶救過來。
宋 靖：那張照片很出名的，從那個背影都能聽見一種聲音。
賀延光：那張照片就是在一個早晨拍的，主治醫生給我打電話説馬上要去搶救一個病人，就在那間病房裏開始手術，人都沒有推出去。我過去看見醫生都戴著防毒面具，他們也遞給我一個，當時我已經穿了防護服戴了手套口罩眼鏡很多層了，再戴防毒面具我連照相機都看不見了，所以我就沒有要。那間病房很小，他們在對面做手術，我就靠著這邊的墻拍。
後來這張照片去展覽的時候，有幾個護士走到這張照片前就開始哭，還不是地壇醫院的，真是感同身受。
在抗擊SARS 的這個過程中，我真的是經歷太多故事了，有時候都很想寫一個劇本出來。當時謝飛出院以後，中央電視臺《藝術人生》還有《面對面》都分別採訪了謝飛，這兩個欄目我都看了，主持人都問過謝飛同樣一句話：“謝導，您是電影導演，您自己又親身經歷了非典，您想沒想過拍一部關於SARS 的電影？”謝導説得非常好：“不拍，要拍也是至少十年以後。”主持人就問：“為什麼？您有這個親身經歷。”謝導説：“現在拍？現在拍還不是歌功頌德。”一句話就給頂回去了。我一聽謝導這麼講話，我就想，太棒了這個導演。
後來電視劇講SARS 我看極不真實，電視臺還天天播。當時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播了幾個北京人到河北，住在一個小的招待所，老百姓知道是從北京來的人後，就把他們趕進去，誰也不能出來，然後把柴火玉米秸堆好，準備連人帶賓館一塊兒燒。
“如果真心喜歡這個職業，哪怕再困難也會堅持下來”
宋 靖：您在《中國青年報》一幹就是30年，對同樣從事攝影記者這份工作的後輩們，想説點什麼？
賀延光：現在學攝影條件好，起點高，通過網際網路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全世界最好的照片。我的一個看法，攝影是教不出來的，不是説你上了課，幾個研究生在那就可以，我們這種上課就是老師在教育方面給我們創造了一個條件，至於你能不能幹出來完全是你個人的事，你如果不幹的話肯定出不來，但是你幹的話也未必能出來。攝影是有它的魅力的，它的魅力之一就是你做了很多努力依然沒有成功。不是説你自己做了很多努力，這次做採訪一定能拍一張最棒的照片，不是！你做了很多努力去拍，你都準備好了，但你想像的東西可能還是沒有出來。因為客觀上就是沒有，要不然就是你的位置，你的位置就是沒有那個記者的位置好，這個是你沒有辦法的。但是現在我們看一個記者也不是只看一兩張照片。要學攝影，它的前提條件就是我們學攝影的人要內心喜歡這個行當，才能學進去。所以學攝影一定要喜歡它，喜歡它和被迫喜歡的效果是兩碼事，內心對於這個行當的追求是不一樣的。有這種追求的人不會太計較利益上的得失，當然記者這個職業的收入也是不太富裕的，如果是真心喜歡這個職業的話，哪怕再困難也會堅持下來的。
我覺得要從事這個行業的話，第一是要喜歡，第二是要明白這個行業的挑戰性，正是因為這種挑戰性使得這個行業更加有魅力，第三是攝影記者面對社會的變化應該要有敏銳的判斷力和預知能力。社會的變化充滿著劇烈的矛盾，而這對攝影師來説正是一個機會，因為好的紀實攝影作品和藝術電影一樣需要矛盾衝突和戲劇性，而這個社會本身擁有戲劇性的東西太多，太值得我們去記錄。近年來中國吸引了許多外國的記者，為什麼？因為中國的題材太豐富，但是有很多題材我們自己沒有感受到。前年荷賽的獲獎作品《中國製造》就是一個外國攝影師拍攝的深圳的工廠，我們自己覺得工廠打工有什麼好拍的，但是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來看待這個現象，是很有意思很深刻的。
所以我認為一個好的攝影師，熟練掌握攝影技術是前提，更重要的是學識，除了上學學來的知識外，更要盡可能地通過各種途徑了解社會，比如書、報紙、電影等。要盡可能多地了解和提煉前人的經驗和教訓，積累越多拍攝照片時就越輕鬆，就能夠判斷什麼時候按快門。因為現今這個時代，按快門成了最簡單的事。而什麼時候按快門成了最複雜的事，你按下快門那一瞬間所記錄的畫面能不能感染你的讀者，這才是最重要的。此外，我覺得現今已不是能夠靠一兩張照片就能夠成名的時代了，由於攝影有機遇性，有時運氣好也能拍到好照片，而一個好的攝影師不論拍什麼題材都能體現出一定的水準，因此需要很多作品才能評判一個攝影師的功力。
內容摘自《中國紀實攝影家成長實錄》（上卷）較原文略作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