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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的一個下午，陽光透過巨大的格狀玻璃，直射國家博物館西大廳。明亮的大廳里正瀰漫著夢幻般的煙霧，遠處隱約傳來電鑽機的噪音，在朦朧中，除了保安們輪流巡視，就是清潔工反覆刷洗著地面。一道電子柵欄將少量的參觀者和大片未開放區域隔開。
2011年3月1日，因改擴建工程塵封了4年的國家博物館開始接待公眾參觀。國家博物館——一座宏大的建築。站在西大廳中央，面朝長36米、高12米的巨型浮雕《愚公移山》，頭頂是368個採用了中國傳統建築風格的藻井，由西大廳、中央大廳、東大廳串連而成的東西軸線長200米，南北向的藝術走廊長330米，所有的尺度都超乎尋常地大。一個細節是，國博劇場的座椅排距足有105釐米，館長呂章申曾特意提到，“比國家大劇院還舒適，他們才95釐米”。
據稱，改擴建完成後的國博建築面積近20萬平方米,是原來面積的3倍,成為世界上建築面積最大的博物館。現在，這座擁有49個展廳的龐然大物橫臥在天安門廣場的東側，散發著恍若莫高窟般神秘的光芒。而相比自己的前身以及國內許多博物館，國家博物館最明顯的轉變之一，就是從單一敘述歷史轉為藝術、歷史和建築並重的綜合類博物館。參觀者可以輕鬆愉悅地欣賞來自全世界的文明瑰寶，而不是單純接受教育。
神秘已露出一角，揭開全部還需要更長的時間
從2011年3月1日起，國家博物館開始接待公眾參觀。3月1日至16日只接待團體觀眾參觀，3月17日開始，每天接待觀眾3000人次，其中團體觀眾2000人次，零散觀眾1000人次。
一直到4月1日德國三大博物館特展“啟蒙的藝術”開幕之前，觀眾在新國博能夠欣賞到只有《復興之路》，另一個常設展覽“古代中國”正在布展中，開放時間未定。
記者在展廳裏漫遊時，遇到來自南韓的媒體同行，南韓文化廣播公司（MBC）駐京記者申岡均。他告訴記者，聽聞中國國家博物館開館的消息，他急著就來了。
原本是為了拍攝古代中國展的畫面，現在只得把視線投向《復興之路》。看完足足三層樓、八個展廳的內容，申岡均感到它在展現“中國人民是勤勞勇敢智慧愛和平的偉大民族”的歷史面貌上實現得很完全，讓他這個外國人也感到中國近現代在艱苦中卓絕奮鬥的不易。不過，《復興之路》較多運用圖片和敘述的展陳方式讓他覺得新鮮，“我作為一個普通觀眾需要去看去念這麼長一個展覽，可能需要三五個小時，會非常累喲，以後的展覽都會這樣嗎？”他開玩笑似地説。
假如申岡均有機會向國家博物館的官員提出這個疑問，他可能會很高興得到一個否定的答案。
“它只是我們的一個常設展覽，不能代表國博的全部。《復興之路》是向國慶六十週年獻禮的一個重要展覽，原來就在國博的這個位置展出。展覽結束後我們在有關部門的主持下又對它進行了修改和完善，現在率先復展。”副館長陳履生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這樣説。
是歷史視野的拓寬不是簡單改名或兩館合併
全館上下都在努力塑造這樣一個公眾形象：國博已經從單一敘述歷史轉為藝術、歷史和建築並重的綜合類博物館。參觀者可以輕鬆愉悅地欣賞來自全世界的文明瑰寶，而不是單純接受教育。
“中國國家博物館是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基礎上合併組建的。這個組建不是簡單改名，不是簡單的兩館合併”，這個觀點隨著呂章申館長的多次強調而愈發形成廣泛的共識。在呂章申看來，最值得稱道的是國博展陳方式、服務觀念的變化，“從過去側重歷史類收藏、研究、展覽，轉為歷史和藝術並重，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産均衡考慮，要建立的是具有國際目標和世界影響的綜合性博物館”。
像許多關心國博的人一樣，84歲的蘇東海先生關心著支撐大館的諸多細節。“功勳坦克能不能運進來？”記者來到蘇東海家中採訪時，他拿起報紙上登出的新聞照片，琢磨的是承重結構。蘇東海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做過地下工作，參加過抗美援朝，轉業後成為新中國博物館事業首批研究員之一，曾擔任中國革命博物館陳列部主任，現為國家博物館學術委員會成員。
在他看來，國家博物館及其前身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在過去幾十年裏也走著一條逐步放寬和擴大的發展道路。
革命博物館的展陳思路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黨史為主體；第二個階段，擴大到以革命史為主體；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革命博物館陳列改革時，以政治為主線，增加了社會和文化的發展的內容，提出了以寬泛的主題劃分歷史的“自然段”——“近代中國，現代中國，當代中國”，一些歷史原因造成的傾斜也被扶正。“比如在《復興之路》裏看到的對抗日戰爭時正面戰場殲敵數量的陳述，並不是第一次，早在革命博物館裏就已經這麼寫了。”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也是這樣。原先的主題是牢牢扣住階級鬥爭和農民起義。“改革開放後，不以階級鬥爭為綱了，就以王朝體系為主線。現在又打破了，是以大體上的歷史時段為主線，如以春秋戰國、中國一統等為節點。”蘇東海説，哪些是稟承，哪些是改進，都會一一體現在“古代中國”的展陳體系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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