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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年前的古人是怎麼生活的？目前所知面積最大、同時期內唯一的保存較好的楊官寨遺址或許能回答這個問題：在考古專家的大膽推測中，這個相當於40個標準足球場大小的聚落，也許是我國最早也是規模最大的城市，城市邊緣有一條長達1945米的環壕。那時，社會已經有了簡單的分工，生活在城中的古人有的以制陶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人狩獵。維繫他們關係的，除了血緣，還有某種制度。
2004年，在工業園的一次修路工程中，一座西元前4000年到西元前3500年間的遺址被挖了出來。因為地處楊官寨，考古學家把其稱為楊官寨遺址。
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研究專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接受《外灘畫報》採訪時表示：“這是目前所知面積最大、廟底溝時期唯一的保存較好的大型環壕聚落遺址。”所謂環壕聚落，就是大型人類聚居地。
3月31日，楊官寨遺址入選2008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並位居榜首。
4月，《外灘畫報》記者趕赴楊官寨遺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楊官寨考古隊已經在這裡鑽探和發掘了4年，記者在現場見到：一條長達1945米的壕溝內，24.5萬平方米的楊官寨聚落已初見雛形。在考古專家的大膽推測中，這個相當於40個標準足球場大小的聚落，也許是中國最早的城市。
鏟出的古代世界
“鹿垣形勝佔秦雄，二水溶溶浸碧空。漁唱不離煙靄外，人家長在圖畫中。”清代高陵知縣丁應松曾經用這樣的詩句來描繪高陵的風景。其中“二水”指的就是涇河和渭河，這曾經是陜西最重要的兩條河流。
古代人類文明基本都以河流及流域為發源地，楊官寨村就位於涇渭兩大河流匯合處西面。“渭河的支流比較多，僅與秦嶺有關的支流就有70多條。一般情況下，在這些支流兩側的階地上都有仰韶時期居址，其數量堪比現在的村落。渭河就像一條大項鍊，維繫著一顆顆如珍珠般點綴著的仰韶村落。”王煒林介紹道。為此，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涇渭工業園內設立了涇渭考古基地。
2004年5月，涇渭工業園決定實施南面路段的延伸工程。在沒有通知考古研究院的情況下，幾輛大型挖土機開動了。
隨著挖土機“轟”地一聲鏟下去，人們驚奇地看到，在翻起的黃土中，夾帶著無數碎陶片，其中有的陶片上還有艷麗的色彩。
得到消息的王煒林迅速趕到了現場，“土不是一般的黃土，從地下翻出來的都是灰土，這意味著這個地方是個大灰坑。”王煒林最初的判斷，這裡可能是古代人類活動的一個遺址，或許就是另一個姜寨。姜寨遺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迄今發掘最徹底的一個遺址，面積為5萬平方米。
灰坑就是古代人的垃圾坑，“過去人類的很多活動都需要挖洞穴，比如儲存什麼東西，或者為了取土。後來隨著時間流逝，這個坑逐漸被填平，但是其中經常埋藏著當時人們生活的遺留品，比如陶器的殘片等。通過這些，我們可以推斷出當時人們的活動內容。這種坑的土質都發灰，所以叫灰坑。”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助理李崗接著解釋。
那些挖出來的陶片經專家鑒定，被認為是廟底溝時期和半坡四期文化的産物。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隨即成立了一個楊官寨考古隊，王煒林任領隊。通過地面探查後，考古隊把這個遺址的範圍界定為80多萬平方米。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29條規定：“進行大型基本建設工程，建設單位應當事先報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門，組織從事考古發掘的單位，在工程範圍內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進行考古調查、勘探。”但是楊官寨考古隊的工作還是受到了重重壓力。
涇渭工業園是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與西安市高陵縣政府聯合共建的重點發展園區之一，遺址所在的土地原本已被劃為工業用地。一個大灰坑並沒有什麼説服力，急著動工建設的企業並不願意為一個未知的結果等上好幾年。“我們當時也不敢肯定什麼，只知道要先交涉，把涉及到遺址安全的工業建設都停下來。”回憶起當時與工業園區的交涉，王煒林至今記憶猶新。
為了保住楊官寨遺址，王煒林和考古隊租住在楊官寨村村民的房子裏。從2004年起，他們日夜守在遺址旁。
他們搬來陜西省文物局領導，請來專家論證遺址的重要性，多次交涉，企業總算答應暫停施工。但是晚上，他們剛躺下，推土機就開始“轟隆”作業。“他們不時地去推一下，希望造成既定事實。”
一方面是園區企業的不理解，一方面是一個看起來更像個工地的遺址，王煒林曾經一度差點放棄。“這邊我們最終還是沒保住，廠房已經全部建立起來了，下面的東西全毀了。”王煒林指著遺址南面的建築，一臉痛心。
在楊官寨入選“2008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時，陜西有個記者曾經問他：“你發現這麼重要的東西，激動不激動？”
“我實在激動不起來，因為我不知道能不能保住它。”王煒林當時這樣回答。
中國最早的城市？
“考古學就像是推理小説，是叫死人説話，讓過去的世界説話，他們只能通過遺跡和遺物傳達資訊。”王煒林説。
楊官寨遺址的挖掘獲得重大突破是在2007年12月。當時，楊官寨考古隊隊長張偉正帶領隊員在遺址的東北角進行挖掘工作，突然，他發現有一處土質土色和其他地方不一樣，“裏面全是灰土。”
但是這些灰土留下的痕跡不像是普通的大灰坑，灰土出現的範圍形成了一條長長的灰土帶。這一發現為考古隊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這是不是一個類似于姜寨的遺址，週邊有一個環壕？
“半坡時期的人都是規劃大師，他們會先挖一個環壕將整個聚落圍起來，聚落裏的房子門都衝著中心的廣場。不像現在的人，都將房子的門朝著向陽的一面；他們是圍繞廣場做一個向心式的佈局，廣場是他們最重要的場所，他們可能在那裏聚會、祭祀甚至跳舞。”王煒林介紹説。
作為半坡文化的繼承者，廟底溝時期的人們如何居住？如果是環壕，這將是多大的一個聚落？考古隊在遺址周圍取了四個點進行現場發掘，證實了壕溝的猜測。發掘結果顯示，靠近南面的兩個拐點的探方相繼都出現了相同的灰土。
2008年5月18日10時，考古隊正在遺址西面進行最後的探方挖掘。沿著灰土的痕跡，張偉發現挖到某一處，灰土帶消失了，“覺得有點奇怪，怎麼就到頭了？難道這不是我們假設的環壕？”張偉有點失望。緊接著，他在相隔兩米處繼續挖掘，結果灰土帶又出現了！
28歲的張偉興奮地打電話向王煒林彙報，“王院長，真的有環壕！”
王煒林並沒有立刻相信這個年輕人的話。他挂上電話，立刻驅車從西安市區趕往楊官寨。
11時，到達現場的王煒林在認真看了好幾遍西邊的情況後，久經沙場的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動，“那是4年來最興奮的時刻，環壕確認的意義很重大，這是前所未有的發現。廟底溝時期的聚落真是超出想像，按照探測結果，楊官寨的規模相當於12個姜寨。”
如果説姜寨只是一個小村落，那麼12個姜寨足以成為一個城的規模。在東北段環壕內側，接近溝邊的位置，考古隊還發現了疑似墻基的遺存。如果這個猜測得到證實，這將會是中國最早也是規模最大的城市。
對此，王煒林的解釋是：“會不會有城我不敢肯定。但是位於河南鄭州的西山遺址表明，這個時期已經出現城了。不過西山的城規模也不大，大概是2.5萬多平方米。那時，夯土墻也已經出現了。”版築夯土墻是我國最早採用的構築城墻的方法，也是城的一個重要標誌。
2008年9月4日，包括嚴文明在內的11位專家來到楊官寨遺址。勘察完畢後，專家們一致認定，楊官寨遺址是我國首個被發現的廟底溝時期完整環壕的大型聚落。
6000年前的古人是怎麼生活的？
6000年前的古人是怎麼生活的？楊官寨遺址的發掘或許會告訴我們一些答案，但還是有很多謎團難以解開。
比如説那條長達1945米的壕溝。挖這樣一條壕溝會産生10億立方米的土，這樣的工作量不是個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王煒林認為，這是少數人指揮多數人勞動的結果。或許在那個時候，人與人之間已經有了等級和階層之分。
此前，在楊官寨遺址附近，考古隊還曾經發現了韓村、開工渡等仰韶時期遺址，但是規模均小于楊官寨遺址，“結合楊官寨特殊的地理位置，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遺址或許是關中廟底溝文化的中心聚落。”王煒林説。
讓王煒林他們不解的是，楊官寨村這麼大規模的聚落，“人死了之後埋在哪？”至今，考古隊都沒有在周圍找到大規模墓地。
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遺址已經表明，半坡時期的墓葬都位於環壕外面，大部分是合葬。“以血緣關係為紐帶，每個墓地裏看不出人的身份和等級。”2006年在河南靈寶西坡遺址上展示出來的半坡四期墓地中，考古學家發現了隨葬玉器的墓葬，這表明半坡四期時代已經出現了等級。
但是真正屬於廟底溝文化的墓地至今都沒有發現。“具有如此發達文化的人們，死後埋到哪去了？我們對這一時期的墓葬文化尚不清楚。以往，這個時期的彩陶圖案都是以鳥為主，我們有時候會開玩笑説是不是讓鳥吃掉了，有天葬的可能性。但是學術研究是需要證據的。”王煒林笑著説。
此外，壕溝挖出來的10億立方米的土去了哪？在遺址附近，海拔最高的位置就是楊官寨村，所以那麼多土方不可能堆放在村外。考古專家們推測在遺址內部，應該會有一個很大的高臺建築，“我們現在還沒有發掘到遺址裏面的東西，如果存在高臺建築，這又是一個重大的發現。人們也許都葬在高臺處，這或許還會解開墓葬的謎團。”面對這麼多懸念，王煒林很興奮。
除了環壕聚落外，考古專家還在楊官寨遺址南面發現一組窯洞式建築群遺址，距今5000餘年，這是關中目前已知最早的窯洞式民居建築群。
在成排的窯洞式建築群中，考古隊還發現了大量的陶窯。二者的排列基本呈平面“呂”字形結構，即每一個窯洞式建築後面都有一個燒制陶器的陶窯。燒陶是仰韶時期非常重要的一項活動，幾十年前挖掘的西安半坡遺址便展現了半坡時期人們的制陶生活。
考古學家還在陶窯的旁邊發現了專門儲藏陶器的窖穴，在其中的一個窖穴裏，考古隊員挖掘出了20多件完整的尖底瓶。“一個家庭用不了這麼多瓶子，這證明在當時，陶器是成套生産的，可能用於交換或其他用途。可以想像當時人們已經開始分工，比如住在這個房子裏的人是專門燒窯的。窖穴建在房子旁邊，也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私有的觀念。”王煒林説。
通過考古學家的挖掘，人們可以拼湊出這樣一幅場景：6000年前，生活在楊官寨遺址的古人們製作陶器並作為器皿，用陶刀收割糧食，用石球狩獵；維繫他們關係的，除了血緣，還有某種制度。那時，社會已經有了簡單的分工，他們中有的人以制陶為生，有的人耕地，有的人狩獵。他們會通過交換來達成彼此的需要。他們之中最強壯的或者擁有最多生産資料的，將會成為首領，號令人們的行動。他們中間可能已經有了分工和階層的出現。
4月8日11時，勞作的民工在清理西邊壕溝最底部的土，“這下面已經沒有什麼陶片或者是其他物品的殘留了。”張偉站在壕邊，認真地觀察著挖掘現場。
4年多來，考古隊在楊官寨遺址的考古發掘面積已達17278平方米，發現各類房址49座、灰坑896個、壕溝9條、陶窯26個、甕棺葬32個、墓葬45座，挖出來的碎陶片裝了20多輛卡車。
53歲的趙周榮正在楊官寨村租借的村民屋子裏幹活。他的工作地點是一間不到5平方米的房子，周圍的架子上擺滿了已經修補完的陶器，更多的碎片散落在地上，等待他一片片的拼補。
趙周榮做了35年的陶器修復工作，是這一行的專家。他拿起一塊陶片，認真地看了一會；又揀起另外一塊，在比對後，他丟下手中的陶片，重新挑選了一塊，“有時我會從顏色上簡單分辨這些碎片是不是一個陶器上的，但是更多的時候，我會從陶質上區分它們。”
趙周榮拿起兩塊陶片給記者看，“這塊是夾砂的，而這塊偏泥質。”將幾十甚至上百片碎陶片，拼湊成一個完整的器皿，需要多年的經驗和功底，“越大的東西越難掌握弧度，也越難補，只要偏了一點點，就差很多，比如大肚瓶，稍微有一塊翹了，你就再也沒辦法補成一個完整的圓面。”
楊官寨的陶器修補活，是趙周榮所接過的最大的工程，“不僅數量多，而且類型也多，包括了廟底溝時期和半坡四期的陶器。”
配合趙周榮一起工作的，還有40歲的技工馮師傅。如今，兩人已修好陶器近400件，“但是真正意義上的修復還沒有開始。”趙周榮笑道。
楊官寨出土的眾多陶器中，趙周榮印象最深的是一件疑似“天狗吞月”圖案的彩陶。“我做了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圖案。而這次挖出來的彩陶中，只有兩件帶有圖案，一件上面是蜥蜴，一件就是這個天狗吞月。”
在工地修復室的架子上，王煒林拿起一件剛修補好的小件陶器，這看起來有點像現代人用的精油燈，他嘖嘖讚嘆道，“這個東西以前從沒見到過，估計又要引起不少人關注了！”
考古研究院基地的庫房裏也堆滿了楊官寨遺址出品的珍稀陶器。記者隨手拿起一根細小的錐形物品，驚訝地發現這居然是骨頭打磨出來的古人髮簪，表面拋光得非常光滑，閃著圓潤的光芒。“這是楊官寨最經典的東西，一定要小心拿好。”王煒林提醒道，“剛出土的時候就是這麼亮，楊官寨人的工藝水準真令人折服。”
王煒林拿起一個石璧給記者看：“這是目前最早的璧了！這件可能是琮，古代人認為天圓地方，這個石琮內圓外方正好代表了天地，它可能是巫師通天地的法器。”
擺放在架子最顯眼處的一個笑瞇瞇的人臉覆盆狀陶器（又稱鏤空人面飾覆盆狀陶器）十分引人注目，這也是楊官寨出土的經典文物，“這個東西肯定不是實用器具，只能説是用來祭祀，但祭什麼我們也不知道。”
眾多陶器中，有一件類似三星堆出土銅人面的大眼睛殘片，大大的眼睛和高高的鼻子交錯分佈，“如果能復原起來，這應該是一個圓環，眼睛和鼻子互用。”王煒林説。
28歲的張偉有大膽的想像力，他指著陶祖（陶質的男性生殖器）猜測道，“當時母系社會的首領出現時，有可能是戴著這個人面的陶盆做帽子，一手握著陶祖，來表示她的權威和地位。”
在楊官寨遺址西門兩側的環壕中，考古隊還發現了大量層層疊疊堆放的陶器、石球、陶刀等。每一層的器物群都不一樣，有的盆多，有的罐多。據王煒林介紹，在以往其他遺址的發掘中，他們從未遇到這樣的情況。
為了解開這些陶器的謎團，考古隊需要勘測環壕中每一層灰土的年代。“以此了解這個環壕的堆積過程花了多少年？分了多少層？”此外，考古隊還需要分析每一層土中的植物遺存，從而大致推斷土層發生堆積時的季節。
通過了解土層的年代，分析同時代的植物遺存，考古隊可以確認各種陶器所屬的年代和文化，推測不同陶器的用途，並復原持續了500年的廟底溝文化每個時期的標誌性陶器。
楊官寨遺址給了專家們很多想像的空間，眾多的謎團只有在完全發掘完後，才能得到有力的證據支援，而這會是一個漫長又艱巨的過程。
4月7日，王煒林接到了陜西省政府下達的文件，文件要求對楊官寨遺址實施保護。他站在遺址的西門上，望向最東面延伸的遺址遠處，“現在看著這塊土地，我覺得很自豪。我們這代人，也許沒有機會揭開它的謎底，但是至少，我們為後人保住了這份遺産。”（據《外灘畫報》） |
