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2014年3月9日下午兩點，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學術報告廳舉辦了當代學術開放講堂第四講，主題為“在西方書寫中國歷史”。這次邀請的主講人有著名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金安平、鄭培凱以及鄢秀，榮新江擔任學術主持。據主辦方廣西師範大學介紹，史景遷的兩部中文新譯版作品《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已經出版，還有一部《改變中國》預計下月出版。
論壇開始前，主持人宋曉霞老師對五位嘉賓做了簡要的介紹。史景遷是著名的漢學家，曾受教于溫切斯特大學和康橋大學。1965年獲美國耶魯大學博士學位，現為耶魯大學教授、歷史系和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他把學術提升到了美的範疇，以獨特視角書寫中國歷史。金安平是美籍華人，亦是史景遷的夫人，早年畢業于密執安州立大學數學系，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中國思想史的博士學位，現任教于耶魯大學歷史系。鄭培凱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協辦中國文化中心主任及教授，他與央美頗有淵源，2005年時應潘公凱院長邀請在美院舉辦過兩場講座。鄢秀教授于香港城市大學任語言翻譯與研究教授。學術主持榮新江現任教于北京大學歷史系，擔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這次學術沙龍主要以對談方式進行，主要分為四個部分：鄭培凱對話史景遷，金安平揭秘史的研究過程，榮新江對話鄭培凱，以及鄢秀教授介紹新譯本。
一、鄭培凱對話史景遷
鄭：您為什麼會對中國歷史産生興趣，是怎樣進入中國歷史寫作領域的？
史：在我六歲時閱讀到一本中國藝術史，裏面涉及到關於中國畫筆墨的介紹，後來在二戰時期我對中國産生了英雄式的崇拜，便對中國歷史産生了興趣。在研究過程中有兩位老師給過我很多啟發，其中有一位提示我關注中國歷史中的“老生常談”，從不同角度觀察可以得出不同的想法。在60年代初，我受房兆楹先生指導，對康熙産生了濃厚興趣，於是開始研究中國近代史。當時故宮博物院遷臺，許多材料都藏于台中。在房先生的幫助下，我有幸接觸到故宮許多塵封檔案，包括康熙的朱批奏折，這些對我早期的研究都大有裨益。
鄭：您的中文老師是誰，是如何學習中文的？
史：耶魯大學在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後應戰爭需要成為了重要的中、日文訓練基地，我到那裏時已經轉型為和平時期對於中文的運用階段。現在的中文教學屬於純學術，與早期的訓練有很大差異。
二、金安平揭秘史的研究過程
金安平和史景遷曾在不同時期受教于房兆楹先生。史景遷早期曾受到房先生的指點，後來，當金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時候，房先生受邀在哥大講課，也給了她很多指導。並且金的祖父也曾給房先生上過課，或許正是由於這些緣分，最終金安平與史景遷走到了一起。金安平還分享了史景遷在研究中國歷史時告訴她的一件趣事。史景遷對康熙此人此事深有共鳴，原因在於在翻閱康熙所批奏折時發現：康熙也是在成人後才學漢語讀漢字，康熙奏折上的朱批，把‘密’字寫成了蜜蜂的‘蜜’。
金先生還提到，史景遷在閱讀以及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如果有新的發現會非常興奮。但是在寫作時又是另外一種狀態，他不能忍受任何干擾，完全沒有時間概念，進入到一種旁若無人的境界。
三、榮新江對話鄭培凱
榮：您為什麼推廣史先生所寫作的這套書？它對中國歷史的研究領域有何啟發及指導意義？
鄭：我1970年去的美國，赴美之後發現在台灣的學習方式與美差別很大。台灣老師在授課過程中會給學生一種無所不知的感覺，他們所講的都是真理。但是美國的老師不一樣，我第一次請教史老師，他告訴我他也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邀請我共同討論。這種啟發性的教育方式提示我帶著批判精神從事研究，並且應該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歷史不是千篇一律的，你可以對它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在70年代，正史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現在可以僅作為一種參考材料。並且，生活史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也很重要，歷史中的每個個體都值得被尊重。作為老師，只需起到點撥和啟發的作用，讓年輕人自己去發展自己。
史先生在書寫中國歷史時，有一種世界觀貫穿其中。他把歷史對人的影響以及個人的相關看法與歷史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敘事方式。
四、鄢秀教授介紹新譯本
鄢秀指出，史先生的書非常精彩，因此在翻譯過程中難度更大。首先由於書中涵括的歷史材料浩如煙海，許多甚至取材于歐洲絕密的檔案館，因此譯者需具備紮實的文史功力。其次史先生文筆精妙，在翻譯中如果理解不到位很可能産生誤差，甚至意思截然相反。這次的新譯本就糾正了以往版本中的諸多錯誤。最後史先生引用了很多中國文史資料，如皇帝詔書等，譯者需要找到原始的一手資料才能還原文獻。
鄢教授還認為譯本除了給不懂英文的讀者一個閱讀史先生著作的機會外，還具有自身的獨特生命力，並且提供了許多珍貴的中文文言一手資料。
在講座最後，榮新江先生為諸位學者的發言做了總結，這次對話系統地圍繞史景遷教授的新書做了梳理和介紹，令觀眾受益匪淺。在宋曉霞老師向諸位學者及與會者表示感謝後，論壇圓滿結束。講座完整視頻將於近期在藝訊網發佈，錯過現場的觀眾敬請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