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蔑禮法而崇放達，越名教而任自然” ——劉向華“城市山林”的當代物語
劉向華
畢業于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環境藝術設計係
畢業于北京服裝學院藝術設計係
獲環境藝術設計方向碩士學位
中央民族大學美術學院環境藝術設計系主任講師
兼任中央美院藝術工程部藝術總監
創建流向藝術設計工作室
劉向華的“城市山林”系列傢俱裝置一個層面的意義是向早在中國魏晉時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所彰顯的超逸放達的精神致意；另一個層面的意義在於對“和為貴”的中國文化傳統以及對“和諧”的社會現實的追問。而其裝置作品中那些穿透書本的利刃的兇狠以及“濠濮觀魚”的樂趣又透露了中國知識分子徘徊于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文化宿命。其所提供的方式和手法又揭示了人類造物作為一種適應環境的生存方式所展現的文化根性。
園林，又稱城市山林，城市山林一詞，頗有意味：城市是繁華的，卻往往又是嘈雜的，如同人世的逐求可能同時亦意味著作繭自縛一般；而山林二字，卻勾勒出了一種超乎功利之外的宇宙間和人性中本真的淡泊、自在與闊大。城市和山林兩個詞所構成的這樣一個二律悖反式短語意味著一種看似不可能的、幾乎是信手拈來的結合、融合，並最終達到真實的和諧的狀態，這種輕鬆自然的、和而不同的方式及其所營造的自在的和諧狀態正是劉向華的“城市山林”系列傢俱裝置向人們所展現的。
在美術院校一直從事著中國傳統園林及民族環境藝術教學與研究的劉向華亦身處嘈雜的城市，並懷著一份城市山林的夢想。中國造園一脈相承的出發點也可謂核心觀念就是促使人與自然的親和，即中華文化傳統的“合和”觀。“合和”概念被中國傳統文化的儒釋道所通用，並成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從而成為中國文化的傳統。文化傳統決定著傳統文化（具體樣態和形式），劉向華的“城市山林”系列傢俱裝置不僅僅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具體樣態和內容）的重新審視和詮釋，更是在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對中國文化傳統和人文精神深入疑辨與反思的結果，這個結果包含著三個層面的意義。
一、超逸和放達
其一，“城市山林”系列傢俱裝置向早在中國魏晉時就已彰顯的超逸放達的人文精神致意。這種致意體現在其率性而富有靈氣的構造方式、狂放張揚的“全金屬外殼”和直接表達結構的真實自然的形式及其所蘊涵的放達的內在觀念和氣質上。這種可以上溯至莊子“逍遙遊”的精神由魏晉時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彰顯于中國漫長而壓抑的思想史。阮籍、嵇康的超逸放達是看清了專制的前提是人與人的不平等，人與人的不平等造成對於絕大多數人人性的壓抑、扭曲和每個人出於生物自我保護本能的極度自私。封建專制和權利對於人性的壓抑和扭曲在諸如《滿城盡帶黃金甲》和《投名狀》這類人們所熟知的通俗易懂的大片中有著很好的詮釋。這種人性壓抑和扭曲下極度自私的個人功利計算是現實的，所謂現實既包括空間向度上的局部性也包括時間向度上的短期性。這種現實的計算幾乎可以不顧一切地逐求個人功利最大化的結果。信仰、原則、尊嚴、真理乃至常識在必要的時候都是可以輕鬆地象一個有氣無力的屁一樣被放掉的東西，也就是説專制其存在本身除了本能的個人功利最大化計算之外是不講多的道理的。並且，封建專制促成人普遍的奴性，奴性的先天特徵就是本能的個人功利最大化計算中態度的虛偽與手段的卑鄙。封建專制下普世奴性的社會其信仰、原則、尊嚴、真理乃至常識可以隨時準備為不同層級、不同集團的利益需要犧牲、扭捏作態或提供説辭。
“蔑禮法而崇放達，越名教而任自然”，“放達”是超越算計而返還純真，“自然”是拋棄壓抑而回歸人性，這種生命內省和自在的功夫是一門深淵的學問，是中國文化傳統真正的價值所在：深深地進入自己，了解自己，而能夠對自己這樣一個生命真有辦法，才可避免和超越了不智與下等。這種在美學趣味上具有魏晉風度的生命覺醒後的超逸和放達在劉向華的“城市山林”系列中以一種出人意料的近乎于超現實的方式呈現出其沉靜而犀利的面容。
二、和而不同
其二，“城市山林”另一個層面的意義在於對“合和”的中國文化傳統以及對“和諧”的中國社會現實的發問。
西方文化似乎衝突性更大，而中國文化則調和的面貌更顯著，國人時常自詡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乃在最能調和，使衝突之各方相容並包，共存並處，相互調濟。促進交流與理解包容的調和自然有其積極的意義和價值，這需要肯定。但調和有沒有限度？調和平衡的狀態雖然是人們美好的期望，卻掩蓋不住諸多的問題。
衝突是時變，要求調和乃萬世之常，所以就要克制、容忍甚至壓抑以避免衝突而時刻保持和諧嗎？萬物皆流，時變是時時變。要求調和乃萬世之常也僅僅是要求，是期望，是理想，只有在時變的現實角力與制衡中，才能在實質上、在客觀結果上接近調和。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合和思想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和而不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所謂“和”作為一種理想的結果本身並沒有什麼不好，問題是這樣一個理想的結果不能靠壓制或強迫産生，並且也是壓制和強迫不出來的。和諧是不允許任何爭鬥的全體一致?還是一種“和而不同”的生動局面? 《國語•鄭語》記述了史伯關於“和”的論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 認為陰陽和而萬物生，完全相同的東西則無所生。一味調和會變質為回避問題，掩蓋矛盾甚至在是非面前麻木不仁。也就是説和諧才有生命力，絕對同一沒有生命力，不可持續。表面上的和氣是一種回避和躲閃，回避和躲閃是因為沒有擔當。一團和氣中人們日趨分散和自危，大家在現實生活中都學會了掩藏自己的真實想法和感受，保持沉默或無關痛癢不著邊際的扯淡成了普世的行為規範，人們之間積蓄著深刻的猜忌和怨恨，社會潛伏著深層的信任危機和心理危機。因此，所謂可持續發展，應該特別重視“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規律。按照這個規律，和諧的基礎，不是消除對抗性衝突後實現的全體一致，而是消除對抗之後多元共存的局面。這多種事物在和合的關係中保持著原有的個性，而不必捨棄個性，一刀切成一堆齊刷刷的火柴棍兒。可見“和”中包含了不同事物的差異，矛盾多樣性的統一，才能生物，才能發展。這是中國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也和世界普遍認同的“多樣性”有異曲同工之妙。
遺憾的是，在中國歷史上，崇尚不同的意識，遠遠不及祟尚不爭的意識來得普遍、強烈、深入骨髓。“和而不爭”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和而不同”的問題卻常常被忽視，於是，和諧理念悄悄地演變為片面的不爭理念。其實，沒有“和而不同”做基礎，片面的“和而不爭”是不可持續的。和諧要求的不爭，不是絕對服從、萬馬齊諳，而是不搞對抗，不把非對抗性矛盾弄成對抗性衝突。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不同的聲音和利益訴求都充分表達出來，然後尋找某種建設性的途徑化解矛盾。這就是和諧要求的不同。大眾普遍壓抑狀態下表面上的同一性或者一團和氣並不是所謂的和諧社會，回避問題，掩蓋矛盾，壓制聲音，取消制衡本身就是和諧社會最大的敵人。
劉向華的“城市山林”系列傢俱裝置中，“和而不同”的悠久而深刻的觀念和智慧以一種機智並略帶反諷的後現代表情打破了中國城市化進程及新的文化建構過程中由一系列既定的（顯在的和潛在的）邏輯、程式、規則、默契等構成的理性計算所規定的這個由僵化刻板並趨同的日常生活所充斥的世界，而向剛剛能夠豐衣足食並想找點樂子的中國人開拓並展現了一片植根于優秀的中國文化傳統（不是傳統文化）的世界：不銹鋼水龍頭所構成的椅子扶手，淋浴器所構成的椅子靠背，而同時由洗菜盆構成的椅子又是個魚缸；廚房裏的鍋蓋做的荷葉，浴室裏淋浴花灑做的荷花和蓮蓬；水暖管件和洗菜盆製造的羅漢床及其上內置電腦的炕桌；以及那兩個怪模怪樣的鍋爐液面指示計和波紋補償器構造的翹頭書案等等。各種在人們日常思維定勢裏不相同不相干的東西“和”在一起生成了一個新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又延續著中國文化傳統的文脈。這種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對現代工業批量複製産品的信手取用實際上提示了真的“和”的觀念和智慧是“和而不同”，它強調構成共同體的各個元素保持自己的特徵、個性、獨立、尊嚴和自由。
對於現實社會和社會現實而言，因為“和而不同”，所以真的“和”是在社會契約（法律和道德）內積極交流、碰撞、甚至交鋒並最終相互作用，相互制衡而産生的客觀結果。這個結果與標語口號、宣傳鼓噪沒有關係，它只作為社會多方共同達成並接受的社會合力作用的客觀結果而真實地存在。為了得到這個結果，為了真的達到“和”的狀態，一個文明的社會唯一可以做的只是為它創造條件，那就是建立一個提供並維護社會多方力量在社會契約內公開公平交流、相互作用、制約制衡的機制，這就是民主的社會機制。現代民主制度是實現“和而不同”的必由之路。在現代社會，沒有民主就沒有和諧。在和諧社會的總要求中，第一條就是“民主法治”。今天，人們都在呼籲要尊重多元、寬容差異，這也是“和而不同”的起碼要求。尊重多元和差異不能停留在觀念上，必須轉化為制度機制。民主不僅是不同聲音和訴求的表達機制，而且應該是遵循民意解決多元利益矛盾的裁決機制。民主的社會機制下嚴格的社會契約促成真實的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在這種交流中有底線（社會契約）的人性自然的伸展，以及基於上述人性自然伸展所形成的基於人性的相互理解和包容，民主的社會機制下社會多方共同達成並接受的嚴格的社會契約才能使人民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實現公平正義等目標，整個共同體才能充滿活力，才能夠創造一個真實、快樂、和諧的世界。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民主制度是在西方文明的産物，它需要一些特殊的社會文化條件為支撐。比如，它把各種力量達成的均勢平衡看成是常態，而不希望任何一方擁有壓倒性優勢；它是一種以準對抗性形式來解決非對抗性矛盾的模式，為了防止形式的對抗轉變為實質的對抗，它設置了一整套法律的、道德的、社會心理的底線，等等。這一切，決定了我們在本土文化土壤中建立健康運轉的民主機制並充分實現其“和而不同”功能的過程中，不能夠忽視幫助形成建立現代民主制度的文化建設，這是基礎、是土壤、是根本，劉向華的“城市山林”系列傢俱裝置正是對上述思想及其所對應的社會現實的回應。
三、歷史與宿命
其三、“城市山林”裝置作品中那些穿透書本的兇狠利刃以及“濠濮觀魚”的生命個體樂趣又透露了歷史進程中中國知識分子徘徊于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文化宿命。
翻開一部二十四史，一回回王朝的專制與瓦解、一幕幕殊死的傾陷與謀戮歷歷在目，告訴人們精密的計算才有活路。以史為鑒，人們越來越聰明，隨之人性壓抑與扭曲的登峰造極也就再所難免。率性、坦誠、自然、真誠在中國社會幾乎都是不成熟的表現。透過歷史和現實人們看到：信仰、原則、尊嚴、真理、甚至真實乃至常識和最基本的人性都可以變成幌子、擺設、手段、工具、説辭乃至兇器。這個民族為何總是這麼嚴肅而毫無浪漫，因為現實的個人功利計算當然是絕無浪漫可言的。一種信仰的神話破滅之後社會不得不急速切入現實的物質逐求，但卻掩蓋不了社會在信仰的神話破滅之後所留下的巨大心理陰影和精神真空，乃至這個民族文化根本上的軟弱和無力。
劉向華的“城市山林”系列傢俱裝置中那些兇狠的利刃無情地穿透了書本和文字、體統和斯文、歷史和現實，一個民族人性光輝的一面長期被壓抑與扭曲時，人性本身連同其社會、歷史、哲學、藝術、文化都可以成為幌子、擺設、手段、工具、説辭乃至這個民族自殘的利刃。中國園林藝術中一再被提及的源自《莊子•秋水》“濠濮觀魚”的典故在“城市山林”系列傢俱裝置中被續寫，而“魚”不在“濠濮間”，卻是身處鋼鐵玻璃所構成的冰冷壓抑的現實。做一個有文化的人應當置身於傳統之中進行思考，“城市山林”系列在當代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現實中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和聲音訴説著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宿命。
四、造物的文化根性
此外，就造物方式和手法而言，我們注意到“城市山林”系列傢俱裝置基於當下城市的環境現實，其作為人口、生産力、物質資源同時也是污染源和廢棄物高度集中的一種環境現實，並將這種環境現實中人類的生活方式所産生的種種隨處可見的金屬潔具、廚具、閥門機械設備等現代工業批量複製産品進行主動錯置和誤讀式的創造和再生。這種基於當下日常生活“就地取材”的主動錯置和誤讀的方式錶面上類似于後現代思維亦或解構主義，但它其實演繹了漫長的人類造物文明中的一個潛在規律，劉向華在其撰寫的《少數民族環境藝術概論》一書中將其解釋為人類造物作為一種適應環境的生存方式所展現的文化根性，並認為這種人類造物的文化根性源於生態學中生物適應環境的規律。劉向華的“城市山林”系列以藝術的手法揭示了具體的時空環境條件下人們真實的生活方式，並展現了一種源於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基因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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