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藝術中國-中間美術館藝術漫談系列第5場在中間美術館舉行。本次沙龍邀請了美術批評家王端廷、策展人兼展洲國際藝術區藝術總監黃梅以及美術史博士顏榴，圍繞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以及中國對國際藝術品的收藏問題，展開漫談。
王端廷：相比于舊表現主義，新表現主義在表達途徑上更顯抒情和模糊
王端廷從藝術批評和藝術發展史的角度，對新表現主義和舊表現主義作了一定的對比分析，借此明確了新表現主義的風格獨特性。舊表現主義産生於1905年，當時主要有德國和法國兩個分支。兩者雖然在形象的刻畫上有所變形和模糊處理，但都是在呈現某個或者某些具體的形象，並借這些形象以及相應的藝術語言表達藝術家自身的內在情感。在這一點上德國和法國舊表現主義有著一致性，但是相較于法國以野獸派為代表的表現主義重視覺快感而言，德國的舊表現主義更注重表達陰暗、痛苦甚至醜陋等“世紀末情緒”。王端廷認為，表現主義自誕生之初，就有著一定的國際性，發展到20世紀70、80年代的新表現主義之時已呈現出國際化特點。作為一種國際性藝術風潮，新表現主義在義大利被稱為超前衛藝術，在法國被稱為自由具象，在美國被稱為新繪畫藝術。新表現主義是對70、80年代興盛的極簡主義以及後現代觀念藝術的反撥。在藝術風格方面，新表現主義比舊表現主義在表達方式上更為含糊和抒情，完全打破了舊表現主義的情感單一性。
Anselm Kiefer（基弗）, Die klugen Jungfrauen , 1996, Holzschnitt, Schellack, Acryl, Papier auf Leinwand aufgezogen, 421 x 371 cm
顏榴：新表現主義繪畫比舊表現主義更為抽象，給人以強烈震撼
作為一名藝術史博士，顏榴結合自己在德國的留學經歷，談起自己對表現主義藝術的認識。她認為表現主義風格的繪畫無論在創作本身還是作品方面，都給人以極大的心靈震撼。她在中美美術學院讀書期間，曾經見過王玉萍的創作過程，此時記憶猶新。到德國之後，從德累斯頓到慕尼黑，巴塞利茲和基弗的作品都給了她很大的藝術啟示。她認為新表現主義與舊表現主義相比，更為抽象，表達的情感更為痛苦、病態甚至醜陋，這是德國人對二戰乃至整個德國歷史的反思。藝術家在此主動承擔起了歷史反思者的任務，起到了先知的歷史作用，對於整個人類文明的危機有著極大的預示作用，不僅如此，而且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家在藝術創作上亦有著出色的表現。相較於此，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雖然也有一部分藝術家追隨表現主義的路線，模倣其風格和理念，但是給人的震撼效果卻不如德國新表現主義強烈。藝術家願不願意承擔歷史反思者的角色，至關重要，這取決於藝術家個體的認識以及修養。顏榴認為，中國當前的藝術品收藏和美術教育狀況不容樂觀，對藝術品的欣賞有賴於良好的美術教育，而且需要“靜下心來看”。
Georg Baselitz（巴塞利茲）, Birke Russisches Schulbuch, 1975, Öl, Leinwand, 250 x 200 cm
黃梅：藝術品收藏不應先考慮藝術家身價，要有獨特的藝術眼光
作為此次德國新表現主義大展的策展人，黃梅更多談論的是中國藝術品收藏的狀況。她認為與西方相比，中國的藝術品收藏略顯功利。西方的繪畫大師，經常在初期不知名的情況下就已經得到畫廊的扶助，其作品得到一定的經營；而中國的畫廊首先考慮的是畫家的名氣及身價，顯得急功近利。她認為好的藝術品收藏家必須要有獨到的藝術眼光。在此次表現主義大展所展出的作品中，除了基弗、伊門多夫等老牌新表現主義大師的作品外，密斯等年輕新表現主義藝術家的作品更顯當代，黃梅認為密斯是一個繪畫天才，在藝術成就上甚至超越了基弗等老牌藝術家。黃梅認為目前中國的藝術領域不夠國際化，中國當代藝術家的藝術品只在華人圈子中得到收藏，而沒有真正走向世界，而且中國現在的藝術品市場存在著很大的泡沫成分。中國的藝術品收藏家對國外的藝術品並不十分感興趣，黃梅認為這是因為中國人對西方藝術特別是新表現主義藝術的認識程度不夠，要想解決這個問題，美術知識的普及很關鍵，這有賴於中國當前的藝術教育。（文\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