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説，一部浩如煙海的人類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漫長的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級到高級的石文化史。人類的祖先從舊石器時代利用天然石塊為工具、當武器，到新石器時代的打制石器；從營巢穴居時期簡單地利用石頭為建築材料，到現代化豪華建築中大量應用的花崗岩、大理石裝飾材料；從出土墓葬中死者的簡單石制飾物，到後來的精美石雕和寶玉石工藝品；各種石頭始終伴隨著人類從蠻荒時代，逐步定向現代文明，直至久遠的未來。古今一切利用石頭的行為及其理論，就構成了石文化的基本內容。從這個意義上説，石文化現象不分古今、中外，是全人類所共有的。 

　　賞石文化則是人類石文化現象中的一個重要分支，其基本內容是以天然石塊(而非石製品)為主要觀賞對象，以及為觀賞天然奇石而，總結出來的一套理論、原則與方法。因此，其發展歷史要比廣義的石文化史要年輕得多，晚得多。而且由於東、西方民族在歷史和文化背景方面的顯著差異，東方賞石文化與西方賞石文化是分別經歷了各不相同的發展道路而形成的，其內容和特色在許多方面也截然不同。一般來説，東方賞石文化比較注重人文內涵和哲理，有比較抽象的理念和人格化的感情色彩，其觀賞主體(自然石種、天然石形)往往豐富多彩，甚至可隨心所欲、因人而異；而西方賞石文化則比較注重科學和歷史的內涵，有比較直觀、明確和科學的理念，其觀賞主體常以各種動植物化石和多姿多彩的礦物晶體與標本為主。因此，可以這樣認為：東方賞石文化實際上是東方民族傳統文化(感情、哲理、信念和價值現)在現賞石領域中的反映與延伸；而西方賞石文化則主要是某些科學、技術的基本知識在具觀賞價值的自然物(石頭)方面的展示和印證。 

　　中國是東方賞石文化的發樣地。在以自然奇石(而非石製品)為現貨對象的話動方面，中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的，至少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春秋時代。據《闊子》載：“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現焉。”其實，遠在此前的商、周時代(西元前廿世紀)，作為賞石文化的先導和前奏——賞玉活動就已十分普及。據史料載：周武王伐封時曾“得舊寶石萬四千，佩玉億有萬八”。而《山海經》和《軒轅黃帝傳》則進一步指出：黃帝乃我國之“首用玉者”。由於玉産量太少而十分珍貴，故以“美石”代之，自在情理之中。因此，中國賞石文化最初實為賞玉文化的衍生與發展。《説文》雲：“玉，石之美者”，這就把玉也歸為石之一類了。於是奇石、怪石後來也常躋身寶玉之列而成了頗具地方特色的上貢物品。《尚書·禹貢》曾載：當時各地貢品中偶有青州“鉛松怪石”和徐州“泗濱浮磐”。顯然，這些300O多年前的“怪石”和江邊“浮磐”都是作為賞玩之物被列為“貢品”的。很可能這就是早期的石玩，即以天然奇石(而非寶玉或石雕、石刻製品)為觀賞對象的可移動玩物。 

　　隨著社會經濟的進步，園圃(早期園林)的出現，賞石文化首先在造園實踐中得到了較大的發展。從秦、漢時代古籍、詩文所描述的情景得知，秦始皇建“阿房官”和其他一些行官，以及漢代“上林苑”中，點綴的景石頗多。即使在戰亂不止的東漢(西元一、二世紀)及三國、魏晉南北朝時代(西元三一六世紀)，一些達官貴人的深宅大院和宮觀寺院都很注意置石造景、寄情物外。東漢巨富、大將軍梁冀的“梁園”和東晉顧辟疆的私人宅苑中都曾大量收羅奇峰怪石。南朝建康同泰寺前的三塊景石，還被賜以三品職銜，俗稱“三品石”。南齊(西元五世紀後葉)文惠太子在建康造“玄圃”，其“樓、觀、塔、字，多聚異石，妙極山水”(《南齊·文惠太子列傳》)。1986年4月，考古學家在山東臨肪發現北齊天保元年(西元550年)魏威烈將軍長史崔芬(字德茂，清河東武人)的墓葬，墓中壁畫多幅都有奇峰怪石。其一為描繪古墓主人的生活場面，內以庭中兩塊相對而立的景石為襯托，其石瘦峭、鼓皺有致，並配以樹木，表現了很高的造園、綴石技巧。這幅壁畫，比著名的唐朝武則天章懷太子墓中壁畫和閻立本名作《職貢圖》中所繪樹石、假山、盆景圖，又提早了100多年。可見，中國賞石文化早在西元二世紀中葉的東漢便開始在上層社會流行；到南朝(五、六世紀)，已達相當水準。 

　　西元六世紀後期開始的隋唐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繼秦漢之後又一個社會經濟文化比較繁榮昌盛的時期，也是中國賞石文化藝術昌盛發展的時期。眾多的文人墨客積極參與蒐求、賞玩天然奇石，除以形體較大而奇特者用於造園，點綴之外，又將“小而奇巧者”作為案頭清供，復以詩記之，以文頌之，從而使天然奇石的欣賞更具有濃厚的人文色彩。這是隋唐賞石文化的一大特色，也開創了中國賞石文化的一個新時代。曾先後在唐文宗李昂、武宗李炎(九世紀初、中葉)手下擔任過宰相的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是當時頗有影響的文人墨客和藏石家。李德裕建“平泉山莊”，其中的怪石與奇花異樹在當時就極負盛名，號稱各地奇石“靡不畢致”，而奇石品種之多，僅有名號者既達數十余種。李德裕“平泉山莊”和詩人王建的“十二池亭”在造園藝術和景石，點綴方面，都達到了很高水準。大詩人白居易不僅有許多賞石詩文，他的《太湖石記》更是反映唐代賞石盛況及文化水準的代表作之一。白居易在文中最早介紹了古代賞石品級的分等情況。他首先記述了好友、逐相牛僧孺(封號“奇章郡公”)因“嗜石”而“爭奇聘怪”，以及“奇章公”家太湖石多不勝數而牛氏對石則“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的情形，接著稱讚了牛僧孺藏石常具“三山五嶽、百洞千整……盡縮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的妙趣；最後還介紹説：“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乙之中，丙之下’……等。在白居易眼裏，牛僧孺實為唐代第一藏石、賞石大家。 

　　宋代(十世紀中葉至十三世紀末)是中國古代賞石文化的鼎盛時代，北宋徽宗皇帝舉“花石綱”，成為全國最大的藏石家。由於皇帝的倡導，達官貴族、紳商士子爭相效尤。於是朝野上下，蒐求奇石以供賞玩，一度成為宋代國人的時尚。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如米芾(字元漳)、蘇軾(號東坡)等賞石大家，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蘇舜欽等文壇、政界名流都成了當時頗有影響的收藏、品評、欣賞奇石的積極參與者。宋代賞石文化的最大特點是出現了許多賞石專著，如杜紹(字季陽)的《雲林石譜》、范成大的《太湖石志》、常懋的《宣和石譜》、漁陽公的《漁陽石譜》等。其中僅《雲林石譜》便記載石品有 116種之多，並各具生産之地、採取之法，又詳其形狀、色澤而品評優劣，對後世影響最大。又據南宋趙希鵠的《洞天清錄集·怪石辨》載：“怪石小而起峰，多有岩岫聳秀、嵌之狀，可登幾案觀玩。”足見當時以”怪石”作為文房清供之風已相當普遍了。 

　　以書畫兩絕而聞名於世的北宋米芾(字元肆)是11世紀中葉中國最有名的藏石、賞石大家。他不僅因愛石成癖，對石下拜而被國人稱為“米癲”，而且在相石方面，還創立了一套理論原則，即長期為後世所沿用的“瘦、透、漏、皺”四字訣。其實當時癖石者甚眾，米芾只是其中之一罷了，“愛石而癖”絕非米氏所獨鍾者。據文獻載：“米嘗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加以美名，入室終日不出。”當時有位監察使叫楊傑的，“知米好石廢事，往正其癖”。但正當他老先生振振有詞地教訓米芾時，“米徑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狀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米舉石宛轉翻復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左袖。又出一石，疊峰層巒，奇巧更勝，楊亦不顧，又納之左袖。最後又出一石，盡天畫神樓之巧；又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徑登車去。”這個故事十分生動有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米家奇石多小巧玲嚨、富於山水畫意的天然特色，和當時上層社會愛石、藏石的濃厚風氣。 

　　元代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均處低潮，賞石雅事當然也不例外。大書畫家趙孟 (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是當時賞石名家之一，曾與道士張秋泉真人善，對張所藏“水岱研山”一石十分傾倒。面對“千岩萬壑來幾上，中有絕澗橫天河”的一拳奇石，他感嘆“人間奇物不易得，一見大呼爭摩娑。米公平生好奇者，大書深刻無差訛。”這一時期，在賞石理論上無大建樹。 

　　明清兩朝(十四世紀中葉以後)是中國古代賞石文化從恢復到大發展的全盛時期。在這數百年間，中國古典園林從實踐到理論都已逐漸發展到成熟階段。明代著名造園大師計成(字無否)的開山專著《園冶》；明·天年間王象晉的《群芳譜》；明·李漁的《閒情偶記》；明·文震亨的《長物志》等相繼問世。他們對園林堆山疊石的原則都有相當精闢的論述。“一峰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長物志》)之説，至今仍是‘小中見大’的典範。明·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論·異石論》，張應文的《清秘藏·論異石》，尤其是萬曆年間林有麟圖文並茂、長達四卷的專著《素園石譜》等，更是明代賞石理論與實踐高度而全面的概括。林有麟。不僅在《素園石譜》中繪圖詳細介紹了他“目所到即圖之”、且“小巧足供娛玩”的奇石一百一十二品；還進一步提出：“石尤近於撣”、“蕪爾不言，一洗人間肉飛絲雨境界”，從而把賞石意境從以自然景觀縮影和直觀形象美為主的高度，提升到了具有人生哲理、內涵更為豐富的哲學高度。這是中國古代賞石理論的一次飛躍。 

　　清·沈心(乾隆年間人，自號“孤石翁”)的價怪石錄》，陳元龍的《格致鏡原》，胡樸安的《奇石記》，梁九圖的《談石》，宋的《怪石讚》，高兆的《觀石錄》，毛奇齡的《後現石錄》，成性的《選石記》，王 的《石友讚》，諸九鼎的《石譜》和谷應泰的《博物要覽》等數十種賞石專著或專論，共同把中國傳統賞石文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長篇小説《石頭記》(即《紅樓夢》) 的出現，北京圓明園、頤和園的建造，從一定意義上説，都是賞石文化在當時社會生活與造園實踐中的生動反映。 

　　近代中國的賞石專著以民國初年章鴻釗的《石雅》和三、四十年代王猩酋著《雨花石小記》，張輪遠著《萬石齋靈岩大理石譜》最為著名。其中章氏《石雅》首次應用了近代科學的一些觀點，對我國傳統賞石文化與西方賞石文化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比較和分類論述；張輪遠的《萬石齋靈岩大理石譜》雖然主要論述的對象只限于雨花石和大理石兩類石種，但其“靈岩石質論”、“靈岩石形論”、“靈岩石色論”、“靈岩石文論”、“靈岩石象形論”，以及其等次、品級劃分與理論，實為各類觀賞石種所普遍適用的原則，與今人論及天然奇石的四大現賞要素“形、色、質、紋”一説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代中國賞石文化在海峽兩岸近年來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最主要的標誌是各種賞石展覽、專業展館、學術團體和專著書刊的大量出現；其勢有如雨後春筍，呈現一派欣欣向榮的繁華景象。專門經營石頭的生意也應運而生並空前繁榮起來，在許多地方還逐漸形成了一門新興的産業。 

　　據筆者估計，全國各地現有各種愛石、賞石、奇石、石玩、石藝、山石、雅石、盆景方面的群眾性學術團體，大大小小當在1000個以上；許多省(市)還形成了省(直轄市)、市(地區、州)和縣(區)三級學術團體網路，如廣西、廣東、湖北、江蘇、浙江、上海、河南、四川等等省(市)。台灣省內幾乎各縣、市都有這種團體。南京、武漢、廣州、上海、柳州、桂林、南寧、梧州、宜昌、洛陽、鄭州、北京、天津等一百餘個城市，都有許多官辦或民間的專業石展館，其中尤以南京中華奇石館(以雨花石為主)，武漢中華奇石館和柳州八桂奇石館、柳州魚峰石玩精品館等三十余家專業石展館最有影響。賞石專著、畫冊、報刊和資料彙編等多達數十種。其中影響較大者，有桑行之等編輯的《説石》，李雪梅主編的《中國古玩辨偽全書·石玩篇》，賈樣雲撰寫的《中國收藏與鑒賞·中國觀賞石之收藏篇》，劉水編著的《南京雨花石》，袁奎榮等編著的《中國觀賞石》和趙有德主編的《柳州石玩精品》(共三輯)以及劉翔編著的《石玩藝術》等。台灣省內近年賞石著述頗豐，在大陸可見到的以蔡丁財的《石之美》、《台灣石頭的故鄉》和張豐榮的《雅石銘品欣賞》較有影響。 

　　現代中國賞石文化與活動，海峽兩岸當前都面臨著商品化和傳統賞石理論的繼承與發展兩大課題，並且圍繞著這兩大課題，正在賞石界引發著一系列的爭論。 

　　其一是：奇石(或雅石、石玩)是否應該商品化?反對者説：商品化動軌為錢，已屬不雅，更有悼于賞石的傳統和本意，贊成者則以為：只有商品化才能使賞石文化及活動得以在更大的範圍內普及、交流與發展，這是大勢所趨。 

　　其二是：一些人認為：中國傳統賞石理論“太抽象”、“太玄”、“不夠科學”，因而主張向“國際”(實指西方)賞石理論靠攏，促其實現“科學化”。而反對此説者則指出：東西方的文化傳統和背景本來不同，中國傳統賞石理論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內涵和含蓄、浪漫、富於想像力為特色，與歐美西方以各種礦石、化石等科學標本為主要觀賞對象的直觀性賞石活動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兩者根本不能互相取代或“靠攏”，就如油畫理論不能取代國畫技法，西醫無法理解中醫的陰陽、氣血、性味、經絡、脈象理論一樣，大可不必把人憂天或妄加褒貶。 

　　上述這種分歧，加上賞石者各自知識結構和經歷的差異，反映在觀賞石的分類這一重大問題上，當前國內大致有三種基本主張：一為傳統的以産地和觀賞特性為分類依據，如太湖石、黃河石、靈壁石、英德石、墨石、黃臘石、彩霞石等稱謂；持此論者多以園林工作者為代表。二為按現代地質科學的岩石分類理論來劃分觀賞石種，如石灰石、方解石、礫石、沙岩、頁巖、玄武岩、花崗岩等等，持此論者常以地礦部門人士為代表。三為按美學、畫論標準來劃分觀賞石種，如景現石、象形石、抽象石、造型石、圖案石、工藝石等等；持此論者多為文化界和受文化界人士影響較大的準文化界人士。此外，還有許多人常持混合型的分類方法，即信手拈來，各取所好，隨意性更大；持此態度者不僅人數不少，且社會成分複雜。這種“論出多門”的狀況，充分反映了當代中國賞石理論正處在一個繼承與發展的激烈衝突、並逐步走向自我完善的新階段。 

　　廣西是中國當代賞石文化比較普及、比較發達的省(區)之一。柳州市在某種意義上，又是廣西賞石活動的先驅。當然，這主要得力於柳州附近的奇石資源特別豐富，石種較多，而且在歷史上起步較早。唐代著名文學家、想家、政治家柳宗元在“山多人少”的柳州任刺史期間，整日“與木石為徒”，就曾發現柳州近郊龍壁山“有秀石可硯”，並將其饋贈遠在千里之外的好友劉禹錫。明代著名地理學家徐霞客看到柳州的山川怪石，也十分為之傾倒，在其《遊記》中記述甚詳。解放後，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柳州園林部門便開始以當地盛産的山石為材料製作盆景，經廣州交易會出口國外。七十年代初又較早克服“文革”的干擾，在國內率先恢復生産，把當地盛産的類太湖石、花石和鐘乳石等加工、配座，製成“石玩”産品參加廣交會，並因連創佳績而轟動一時。隨著園林部門在本市陸續舉辦的一系列石展和比賽，柳州市民賞石活動也逐漸蔚然成風，終於在八十年代走向全國，並先後到香港、新加坡、日本、泰國等地舉辦展覽。柳州市現有石玩愛好者近萬人，自發組織了四個全市性的群眾學術團體和十余個單位級的基層團體。其中以園林部門領導的“柳州市奇石研究會”會員人數最多、實力最強、影響最大，並曾主持評選、認定了柳州市首批石玩藝術名家、藏石名家和一百餘件地方名石。在1994年“第二屆中國賞石展”中，全國23個省(市)133個代表團參展，柳州市就有480件作品獲獎，佔獲獎‘總數的63％，充分顯示了它的實力和水準。在賞石理論方面，柳州人根據他們對天然奇石“形、色、質、紋”四大觀賞要素的認識，提出“一個完整的石玩作品，必須做到‘形、色、質、紋、座、名’六者互相協調統一”的審美原則，得到了國內外許多同行的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