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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9年故宮博物院接收外國人文納的第一筆捐贈至今，已有近800人給故宮捐贈了3萬餘件文物，故宮藏品由此變得豐富而系統。遍覽如今被鐫刻在故宮景仁榜上的捐贈者的名字，讓人不禁浮想，這一個個的名字背後，有著什麼樣的故事？這橫跨70餘年的捐贈史背後，又蘊藏著什麼？
梁金生是為數不多的可以回答這些問題的親歷者。從內蒙古插隊回來到故宮當一個普通的泥瓦工，再到管理著逾百萬文物的故宮文物管理處處長，梁金生在故宮裏已經工作和生活了30餘年。除了保管百萬有餘的文物，梁金生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把故宮散落在民間的國寶徵集回宮。所以在二十多年中，他親眼目睹了文物的聚聚散散，也見識了國人文物觀念的變遷。不妨讓我們聽梁金生談文物聚散離合的命運，講文物捐贈背後的故事。
捐贈潮
2005年4月28日，曾作為清代后妃的居所、康熙帝的誕生之地的景仁宮迎來了新的使命。這一天，在面積並不算大的景仁宮的墻壁上，鐫刻此前近70年中向故宮捐贈個人藏品的所有捐贈者的姓名的工作終於完成，名曰景仁榜。榜單上，王世襄、史樹青、馬衡、鄭振鐸、章乃器、朱家潘、陳半丁等在收藏界如雷貫耳的名字悉數在列。
個人捐贈文物是從1939年文納開始的，回顧72年的歷史，梁金生説：期間有三次高潮，分別為從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時期和“文革”結束落實政策時期。
1949年，新中國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贈高潮也為之到來。彼時，經過長久戰亂的中國正處於百廢待興之時，隨著新政權獲得人們的日益認可，文物捐贈也異常踴躍。根據鐫刻在景仁榜上的名字統計，僅僅1950年的捐贈就達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而接受捐贈的基本為故宮博物院。
梁金生説，這時候的捐贈者的心態最為複雜。有的是出於對新政權的感恩，有的出於保護文物的拳拳之心，當然也有一些是出於積極表現的心態。從捐贈者成分來看，文物專家、文物商人是主體。
“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宣德大王”孫瀛洲、學者鄭振鐸、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馬衡等，都是捐獻大家，他們所捐文物不僅數量龐大，而且極其珍貴。
在收藏界，張伯駒傾囊收藏、無私捐贈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幾經週折以4萬大洋的價格收藏了西晉陸機的《平復帖》；1946年他將公學衚同的一所宅院賣給輔仁大學，再加上妻子潘素變賣的首飾，湊成黃金二百四十兩，從玉池山秀老闆處購得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而從郭世五處購買的李白書法《上陽臺帖》和唐寅《蜀官妓圖》，僅定金就6萬大洋；范仲淹手書《道服讚》也花費了他110兩黃金。
然而，1956年，為收藏這些字畫而傾家蕩産的張伯駒，又一舉捐贈了《平復帖》等8件國寶級書畫，包括《平復帖》、《遊春圖》在內的國寶級文物，現均為故宮館藏。
作為一個知名的政治活動家和實業家的章乃器，也將收藏作為重要的業餘愛好。定居北京之初，因為時間充裕和此前做實業所積攢的殷實財富，到1954年捐贈之前，章乃器的個人收藏已經積存了三個房間，且門類相當齊全。
鄭振鐸從故宮派了六位專家來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開的所有櫥櫃中，精心篩選了一個月，共選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宮館藏的青銅器商代毓祖丁卣、亞父乙簋、西周奪卣、春秋越王劍、清代竹雕饕餮紋鼎，以及邢窯白釉瓶、龍泉窯青釉五孔蓋瓶等珍貴精品。
公開的資料顯示，那段時間，個人除了捐贈給故宮的珍貴藏品，後來包括國家博物館等機構的受贈文物也數量不少、價值不菲。
藏品故事
每件藏品的背後，都有一個難忘的故事。梁金生曾接手了一件國寶級文物——由天津潘大衛的母親捐贈的“大清乾隆禦制琺瑯冰箱”。
説起這件文物的來龍去脈，頗為曲折。1966年的“破四舊”浪潮，是年8月波及到天津潘家。紅衛兵們在頃刻之間，就席捲了大量的古玩字畫，並砸碎了很多珍藏瓷器。與大批字畫一同被查抄的，就包括這對國寶級文物琺瑯冰箱。這藏品是潘大衛的外祖父在上世紀30年代經由徐世昌的弟弟介紹，耗費3500大洋的鉅資買下的。當時購買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文物外流。
然而落實政策後，大部分被抄文物被退回，卻少了那對琺瑯冰箱。“少了哪件都行，就是不能少了這冰箱”，當時潘家甚至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國家的重視，不要讓國寶流失到國外。幾經週折，直到1985年，琺瑯冰箱才終於在北京東城區委黨校的地下室裏被找到。
認領物品時，潘母當即決定將這對琺瑯冰箱捐贈給國家，捐贈手續也於是年的11月6日完成。當時故宮為潘家頒發了捐獻證書和一萬元獎金，但他們拒絕收錢，幾番來回之後，故宮還是派人將錢送到了潘家。就是這國寶，曾在1999年故宮博物院入藏文物精品大展中引起轟動。潘母的一個決定，讓一件國寶級文物就這樣永遠留在了故宮，讓世人得以瞻仰。
令梁金生感動的，也正是這種沒有雜念、不慕財富的捐贈者。潘母捐贈的時候，距離“文革”結束已近十年，當時政策也允許個人收藏文物。試想一下，這國寶級的文物如果在市場上交易，價值會怎樣？
新時代
1992年，對中國收藏市場來説，是一個新紀元。這一年，一場由北京市政府組織的文物拍賣會開幕，這在當時被認為是改變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的標誌性事件。此後，拍賣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並日漸紅火。
然而，當文物價值通過拍賣等形式逐漸得到承認的時候，卻直接帶來了兩個後果：文物價格的上漲速度超出想像；個人捐贈的數量越來越少。讓梁金生體會尤為深刻的，則是徵集文物難度的日漸加大，捐贈人數的日趨減少，以及捐贈物品品質的相對下降。
1995年，梁金生代表故宮競拍宋代張先的《十咏圖》，600萬起價的一幅畫，經過多輪舉牌，最後以1800萬的高價，將這件國寶留在了故宮。“當時如果不是因為代表故宮，可能還會有人舉牌，因為知道我是代表故宮競拍，所以旁邊的人當時都在喊‘就給故宮吧’，這樣後來才沒有人舉牌。”想起這段往事，梁金生至今還頗為感慨。
此後，梁金生經手回購的藏品還有1996年沈周的《倣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和2003年的隋人書《出師頌》，二者分別以600萬元和2300萬元的價格成交。
然而，作為一個由國家撥款的事業單位，故宮卻常受制于經費，許多曾經從故宮流失的文物，也不能放開了去競拍。
而徵集經費，雖然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一萬元增加到1000萬元左右，但對於回購徵集已經被市場熱炒成天價的故宮舊藏，依舊是杯水車薪。與此同時，被炒高的市場價格，也讓一部分收藏者欣喜異常，一定程度上也在抵消收藏者的捐贈可能。
以價值為衡量準則的商業社會，使過去七十餘年裏的捐贈文物高潮，仿佛有著一股戛然而止的跡象。
“那麼，在商品社會，捐贈會不會就此中斷？”我有些擔憂，梁金生説不會，大的藏家在晚年大多數都會選擇將藏品奉獻給國家。對於文物，這是最好的保護方式，也是文化的最佳傳承方式。不過，梁金生也承認，“如今捐贈者的確是越來越少”。
回看故宮及中國70餘年文物捐贈史，張伯駒的幾句話可謂最好的注腳：
“予生逢離亂，恨少讀書，三十以後嗜書畫成癖，見名跡巨制雖節用舉債猶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則是予所願也！今還珠於民，乃終吾夙願！”
章詒和在其著作中曾厘清了一個錯誤認識，即在收藏從單純愛好變成一夜致富的行當之後，人們關注張伯駒的價值，往往是停留在他獻寶行為的本身。章詒和認為，富貴一生、清平一生的張伯駒，演示的是一個“人”的主題，一個中國文人的模樣和心情。也正因如此，張伯駒一代的群像，才讓後人難以望其項背。
往者已矣，在頗為複雜的當今社會，或許世間再無張伯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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