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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西的街道名稱，眾所週知，南北向是中國各省的省名，東西向是國內各種城市的名稱：北京路、南京路，九江路，安吉路……國內的城市這麼多，取捨的依據不知道是什麼，似乎也不是按照大小。但基本上大城市都在，有些顯然和中國革命史有關，像延安路、大渡河路、婁山關路。開發浦東的時候，主事者不知為何沒有刻意延續這個傳統。其實浦東的道路，大可以用世界各國城市名稱來命名。那麼，上海就名副其實成了眾城之城。一座包含了所有城市的城市，一座所有城市的鏡像。
這麼想問題，顯得上海雙年展做城市館這件事情有點宿命。上海雙年展這麼多年來，一根筋地死磕城市這個議題，也順理成章到了有點宿命。其實，貌似宿命的東西都是因為邏輯強大到了隱形。上海在中國近現代史中，特別是城市化進程中，長期扮演著中國城市化實驗室的主要角色。這個角色一直到很晚近才被深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分擔。同時上海也是市民社會最早成熟的地方之一。文化上所謂的海派，在我看來是由兩個面向組成的，第一就是極強的吸納包容能力，其次務實地考慮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關係，考慮藝術和接收者的關係。
通常來説，一個老外來到上海感覺舒服，沒有北京所給人的那種威壓，沒有廣州那種強烈個性化的嶺南地方文化的難以融入。老外在上海可以從小人物做起，遊刃有餘，樂不思洋。這是上海的巨大優勢，人們在這裡容易變得比較正常。不會動不動就拿國家民族大義來上綱上線，不會把所有問題提前意識形態化，這樣就比較不容易動肝火。
在“國際”（inter-national）的語境裏面，人們是比較容易興起民族主義情緒的。參與者動不動就互相指責對方搞霸權，指責對方蔑視自己的傳統。小生意問題很快會被上升到國家民族尊嚴的層面的討論，搭起一個誰都下不來的意識形態臺階。所謂文化交流也常常如此，一旦在國際層面談論，總是過早地與尊嚴和面子接駁。
“國際”層面的文化交流，總歸有點像奧運會。其實，威尼斯雙年展這類大型國際展覽的出現，和現代奧運會、世博會的興起，基本上是同一時間段，都是在19世紀殖民主義建立起全球秩序之後，展示這種全球秩序的裝置。國際藝術雙年展，如果靠向奧運會和世博會模式，當然很容易成為文化代言。一旦在文化代言的層面討論問題，牽扯著的詞彙，總是誤解、理解、歧義、話語霸權，諸如此類。
其實，我總覺得最好是在生活的層面上而不是在文化代言的層面上討論問題。參與交流的各方都首先放棄自己作為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壓力。首先作為一些生活者相聚，談談各自的故事，各自的問題和困擾，這種關係要仁義得多。也就是説，我的目標其實是“人際”（inter-individual），但是可以從城市下手。“人際”就是“仁”，也就是敏感性，對他人失去敏感，謂之不仁。
下降到“城際”（inter-city）的層面，我們能擁有的空間就要從容得多。城市裏大家都要吃喝拉撒，圍繞著日常生活的問題都是柴米油鹽，交水費交電費，交通出行是否方便，夜生活娛樂怎麼樣。這時候，不同城市的人們面臨的問題本來就相似，出現的差別反而被當作需要探索和學習的城市的奧秘。我們可以在普遍意義上的社會治理的層面討論政治、文化和經濟生活。“城際”把我們拉到一個相對平等和平靜的交往空間，相互的差異更多地成為資源。
在“國際”的層面思考城市館項目在上海的出現，世界各國特別是東亞和東南亞、南亞國家都很容易把這個事情理解成中國崛起的表徵。東亞諸國歷來對中國崛起滿腹狐疑，他們警惕著任何一點傲慢的天朝姿態，甚至到了神經過敏的程度。
對我來説，一個當代藝術雙年展，首先應該是大家分享困難和痛苦，以及對之進行超越的能力的場所。藝術家展示的是想像力和對於現實的批判性，想像力的需要正好説明瞭現實的缺陷，現實的未完成。奧運會尋求勝利和榮耀，世博會展示成就和獨特風情，而雙年展是一個交流匱乏和批判性的地方。在尋求勝利的競技中人們甚至可能相互為敵，在各自展示成就和獨特性的時候，他們引起好奇的圍觀，但並不需要形成共同體。只有在分別拿出自己的苦難和克服苦難的想像力行動的時候，人性中最善意的那一部分才開始啟動，人們才真正開始感受對方，將心比心，不再麻木不仁。
當人們能夠互相體會對方的問題、焦慮，並欣賞和分享對方解決問題之道，他們互相感知、感懷，他們才開始結為共同體。回想一下，我們的反日青年是在什麼時候對日本人産生過好感？是不是在日本救援隊在四川地震災區搜救傷亡人員的時候？是不是在搶救福島核電站的勇士們以命相許的時候？
對我來説，藝術和文化交流必須從國家敘事下降到這樣的生活的最基本層次。在那些危急時刻，人們的“對話”和通訊，人們的資源分享，並不是一種文化隱喻，不是吃飽了撐著的奢侈品，而是相依為命的必需品。在這個層面上，人們最容易放下偏見，推心置腹。這都是老生常談了，這不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嗎？而要進行這樣的交換，城市是比國家更寬敞的廣場。
所以，當我在構思日本的城市館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福島。（作者係第九屆上海雙年展總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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