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西夏——孫壽嶺作品展
展覽時間：08.05.25-06.25
展覽地點：杭州將軍路56號大翰畫廊 台灣積禪50藝術空間
展覽前言
我第一次到甘肅武威，看到孫老製作的西夏瓷器，就感受到與南方瓷器的巨大差別。以龍泉，景德鎮為代表的南方瓷器講究工藝精美，風格細膩；而西夏瓷器則古樸大氣，圖案不加修飾，渾然天成，完全是製作者情緒的抒發，它們也留露出非常成熟的手法。西夏瓷器有自己獨特的審美情趣和製作工藝，整體風格又非常顯明，同時，每個製作者的手法也會被保留下來。
我們身處南方，崇尚精緻的藝術屬性，現在看到西夏瓷器這樣不修邊幅大氣作品，被它深深的吸引。
孫壽嶺老先生以畢生的精力研究西夏文字和陶瓷，在當代他也是第一個把泥活字展現給世人的人。西夏文明是否真的已經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 孫壽嶺先生的研究和藝術活動告訴我們，應該重新審視西夏文明的文化價值，學習和傳承那些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在當代的多元文化體系中，稀缺的就是價值。
薛中
回望西夏——孫壽嶺先生專訪
雕塑中國網記者 張書彬 王道傑
雕塑中國網記者（以下簡稱記）：您個人最初是怎麼對西夏文化産生興趣的？是怎麼契機促使您去研究西夏文明？
孫壽嶺（以下簡稱孫）：因我是一個文物工作者，研究本國、本地歷史文化、文物是自己的本職工作，西夏是已經滅亡了的神秘王國，是中國西部地區以党項羌族為主體民族建立的國家，是我國的一部分，又是我的家鄉。愛國首先要愛家鄉，為了了解家鄉的神秘歷史文化，必須去研究它、懂得它，研究它昔日的文明是應盡的責任，這就是我研究西夏文明的原因。
記：現在國內以及世界上對西夏文化的現狀怎麼樣？你感到滿意嗎？
孫：現在國內外研究西夏的人隊伍不斷擴大。雖西夏國在中國，上世紀50年代前研究西夏文化歷史的主力卻在國外，上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的研究隊伍逐步壯大。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以後，發生了逆轉，國內的研究人員不斷增加，徹底改變了西夏在國內，研究在國外的狀況。近幾年已有數百人的研究隊伍。
記：對於西夏的文字解讀，真正明白的能讀懂的沒有幾個，您又怎樣看待文字這個問題？您有沒有想過向更多的人去傳授西夏文，讓我們可以去體會那些曾經逝去的美麗的文字？
孫：西夏文字是中國已滅亡了的少數民族的神秘文字，它是我國歷史文化的組成部分，研究它、解讀它是為了研究這個已滅亡的神秘王國歷史、文化的興起、發展壯大，滅亡的神秘史。否則是中國多民族文化史中的一個缺憾。
以前河西學院向我提出並邀請，設一個西夏班，學中國史、西夏史、西夏文字。我願意為他們教西夏文字 ，但後來校長調了，此事擱置了。南昌佛學院曾提出要我去教和尚學西夏文，研究西夏文佛經，具體事宜未談，不了了之。以後再未想過這個問題。
在美術學院書法係也可設“西夏文”這一門文字學，漢字不但有正、草、隸、篆、甲骨文、鐘鼎文、石鼓文等，而且有被滅絕近千年而又復活的西夏文字，讓今人觀賞、認識。如可實行，在全國可數首創,實為一件樂事。特別是歷史系學生更應多了解一些，認識西夏文，對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有重要作用。
記：您2007年曾應中國美術學院的邀請，赴杭州、景德鎮等地開展學術交流、文化研討等活動。在40多天的講學和學術交流活動中，您把西夏文化帶到了大學校園、博物館和各種文化場所，使更多人認識了西夏文化，了解了西夏曆史。您認為當代人應該用什麼樣的眼光去對待這段歷史才能更好的去理解西夏文明？特別是在校大學生。
孫：我認為，當代人應該把西夏文化看作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的智慧結晶，它雖然失去了它的實用價值，但它和漢文字正、草、隸、篆、鐘鼎文、甲骨文一樣，有極高的藝術性，欣賞性，特別是西夏文，人們又把它稱為天文，是吉祥的象徵。
記：請具體談一下，展覽中這些瓷器的具體製作過程。
孫：這批瓷器是在景德鎮製作的，首先篩選了技術好的、中等的、下等的三種廠作為製作場地，每一個廠中的瓷泥、釉料、火候，都進行試燒，選擇最接近西夏瓷質感的廠進行燒制。製作過程：（1）、拉坯（2）、修坯（3）、上（噴）釉（4）、畫花（5）、剔刻（6）、燒制。這批燒制出瓷器與西夏瓷的不同點：（1）、釉料生硬，光亮度高；（2）、胎質發青。形成一種冷色調。
記：通過這個展覽您想取得什麼樣的效果，達到怎樣的目的？
孫：通過這次展覽，使中國南方的人乃至國外諸多人士也能認識了解西夏瓷器的特點、製作方法及其在我國瓷器發展史中所處的地位。
關於孫壽嶺老先生的介紹
孫壽嶺先生，甘肅文博界考古專家，著名西夏文學者、泥活字研究專家，國內屈指可數的西夏文書法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禪林學術委員、顧問,被譽為“中國泥活字第一人”。
1943年，出生於武威市一個農民家庭。
1962年，從武威師範畢業，在古浪縣文化館工作期間，他到處求學西夏文，將前人翻譯的著作逐字逐句對照，收錄自編了西夏文小字典。
1986年，因工作成績突出被調到武威市博物館工作。
1988年，武威新華亥母洞發現了一批西夏文佛經，孫壽嶺前去整理，經過潛心研究，他考定其中有一本《維摩詰所説經》下卷是西夏仁宗（1140-1193）時的泥活字版本。《中國文物報》等報刊先後發表了孫壽嶺的研究成果。
1988年3月，經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組織鑒定，確認其為西元12世紀中期的活字印刷本，應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由此，在中國早期印刷品文物寶庫之中，又增添了一件珍貴的已經法定確認的活字印刷本。
對於活字印刷的爭論十分激烈，並由此開過世界的學術會議。而孫壽嶺堅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斷，他從武威出土的這件文物認定，中國才是泥活字印刷的鼻祖。為了拿出更有説服力的證據，他根據北宋沈括所著《夢溪筆談》中關於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的記載，選泥、制料、刻字、燒制，排版印刷，用自家做飯的土爐子燒制泥活字，一千多個日日夜夜，在煙熏火燎中經受了一次次失敗的考驗。最終，成功印出了《維摩詰所説經》（下卷）。這一成功，以確鑿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是活字印刷的發明國。世界著名西夏學專家史金波先生説：“關於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中國有文獻記載，但缺乏早期印刷實物。因此，尋找早期活字印刷實物，並進行科學論證成為國內印刷界專家們的重要任務。其中孫壽嶺先生是用力最勤、成果突出的一位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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